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况愈下的李济琛 /问渔

每况愈下的李济琛

问渔

▲ 滑稽主席人所共弃

    或以为李任潮先生目下正在得发，荣任了什么人民政府的主席，这是一国之元首，照封建时代的先例，则万民共仰的皇帝也！人而至此地步，可谓已臻登峰造极，怎么又说是每况愈下呢? 这里有一个道理，祇须请你看一看我们李主席宝座之下，是些什么群众? 而我们李主席的大权，又是否动得一草一木? 当然啦，谁都明白他是陈铭枢特地物色来的傀儡。虽说李济琛是粤军的旧长官，而陈铭枢是他以前的部下，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更是他麾下的小校，但今日情形有异，部下当权，这个主席其是一言难尽！何况他们在数年前还曾声讨过「军阀李济琛」。主席之滑稽已经如此，而政府之滑稽又加其焉，组府闽中，势同瓮鳖，处中央军粤军夹击之下，须同赤匪毛泽东等曲意交欢，称兄道弟，还得对日本帝国主义暗中招呼，务请谅解「抗日仅充口号，实际当然不敢侵犯帝国权利之分毫」！则做此主席者，真比不做为苦。如若回念往昔开府百粤之时，总领八路之日，每一举动，中央必遣使徵询意见者，不羞死亦常愧死矣！如再不生悔悟，甘愿为粉红色黄色黑色之匪徒所卖，而以主席为聊过官瘾者，势目为全国人民所共弃也。 

▲ 小叙生平素擅奸诈

    李字任潮，广西苍梧人，现年四十八岁，出身于广东讲武堂，后入陆军大学，毕业后，因与广东广西两省军事当局无渊源，郁郁不得志，充北京政府陆军部部员者有年。民国十三年孙总理决心改组国民党。并扩大军事组织，一时闻风响往者甚众，李亦随往，得充粤军第一师参谋长，曾随军入桂，以谋略称。及东江讨伐陈炯明，北路勘定沈鸿英，而第一师师长邓仲元被刺，李即摄行师长职，东江奏捷，李居功首，坐升第四军军长，编制特多于各军，号称最强。是年冬，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雄驱逐陆荣廷，左右江战激烈，李因桂人之故，奉命警备梧州，援助李黄，荣归故里时，铺张之甚，远超过孙总理巡视广西之行，致招物议，但此际李正在腾达，与李（宗仁）白联盟，介绍白崇禧入广州，商量归顺国民政府事，二届全代会开幕，李且因此当选监察委员，如不因共党对李忌刻甚深者，早已不可限量矣，而李之与共党死敌，亦由此始。李身长不满五尺，短小精悍，沉默不苟言笑，在桂系三巨头中，以奸诈著称，即善谋如白崇禧，亦甚惮之。 

▲ 阻挠北伐留守广东

    或云阻挠北伐者，以共产党为最出力，盖共党自问羽毛未丰，在国民党中未取得军事领导权，恐北伐开始后，因军事的特殊发展而被驱逐出党，此则固也。但当时反对北伐者，除共党外尚有桂系，盖桂系虽有军事力量，而无党内地位，深恐胜利之后，不能取得最高地位，仅成党的武装。惟蒋总司令及各领袖，认为北伐时机甚熟，如错过者，且将由其党及桂系之牵制而生问题，乃毅然出师。出师时共党之阻力小而桂系之条件则甚苛，盖非此不足以餍其欲。计当时桂系在革命军中所占之形势，李济琛兼任总司令部参谋长，而率陈济棠徐景唐留守后方，总揽百粤，其参谋长一职，则以白崇禧任参谋处长代行之。此外李宗仁所率之第七军夏威胡宗铎钟祖培三旅，自桂入湘，专取权利，力求扩充，及至两湖镇定，第七军之声势已超过各军，当然李济琛之后方接济有以致之。且就事实论，北伐如失败者，李济琛必拒而不纳，以两广为桂系地盘；幸得全胜，则坐取此革命根据地为已有，李之谋术，进退皆收厚利，谁能及之！ 

▲ 留守坐大俨然盟主

    经数十万健儿之血战，乃能节节胜利，定都南京，统一全国，此中李济琛无尺寸之功可言也。但李因留守后方之地位关系，职权日大；何应钦攻入福建，转而任东路军时，李坐收潮汕之利，亦统一全省。南京既克，清党随之而起，李因措施未善，且野心太大，俨然以一方盟主自居，亲自来沪出席四中全会，而招「一一一七」之变，继之以十二月十一日广暴，使粤中精华为尽。但当时桂系正在全盛，既主张组织特别委员会，又组织执监委员会，使党政处于飘摇无定之境，如无蒋总司令之继续北伐，率健儿直入华北者，国民党将由于此种儿戏而断送。民十七全国统一完成，李又得升第八路总指挥，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权位之隆，一时无两，而使统一后之中国，仍呈割据之奇观。 

▲ 失败以后反动日甚

    李在十八年被扣于南京，至二十年冬始复自由，时桂系侷处广西，而李之部众亦全数叛李，以李之阴谋亦感难于立刻翻身。但李固非独占方面不快，不能割据不乐者，因此中央依畀虽隆，任之以参谋部长，尊之以剿匪军副总司令，仍不能夺李反动自为之志。初则组织抗日军人联合会，搜罗退伍失职之腐败军官，图谋举事不成，继则南下依×××，进行夺取广东，对陈济棠之部下煽动收买无所不至，亦归无效，最后乃联络方鼎英陈铭枢等，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为新国民党之军事首领，发起政治倒×军事倒×之阴谋，对冯方诸役无不参预，然尚未公开反党也。不意因陈真如之诱劝，竟又舍去×××及新国民党，入闽做其傀儡主席，其热心利禄，沉醉权位之态度，真鄙夫之不若矣。迹其生平，完全为军阀手段，初不知有党，在八路总指挥任内，从未举行总理纪念周一次，即有会议，亦不读总理遗嘱，其叛党也尝不足怪。且李陈（铭枢）合作，要为彼此利用，陈非甘居人下者，而李亦不愿手无实权者，因此当时之人民政府，不知闹出多少花样，演出千般丑态也。 

原载《现代史料》第四集（上海：海天出版社，193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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