近代右江流域烟毒探析 /陆吉康 段艳

近代右江流域烟毒探析

陆吉康  段艳

鸦片在唐代由阿拉伯地区传人中国,初名婴粟,作为一味良药被医家重视明时称为乌香、鸦片或阿芙蓉,清中叶后, 朝野上下形成了一个吸食鸦片的阶层。中英鸦片战争后,鸦片如潮水般地涌人中国,危害甚巨。清末政府曾一度鼓励民间种植婴粟,以本地烟土与外来鸦片相抗衡,以分鸦片贸易之利,其害遂由此一发不可收拾。民国时期,由于各地军阀各自拥兵自重,割据一方,为扩充军队,抢夺地盘, 竟相鼓励或逼迫农民大种婴粟,从烟土贸易上搜刮民财。于是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这样的世界记录：“罂粟种植最广, 鸦片产量最多, 吸毒人口最众。”[1]本文拟从近代广西右江流域的烟土过境、交易、消费和种植诸方面人手进行探讨, 从一个侧面去了解烟毒在近代广西乃至全国的危害状况, 警示人们切不可对毒品的泛滥等闲视之, 为当代共和国的禁毒工作提供一些历史借鉴。

一、近代烟土过境右江流域简况

右江发源于云贵高原,流域内包括今天的隆林、西林、凌云、百色市、那坡、靖西、德保、田阳、田东、天等、平果、隆安、武鸣等县市。右江流域在地理位置上,北接贵州省,西连云南。在近代历史上, 云、贵两省是南方鸦片的主要产地。在靠近云、贵两省边界的广西省西林、西隆等县也产鸦片。而右江流域上游的百色历来是边陲重镇,是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水路东通南宁,陆路西通云南,北通贵州,因而是云、贵两省鸦片出口的主要通道和集散地,百色当时被人们称为“小金山”。各路土匪、烟帮、政客云集百色城,城内赌馆、娼馆和茶楼林立。据曾经参加驻防百色并亲自参与护送鸦片烟帮的新桂系集团第二号人物黄绍竑的回忆,云、贵烟土经广西运销的主要有四个通道：第一路, 云土由云南的富州,经由广西的镇边、靖西、龙州而人广东的钦州、廉州；第二路,云土由云南的广南府,经广西的剥隘、禄丰到百色,或由广南、黄草坝等地经西林、西隆到百色,黔土则由南龙、兴义、贞丰过红河,经旧州、逻里、黄兰到百色；第三路,沿着红水河经都安,或由武鸣出南宁,或由宾阳出玉林,或直到柳州转梧州出口；第四路,由黔境荔波入桂省南丹、宜北等地,集中柳州出口,或由贵州的榕江经桂林、平乐销湘南、赣南,也有一部分经三江下柳州,经梧州出口的。[2]据此可知右江流域地理位置在滇黔烟土过境上的重要性。另据广东方面的文史资料记载,“广东所推销的鸦片,全部系由广西省运入,而广西出产烟土亦少,主要产烟地区是云南和贵州两省。烟帮由云贵两省运到广西的百色,复由百色运至梧州, 到梧州后,便可由水路直达广州。”[3]另外,广西南部边陲重镇镇南关由于出入越南比较方便,“当时云南、贵州的走私烟帮,多数将鸦片偷偷运人广西,然后取道靖西、大新、龙州至凭样、隘口、风流街和新街,半夜武装押送出龙门关即钱山炮台旁,销往越南的同登、彭家、谅山、太原、河内各地。”[4]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广西是云、贵烟土过境的重要通道之一。

二、近代主政广西的地方当局对待烟土的政策

清末,广西开始明文规定征收烟土税,“广西土膏税捐,始办于光绪三十年正月,由补用道许乃扬在梧州征收。”[5]“本年(光绪三十年),两广土药统税总局设立于梧州,于南宁、百色等地设立土药统税卡,于省城桂林设立办事处。”[6]这笔烟土税收入很大,“自(光绪)三十年十一月起至三十一年十月底止,两广土膏统捐共收库平银1,149,210余两,广西又收过境税捐772,270余两。”[7]后来清政府面临国内外舆论的压力曾下令全国禁烟,当时广西的财政立即紧张起来,时主政广西的张鸣岐在宣统元年(1909年)奏称:“已令种鸦片烟者一律改种杂粮,违者全数充公。⋯ ⋯另又云鸦片烟税为本省税收大宗,现禁种、禁吸,财政甚为困难。”[8]从中可知当时清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公开支持鸦片贸易。“如果一个政府想腐蚀他的被统治者,那就鼓励他们去吸食大麻好了！”[9]而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

进人民国以后,由于军阀割据,各地方势力拥兵自重,自寻财源。而五花八门的烟税更是成为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各种政治势力为争夺罂粟种植地、鸦片运输通道和烟税而连年混战。统治广西的军阀陆荣廷采纳部下建议,开赌收捐和征收鸦片烟税。袁世凯死后,国人要求禁烟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情况下,陆荣廷表面上也下令广西开始禁烟,并派韩彩凤做副司令驻防百色负责缉私烟土,并设置“禁烟督察局”,明文公布禁烟条例,但实际上只是“寓禁于税”而已,对鸦片烟明禁暗经营,由官、商、匪实行垄断,视为地方税收的主要财源。

一九二零年冬, 马晓军率一个团移驻百色。队伍刚抵百色,马上有商会负责人和烟帮头子设宴招待,目的是向驻军要求支持并保护烟土的过境并许以重金酬谢。于是以黄绍竑为首的连队首先勾结烟帮,开始护送鸦片烟土。当时百色的一个著名的烟帮头子陆炎,还同黄绍竑结拜为兄弟。据黄绍竑回忆,“那时烟土最多的一帮就有五十多万两,上帮的人数多的达一千数百人。”[2]当时白崇禧也带一个连队驻守于通云南的剥隘河流域,白崇禧严格执行禁烟命令,部下士兵多有不满,又被烟帮诱惑,结果有一部分士兵趁白祟禧去百色开会之机起了哗变,杀死一个姓伍的排长,跟着烟帮逃人深山。后来,白崇禧带兵去追那些逃兵,“我收回所失之部队、枪械与马匹,且获匪之枪支与物品不少。”[10]一九二四年,广西发生政变,陆荣廷下台,部下各行其是。有个营长叫刘日福,自称总司令,在百色用武装护送烟帮抽行水来作军饷和中饱私囊。不久,同驻百色的马晓军部和刘日福部发生了矛盾,结果刘日福部用武力吞并了马晓军部,俘获了黄绍竑等人,黄几乎被枪毙,幸得百色一个烟帮头子刘宇臣的疏通获释。[11]凡此种种事件无不与争夺烟土的利益相关,可以说,在中国百年近代史上,烟毒的影响力渗透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众生活等社会各个领域。自然地,近代百色的商业跟烟土关系更是非常密切,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民谣“无烟不成商,无商不是烟。”百色街表面上看起来不过是正常的杂货店、山货店、花纱匹头庄等等,但实际上几乎家家都与鸦片烟土发生关系,当时百色的商会会长黎弼臣就是鸦片烟土的主要关系人。一切驻军、官员都不可避免要受这些从事烟土运销组织的影响。

一九二六年,新桂系统一了广西,黄绍竑做了广西省政府主席。“我饱尝了鸦片烟土的好处,对鸦片烟特别加意管理,把它统一起来,公开起来。虽表面上仍用禁烟督察局的名义,但把所谓禁烟罚款,正式列人省政府的预算里面。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可以说,把所谓禁烟罚款公开列人政府预算是由广西创始的。以后南京及其他省份乃尤而效之。”[2]所谓禁烟罚金,乃是为着筹措军政费用而使用的名称,“表面上仍维持禁烟名目,实则籍以筹饷。”[12]新桂系所开征的禁烟罚金收入的数额很大,按全年统计,有的年份“禁烟罚金收入几占地方收入半数以上。”[13]下表是新桂系在禁烟罚金方面的收入比重:

年份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1935年
禁烟收入	6592803.60	3875956.08	13750624.94	10933408.00
全年总收入	17277113.55	13916680.25	27861333.78	28487497.84
禁烟收入比重	38.1%	27.8%	49.3%	38.4%

上表资料来源《广西年鉴》第三回, 上册, 页927

上表说明鸦片特税在新桂系的收入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1828年3月,广西财政厅长黄蓟报告说“禁烟特税,乃民国十三年军事当局鉴于从前军队暗运私包,禁犹不禁,曷若化私为公,课以重税,寓禁于征,此特税之所由来也。”据史料记载,新桂系的鸦片税最高为1928年的17000000元。以后虽有所减少,但仍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来源。新桂系统一广西后所搞的建设,其起动基金也是靠一笔烟土收入作为资本。当时任广西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掌握广西军政大权,想办银行而苦于没有资本,幸亏“刘日福为讨好于我,巩固他的地位,乃电告我缉获私土七十万两呈解省政府⋯ ⋯我得了这七十万两烟土就作价七十万元毫洋拨作筹备广西银行的资金,用来向香港套买白银铸造西毫”, 随后,“省政府就利用广西银行投资, 建筑公路。在那两三年内,就建成了公路三千多公里。⋯ ⋯还办了许多工厂、学校和农场。⋯ ⋯这些所谓黄绍竑时代的建设,都是以七十万两鸦片烟土作为本钱的。”[2]1932年,百色缴纳出入口税款额占全省第一位,当年全省鸦片烟税收入为五千多万元,百色就占了三千多万元。右江区域成了广西省政府的钱袋,百色城中“不仅烟商店主经营鸦片,就连边区司部也成为贩烟的一个权力机关。烟毒贩运多,吸毒者也随之产生。民国24年至26年(1935-1937年),城内有烟馆多家。据民国25年至28年(1936-1940年)累计,百色城内共有烟民1781人,另有私吸者2929人。”[11]

这里应该指出,各地方政权推行的寓禁于征政策,实际所得税收可能只是区区小数,与一般借禁烟之名而行纵毒之实的贪官污吏、土贩奸商的所得相比,也不过是千百分之一而已。在现实社会中,鸦片之祸,弱国病民而寓禁于征,实为饮鸿止渴,挖肉补疮之举,遗害无穷。

三、烟毒对近代右江流域的影响和危害

烟土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和危害实在是太大了,它所提供的税收数额是如此之大,以至烟土也成了各种势力调整他们之间关系的重要媒介之一。“不论新桂系与旧桂系,对于云南贵州从来是不肯得罪的。因为云贵是鸦片烟土来源的地方。尽管滇军两次进兵广西,但事后总是广西方面先派代表到云南去修好。”[2]护送烟土的收入也曾用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一九三零年一月中旬,我再次奉命率部去靖西接烟帮,经过许多的周折,才把一批两广的烟帮接运回龙州。这一烟帮是相当大的, 每两收入二角钱的税款, 就约得了三十万元的西贡币。这对我们当时的革命经费是有很大帮助的。”[14]为了发烟土财,国民政府的不少军政大员也涉入贩运鸦片当中。据史料记载,1937年,吴铁城主政广东,假手所部在广东省内各地包烟贩毒,还与广州湾的大汉奸陈学谈互相勾结,贩运私烟倾销国外。其中有一条运输线路由云南入广西的百色县,经过上思县,转入广东的钦县、灵山、合浦、遂溪等县,每次所运输烟土约二三千万两,串通军政部(部长是何应钦),由全付武装的宪兵沿途护送。”[15]面对日本的侵略,政府大员却忙于贩毒,置国家、民族于危亡而不顾,可见政治之腐败。

1944年10月底,日军在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攻入广西,广西省政府随即移驻百色,省府经费缺乏。时任广西民政厅厅长的陈良佐代理省政府主席,听说西隆、西林两县种有大面积罂粟。于是采取“寓禁于征”的办法来处理,假意发出“严禁”布告,谓此后不得再种,如敢故违,定予严办的官样文章,暗地里却指示手下官员“收获实物,就地变卖,得款随解。”结果收得税款折合黄金共一千七百多两,而陈良佐个人也收受了烟土的贿赂折合黄金近一百两。这件事后被军统、中统特务得知,国民政府下令要惩办经手的西隆、西林两县长。最后经广西省政府送四十两黄金给高等法院首席检查官陈锡瑚,此事遂不了了之。[16]

由于明禁暗纵的所谓“寓禁于征”的政策,致使鸦片贸易在事实上的合法化,因而贩毒和吸毒的人数越来越多,以及随之而来的土烟种植的蓬勃发展,导致社会上贩毒和吸毒的涉及各级官吏、军人、地主、土匪、商人、帮会、会党、马帮、鸨母、流氓、乞丐、农民等等,几乎包罗一切社会阶层。“外国用鸦片来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17]吸食烟土的风气吹遍城市和乡村的各个角落,尤其是因为官绅的带头效应,下层民众起而效之。民间对吸食鸦片的人还自认为这是有地位、有身份的标志,是一种享受,因而陷人一种自害和被害的境界却还在沾沽自喜。李宗仁回忆他青少年时代和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时曾说,“我祖父也常在烟榻上把他当年的遭遇以及所见所闻令人愤慨的故事,说给客人和我们孩子们听。”[18]李宗仁首次见到旧桂系的老将领之一的林俊廷时有这样的印象,“林为一忠厚长者,烟瘾甚大。我便在他的烟榻上作竞夕谈,颇为投机。”[18]在广州,“那时滇军将领都有烟癖,见到孙中山、谭延闿或胡汉民、蒋介石来访,他们在烟榻继续抽鸦片,连坐也不坐起来”[18]军队吸食鸦片,战斗力很差。一九二四年人侵广西的数万滇军由于道路崎岖,“加以滇军饷糈多赖鸦片烟维持,沿途销售鸦片,尤妨碍行军速度。⋯ ⋯时人讥讽滇军说,他们每个官兵,都带着两枝枪,一为钢枪,另一则为烟枪。”[18]这样的军队如何打仗？结果被实力弱小得多的桂军打得大败。就连当时新桂系头领之一,在军、政两方面的地位仅次于李宗仁的黄绍竑也染上了烟瘾,“我忽然发现黄绍竑的私生活竟相当浪漫和颓废, 甚至瞒着我们吸鸦片。”[18]于是李宗仁就劝他戒烟。黄绍竑则答:“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19]后来李济深和邓演达首次去访问黄绍竑,他们见到黄绍竑抽鸦片,邓演达严肃地说：“这是什么样子？在革命的队伍里是不相容的呀！季宽,你要参加革命就要首先把这个东西戒脱！”[2]于是黄绍竑才决心戒烟。据黄绍竑讲,他的父亲这一辈以前是不抽大烟的,但到了黄绍竑这一辈连同黄绍竑的祖父的叔伯兄弟到抗战时还存在的十一人中就有“瘾君子” 六人。以上这些实例说明官绅阶层的吸食鸦片烟现象是很严重的,必然会深刻影响周围的人群,引起别人的效仿。

右江流域是云贵烟土的重要通道,流域内的人民也深受烟土的负面影响。如在平果县,“清代至民国年间,县内吸大烟的人不少。各圩镇皆有大烟公开摆卖,一颗玉米大的生烟泥就是一挑大米钱。吸大烟者,多是富户人家,也有少数穷人吸毒。常年吸者,身体消瘦,面色青黄,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在田林县,“县境地处滇黔桂三省结合部,解放前贩卖鸦片的马帮来往不绝,每帮少则一匹马,多则几百匹马,并武装押运。⋯ ⋯县内民众种植、吸食、贩卖鸦片也很突出。”[19]在德保县,“民国25年,天保县有2417人吸食鸦片烟,敬德县有558人吸食鸦片烟。30年以后,天保、敬德两县对吸毒和种植罂粟更加放宽。36年敬德县种植罂粟17.7亩2.5万株,天保县县城附近农村富户也大量种植,边远农村自不用说。种植量的增加至使吸毒人数增多,犯罪率上升。”[20]在武鸣县,“民国年间,吸鸦片者城乡皆有。民国22年,县境内一些地方种植罂粟。⋯ ⋯民国38年,仅灵马一带种植罂粟面积达550亩。⋯ ⋯贩运鸦片者自百色、田东运至玉林、贵县等地,大宗贩运鸦片者与政府当局头子相互勾结,武装护送来往于贵州、百色、南宁和广州等地。”[21]右江流域内种植罂粟较多的记载是在西林,“据史料记载,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西林年产鸦片5万两,以亩产50两记,播种面积1000余亩。”[22]在乐业县,民国十年至十三年(1921-1924年),“据同乐街上老人回忆,乐业坝连到武称一带,良田都种(鸦片),约有3000亩,产量15两。全县种植约8000亩,产量约50万两。”[23]种植最多的是在西隆,“一九四五年仅西隆一县的种植面积就达万亩以上,年产鸦片一百多万两,烟税收入折合黄金一千七百两。”[24]在凌云县城,“从光绪末年至民国年间有比较大的苏杭、洋杂货店家,其中有家从事烟土兴贩业务,而且大多数商家的烟土收入是主要收入,占总收入的50%至100%,苏杭、洋杂买卖不过是表面的和顺带的生意而已。” [25]在靖西,“由于烟帮来往频繁贸易之盛,获利之丰促使我县之安德、南坡、龙临、化峒、新兴及城厢等乡成为鸦片聚散之地,刺激了当地商贾及居民纷纷集资从事烟贩,而且邻县如镇边、敬德、天保等客商趋之若鹜,荟猬集靖西,当时我县确为烟土辐揍之地。⋯ ⋯我县安德、龙城学前街当时只有百户人家,而吸毒者就有36户。”[26]在那坡,“清末至民国时期,本县种植罄粟以城厢、龙合、三蓬(今定业)、果把(今坡荷)、念银、平孟、六蓬(今百都)等地较普遍。仅龙合乡年种植达一万亩,收获烟浆约十余万两。⋯ ⋯民国二十五年至民国三十五年年,镇边县有烟民1974人,平均每百人中有2.7人吸食鸦片。其中城厢、龙合、三蓬、平孟、果把五个乡的烟民占全县烟民四分之三。烟民中有老年、青年、壮年, 也有个别妇女。论身份,有平民百姓、有富家少爷、学校教师、政府官员和地方绅士等等。”[27]烟土对当地人民的负面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四、历史的启迪

清朝后期,由于闭关自守,吏治腐败,国力衰微,致使列强大肆入侵中国。战败的清政府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赔款压力,另一方面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穷奢极欲的生活,继续维护其统治,不断搜刮民脂民膏,甚而为了增加财政收入,鼓励贩毒、种毒,从中收取鸦片烟税。进人民国以后,中国事实上已经处于军阀割据状态。为扩充军队,维护自已的地盘,地方军阀势力自然不会放弃税收如此高的鸦片贸易。可以说,烟毒与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密不可分,中国一天不统一,禁烟禁毒永远是一句空话。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清末到民国是一个大变革时期,守旧的统治势力绝不会放弃从烟毒贸易方面得到的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烟是越禁越多。那么,这鸦片税的收入是如此之多,对国家或地方的建设是否发挥了作用呢？不可否认,大量的鸦片烟税流人了私人的腰包,同时也应看到,是有一部分烟税用于国家建设上面了的。例如前文已述及的黄绍竑利用七十万两烟土做资本办银行搞建设,是有一定的成绩的。总而言之,鸦片特税虽能增加财政收入,但却是以弱国、穷家、贫民为代价的，实在不是明智之举和长久之计。特别是在近代的右江流域,除了与烟毒有关的行业获得快速发展以外,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相关产业发展缓慢。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病态。纵观清末到民国的这段历史,烟毒肆虐中华大地上百年, 虽说民生愚昧、迟钝是其原因之一,但作为当时的政府是负有不可推御的责任。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紧紧依靠群众,在短期内即把烟毒的祸害一举清除。改革开放后,随着国门的开放,世界毒潮再次涌人中国,中国禁毒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当代的贩毒手段十分狡猾,许多贩毒集团背后有国内外的黑社会势力相互勾结，在一些边境地区,武装贩毒运毒又重新出现。毒魔向全国迅速漫延,吸毒人员低龄化,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根据历史经验,由于贩毒所获的利润极高,不少亡命之徒置国家颁布实施的严厉禁毒法令于不顾而冒险从事贩毒活动,也不能排除又出现某些政府官员借参与禁毒缉毒之机而行纵毒的可能。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因此,今后禁毒行动一定要注意吸取新中国成立后开展禁毒工作所取得的宝贵经验,扩大宜传,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打一场持久的禁毒攻坚战,为国家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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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南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21卷第3期（2004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