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崇禧一封电报说了些什么？ /张任民

 

漫天风雪阻归程，旅邸凄清百感生！

入眼旌旗非故国，惊心烽火到神京。

楼台冷落人疎散，江汉奔腾夜有声；

急景残年归未得，此生何日见升平？

民国三十七年岁暮旅居武汉感怀七律一首——张任民

由汉口派来一架飞机
        民国三十七年的夏天，因戡乱军事，节节失利，白崇禧将军拜华中司令长官之命，坐镇武汉，并特地把安徽省主席李品仙调任副司令长官，以资襄弼（李品仙调任后，安徽省主席一职，由夏威将军继任），策划华中方面对共军作战事宜。笔者那时已经解除了军职，经民选为广西省立法委员。在立院休会后，便离开南京返回桂林小住，对李、白两公之事，很少参与。 
        不料到了那年的冬初，白将军故人情殷，却从汉口接连打了几个电报来桂，促我赴武汉去小住些时。白氏的意思是，彼此多年袍泽，久共戎行，在国事蜩螗的时候，大家能聚在一起，常常谈谈，也是好的。我接电后，正在考虑或行或止，而白氏从汉口派来迎载的飞机已经飞到桂林了，于是，便决定尅日动身前往，登机启程之日，同行者尚有广西省主席黄旭初（现居香港）、广西军管区副司令吕竞存（现为国大代表，居台湾）、民政厅长李新俊（刻下侨居婆罗洲）、财政厅长阳明炤（阳氏前年在港撞电车，重伤不治逝世）等数人。我飞抵汉口后，即下榻于白氏私邸，成为他家里经常座上客之一。

徐蚌大会战即将展开

        当时因为华北方面，傅作义已以“局部和平”方式投共，直鲁豫各省都告变色，林彪尽驱精锐由东北大举入关，锐不可当；戡乱的军事，已陷于极端不利的形势中。而国军则集中七、八十万众主力部队，在津浦铁路线的徐（州）蚌（埠）一带，作纵深部署，准备吸引共军于此，作一鼓围歼之计。当时东北、华北虽已变色，而国军实力仍极雄厚，集中于徐蚌一带各部队之装备以及所拥有的新武器、战车等，亦为抗战以来的精华，可见当时中枢对于这一场决定生死的徐蚌大会战，已抱有孤注一掷的决心。

        我住在白氏私邸，早晚都和白氏见面，除了他处理要公的时间外，有时晚间我们常喜谈到深夜才就寝。当时武汉方面并非对共军作战的主战场，虽然军运频繁，呈现一片战时景象，但社会秩序如常，人心尚还镇定，但在豫南、鄂东以及大别山区一带活动的共军，也有六、七万人，属于刘伯承纵队。而白氏那时在华中区所统辖的部队，除了广西原有的第七军（军长李本一）、第四十六军（军长张文鸿）、第四十八军（军长谭何易，现居台湾）三个军共约八万人外，另外则有河南张轸（张原任河南省主席兼兵团司令）的杂牌保安部队一万余人，另有滇军鲁道源和川军杨森两部亦共约万余人，都划归白氏指挥。但可惜这些队伍皆已兵疲械窳，不堪一战。综计当时白氏在华中所统辖指挥的兵力，共约十三万人之谱。  

两件事白氏伤透脑筋

        在民三十七年冬和三十八年初，也就是我住在白氏私邸的那一段时间里，有两件事情确使白氏伤透脑筋：其一是，襄（阳）樊（城）防守司令官康泽不听命令，使襄阳失陷，康亦被俘，武汉震动；其二是，当徐蚌会战失利，徐州将被围困时，中枢电令白氏要将华中的主力部队第七军调往增援徐蚌，侧击共军。白氏那时格于华中情势危急，而兵力微薄，在势无法抽调，懊丧之余，竟对中央电令，久置不覆。而且以后又贸然发了一个电报到南京，竟演变成所谓“桂系逼宫”，以及蒋氏引退、李宗仁代总统一幕历史性的大悲剧！

        这件事，确实太重要了，我们今天旧事重提，绝不宜再谈什么“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因为我那时是住在白氏家里的客人之一，朝夕聚首，无所不谈，对于个中曲折，是全盘了然的。如今痛定思痛，我当就我所亲历、亲见、亲闻的一切内情，从实纪述出来，或可供后世史家参考之一助。  

康泽不守野偏要守城

        这里先述康泽失守襄阳的经过：当民三十七年冬，共军贺龙、孔从周等部，分由陕南、豫西窜扰鄂北，襄樊告紧。贺、孔等共军虽约有三万，因战况逆转，到处风声鹤唳，自亦不敢轻视，襄樊既为鄂北重镇，不能有失，而康泽此时乃自告奋勇，向中枢请命，愿负襄樊防守之全责；令下后，康并率带中央军与川军各一个师驰往部署，过汉口时，康曾谒见白氏请示机宜（因襄樊亦属华中司令长官指挥范围之内），晚间白氏曾约康泽到私邸便饭，我亦在座，谈笑殊欢。翌日康即驰赴鄂北前线去了。

        康泽去后，白氏曾与我等论及襄樊防守问题，并顾虑康泽久任特工工作，甚少亲临战阵，恐其指挥经验不足。因襄阳与樊城相隔着一道汉水，且河面广阔卖屑，不易兼顾，兵力布署，不能稍有差池。数日后，共军果已沿襄樊节节猛犯，白氏遂急电康泽，着令放弃樊城（樊城在汉水北岸），固守襄阳；并一再坚瞩守野勿守城，布防应依襄阳城外之山形构筑工事，俾进出攻守，有活动运用之余地，万一军事不利，尚可进退自如，若以守城为重点，一旦被围，将成瓮中之鳖。白氏电报与电话虽接连不断，与康保持连络，无奈康抵襄阳后，一切自作主张，对白氏命令置若罔闻，而且迳行电呈中枢，报告守城较守野为上，康的理由是：城可固守，而野无把握。

        彼时中枢亦以康泽既身在襄樊前綫，当较白氏为了解当地实际状况，在军情紧急之下，乃电令康泽可自行决定，便宜行事。盖康泽实际上已有点气馁，不过欲凭城自守而已！

中央调第七军援徐蚌

        当襄阳与南京间无线电报往来时，恰巧又被华中电台所截获，白氏得见中央覆康之电令，为之焦急莫名。康既不服从华中指挥，拍去电报，竟亦避而不接，而白氏又深知襄樊地形，襄阳城里，大而无当，决难固守。在无可奈何中，特派一军用专机携载命令飞往襄阳空投，务令康泽守野，切不得守城。迨专机飞临襄阳上空时，机上人员俯视地面，已可清晰看见共军那时已对襄阳山地向城中猛轰，城中秩序已乱，命令已无法投下。专机只得折返汉口回报，白氏闻耗，顿足叫苦不迭。因康泽所率中央部队，携有最新大砲三百余尊，未经施展，反以资敌，如此作战，尚有何说！

        襄阳不旋踵即被共军所攻占，康泽本人亦被俘。在那几天内，白氏绕室徬徨，寝食难安，“小诸葛”至此，亦难有“安居平五路”之能耐了！再过几日，鄂北共军乘胜向南威胁，武汉外围又增加一大压力。此时白氏乃迫得将第七军自鄂东麻城一带调至信阳、花园，以固武汉三镇的正面。就在此时，又接获湖南方面程潜与陈明仁不稳消息之密报，而徐州被围，中央电调华中第七军前往徐蚌增援，侧击共军之命令亦先后到来。白氏面临此重重危局，一时确有无从措手足之苦。在忧愤交集之下，他对于中央电调第七军的命令，竟尔久置不覆。当时他的抗命之举，即曾引起甚多流言。

黯然神伤的一段对话

        我等那时既为白氏座上客，得常在白氏私邸参阅各处重要电文，且供白氏谘询。有一天我曾问白氏：“剑公！中央电调第七军的命令抵此已有好些天了，不知已呈覆中央否？”

        白氏听我这么一问，先长叹了一声，紧绉着眉说：“任民！你难道还不知道？今天武汉所以能够屹立不动，完全是凭仗着广西原有的几个军在做重心，一旦抽调，形势空虚，如今共谍满天飞，绝对瞒不了敌人，徜刘伯承乘虚联合鄂北共军大举进袭，我们拿什么来应付？你又叫我怎样呈覆中央？”

        我一面微摇着头，一面却向白氏说：“困难自是实情，但在今日之下，剑公似应早日向中央婉加呈述为宜啊！”

        白氏答说：“我何尝忘掉这件事，也可以说无时无刻不在盘算这件事，如今湖南方面既呈动摇，部队调走，武汉空虚，我们都只有束手被擒，大局将更不可收拾”

        白氏说至此，略为顿了一顿，我只好等他再说下去。他果然接着说：“在徐蚌作战的部队，都是我们的精锐之师，我相信不致一败再败的，再等几天，当有消息。何况由此间行军至徐蚌前方，亦缓不济急，在徐蚌战场言，不过杯水车薪徒使武汉空虚，华中凭什么再保守得住？权衡轻重得失，我相信中枢一定了然这种情况的啊！」”

        我又说：“剑公！你固然是为了整个大局而如此筹策，但你这样对中央久置不覆的办法，万一徐蚌真的一败涂地，中央对你岂能谅解？何况到了那时，不也一样是不可收拾吗！”

        白氏这时只有低头喟叹，闷坐在椅上，良久不作一语。

从衣袋中掏出了电稿

        到了十二月廿日后，徐蚌战况，败报日至，至廿四日徐州陷落之讯传来，终至全军覆没，冰消瓦解。白氏此时，愈形忧惶，在那几天里，我们几人在白氏私邸经常与白氏谈至午夜，所谈者无非战局问题，至今已无从详记，惟大家面对那时的情势，似皆有束手无策之感。尤以廿四晚间，时钟已鸣三下，始各自归寝。次（廿五）日午膳时，我与旭初、竞存均在座（此时李新俊、阳明炤已返桂林），见白氏施施然步入饭厅，两目发赤，似乎通宵未睡。白氏刚一坐下，便从衣袋中掏出了文稿一件，隔桌先递了给我，并说：“任民，我昨夜心绪如麻，整晚不能入睡，爬起来拟了一张电稿，拍给南京的敬之（何应钦）、岳军（张群）、文白（张治中）等三人，请他们转呈总裁，你先看看，再交给旭初和竞存过目吧。”

        笔者按：

        白崇禧将军坐镇华中时，鉴于大局逆转，曾以党员身份向蒋总裁进言，且基于实际情况，尽情倾吐，指出不能再战之三大理由；在白氏言，实为当时情势所逼而出此。 惟白氏在一念之间，只知言所欲言，对电文措词之直率与偏激，未加考虑，实深遗憾！遂使蒋先生阅后大受刺激，且毅然引退，一时竟有桂系“逼宫”之传，以后之种种演变，当非白将军之始料所能及。  

披沥陈词力言不能战

        上节写到白崇禧将军步入饭厅坐下后，便从衣袋里掏出来一张电稿递给我看；我接过来时，还以为只是一份比较重要的公文而已，我便慢慢的看电稿，白氏则斜靠在对面的椅子上，两只手插在裤袋里，仰视着天花板一声不响。而这封电稿，我却越看越觉得不妙，不觉从头至尾的一连读了两三遍，上面写的是：

        南京何敬之兄、张岳军兄、张文白兄：×密，请代呈总裁钧鉴：近日大局，愈见危殆，自抗战以来，人民倾家荡产，备受惨重牺牲，而生命损失，尤为难计！故自日本投降，世界和平，国人无不额手相庆。不意共祸突发，又复蔓延全国，而人民厌战之心已久，只求安居乐业，不问政治是非，长此战争，人心日恶，我政府应再以和平宽大昭示全国，实为必要，共匪横暴，人必弃之，时势至此，为争取全国人心，实难再战者一。

        军事方面，士气日衰，士气依于民情，八年抗战，奋斗惨烈，为对异族侵畧，故能一再奋发。今抗战完全胜利，重演国内战争，民心厌战，士气自衰，且部队待遇未能提高，逃亡之数，日有增加，即施严罚，未能制止，雨雪载途，运输困难，士马固难饱腾，运用尤感迟钝，在连战不利之下，似应争取时间，以为整补准备，故在恢复士气言，不宜再战者二。 

        物力方面，消耗已多，东北之失，美式新砲已损失一二千门，未能充分发挥战力，而已经完全资敌，而轻型武器，损失更多，尤其部队叛变，携械逃亡，更为寒心，国内兵工厂除四川稍能制造械弹外，其余各厂，大都恢复未久，皆难充分供给，每次大战，浪费尤伙，长此战争，何以为计？此外，关于币制低折，影响更不待言，就物力而言，亦难再战者三。

        以此实情，实关大局安危，昼夜徬徨，无以为计，心所谓危，不敢缄默，恳请钧座迅定大计，并予指示遵行。……等语。

        （笔者谨按：上面这一封电报全文，系凭者记忆所及，据实写出，惟事隔十余年，其中之句，或有颠倒遗漏之处，但全电内容，大致如此，特此注明。）

可能会掀起轩然大波

        我反覆读了几遍，一时心情激动，不由得万分难过。替白氏着想，电文上所呈述的一切，固然是实情，而措词实在大大的有些欠妥；何况白氏那时坐镇武汉，在国军方面而言，他是风雨飘摇中一根有力的支柱，这样的电报一到南京，一定会掀起轩然大波的。我将电稿交还给白氏时，他的两眼直注着我，似乎想听听我说些什么，我却忍不住的问他：“剑公！这封电报已经发出去了没有？”

        “我在半夜里拟好稿之后，已经交下去叫他们拍发，我想早已发出去了。”白氏答。 

        “剑公！我觉得这电报上的话，说得太过直率了，既已发出，那也没法挽回，南京方面对你会引起更深的误会的，现在只好等那边的反应了再说啊！”我说。

        “大局到了这样的地步，我们见得到、想得到的，难道还不应该慷慨陈词吗？今天再不直率的说老实话，恐怕以后也没有机会让你再説了，我是以党员的身份向总裁进言，我们现在已不是考虑协商开会的时候，只求能寻出一个挽救危局的办法来！”白氏说至此，再也说不下去了。侍卫们这时已端上饭来，在座的黄旭初、吕竞存诸位，于看过电文之后，也和白氏交换了一些意见，谈话的详情，至今已无从省记。这一餐午膳，因了这封电报，弄得人人心绪如麻，就此草草而罢。我只记得旭初和竞存在这一天便离开武汉，飞返桂林，只有我仍留在汉口未去。

        电报是廿四日的深夜发出去的，到了廿五日晚上八、九点钟，南京已有长途电话来了，是张治中打来的。白氏在私邸接电话的时候，在座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李品仙，这一次长途电话，他和张治中差不多讲了半点钟，在对话中，我更看出白氏当时的心情是紧张沉重兼而有之，电话中的对白，大意如次：

张治中电告南京反应

        白问：“我的电报收到了吧？你们几位的意思怎么样？”

        张答：“我们接到电报后，今天早上我和敬之、岳军约齐一同研究这件事，我认为你所说的话太值得考虑。”

        白问：“敬之和岳军有什么意见？”

        张答：“敬之没有麦示意见，岳军说事关重大，还是呈请总裁去作决定。”

        白问：“你们见过总裁没有？”

        张答：“我们三个人一路去了一趟，电报也呈给总裁过目了。”

        白问：“总裁有什么表示呢？”

        张答：“总裁看过电报，先问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敬之仍旧不出声；岳军说你在电文上所指出的一切，关系太大，要请总裁自行决定怎样答覆你，并且主张不要给你太洩气；最后总裁问到我，我就老实说，你的意见很确切，在眼前这种局势下，这个仗恐怕很难再打下去。”

        白问：“总裁觉得怎么样呢？”

        张答：“总裁沉默了一下，面色似乎很气愤，接着便对我们说，我是要剿匪的，是主战到底的，现在大局只靠华中的力量了，剑生既然不愿打仗，还有什么话说？好！既然这样，我个人的进退很容易解决，你们去同德邻（指李宗仁）商量，叫他出来负起谈和的责任吧！”

        白问：“你们还向总裁说了些什么没有？和德公见了面没有？”

        张答：“总裁当时很难过，我们也不能再多说什么了，辞出之后，我们又一路赶到傅厚岗（李宗仁在南京寓邸的街名）去见德公，先把你的来电交给他看。”

        白问：“德公作何表示？”

        张答：“德公很惊讶，他说他根本不知道你发来的这封电报。”

        白说：“不错，不错，我始终还没有向德公讲过，他的确不知道这回事。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德公出来负起这个谈和的责任，他是负不起的呀！”

        张答：“德公当时已经向我们表示，他不能照总裁的意思去做，同时德公也现得很懊恼的样子哩！”

        白说：“这件事还是要请你们三位商量个办法出来，总裁说要德公出来负责，这绝不是我的意思，这是误会。”

        张说：“现在总裁既然已经有了表示，我看你自己去向总裁和德公说吧！我们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电话说至此，白张两人又谈了一些战况消息，才告收线。

李宗仁说不该找麻烦

        白氏和张治中说完电话后，不觉双眉紧绉，似乎深感事情的发展，有些出于他的意料以外；于是，即刻又叫南京李副总统公舘的长途电话，在这一段短短间歇中，白氏走进他那间私人办公室，不住的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我和李品仙坐在外间小客厅里，见他心绪烦乱，也不便去打扰他，在电话未接通之前，只有白氏的橐橐履声和厅间的滴答钟声相应和，这时的气氛是：彼此满怀心事，一片静寂。

        不一会，电话铃声响了，白氏赶忙拿起了话筒，开始与南京的李德公通话，对白大致如此：

        白说：“我昨天发了一个电报到南京，刚才张文白有电话来，我们谈了好半天。”

        李说：“你怎么会打这样一个电报来呢？他们三个人（指张治中等）跑来时，我简直摸不着头脑，现在事情弄得很僵哪！”

        白说：“我昨天夜晚想了大半夜，这个局面若再拖下去，决不是办法，我是以党员身份向总裁沉痛的进言，我说不能再战，也决不是我抗命不愿打下去呀！就是要打，也得要重新收拾一下啊！我因为心里烦透了，所以事先也没有通知你。”

        李说：“你向总裁进言固然不错，但是，你是华中的长官啊！你说不能再打下去，麻烦就多了。何苦把这些麻烦弄到自己头上来呢？今天他们跑来找我，传达总裁的意思，要我出来负责，我已推辞了，我怎么能办呢？我已经请他们回覆总裁去了。”

        白说：“你千万不能答应的呀！那会更引起别人误解的，请总裁和哲生（指孙科）去商量好了。”

        李说：“我怎么能答应呢？我想在这几天里，总裁总会有个决定吧！”

 

一切演变非始枓所及

        李、白两人讲完电话后，白氏在小客厅里又坐了半晌，他对于南京的反应，虽感到相当难过，但在无限感慨中依然保持着他那股“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魄，我们和白又闲谈了一会，才各自归寝。我回到寝室后，这一夜，思潮起伏，百感交集，怎么也不能合眼。

        我以为白氏贸然地发出这封电报，在事前确实有欠考虑，虽然白氏此电百分之百是由于感触太多，一时言所欲言，认为局势非作一番彻底收拾，不宜再战，此种观点，不能谓为不正确。无奈那时正值徐蚌新败，首都震动，共军已渐次逼近长江北岸，气焰万丈。白氏身为华中最高军事长官，所统兵力，在表面上尚号称廿余万众，白既力言不能再战，无论如何，将无法获得中枢的谅解的。而白氏本人则确是基于当时实际情况，不惜以党员身份向总裁尽情倾诉，绝无半点相逼之心。此点只要看白氏以后退居台湾，始终对于蒋先生之忠贞不二，可为明证。

        至于蒋先生当时的心情，在徐蚌失利，白氏电到之日，其忧愤苦恼，我们也可以想像得之。蒋先生是要剿共到底的、是主战的，其坚强的决心与勇气，绝不因情势之逆转而稍呈动摇。白氏坐镇华中，既言不宜再战，蒋先生当然要大受刺激，因受刺激而引起误解，因一时误解而促李宗仁出而主持谈和，因促李出面和谈而毅然引退。以上种种演变，居然一幕又一幕的演出，又岂白氏午夜拟电稿时之始料所及！  

我曾建议李宗仁外游

        平心而论，蒋先生当时对于个人进退，不失为光明磊落的；白氏当时之披沥进言，亦确是情势所迫的；至于李宗仁氏之代总统，初则坚拒，继而游移，终且接受，谓为逼上梁山也可，谓为不自量力亦无不可。

        犹忆李宗仁氏竞选副总统成功后不久，当时笔者留居南京，某日在李氏寓邸闲谈时，我曾当面向李氏建议，以为他应乘时出国游历考察，并列举如下之四点理由：

        （一）二次大战后，欧美各国正展开复兴建设工作，而我国复兴工作，千头万绪，欧美诸国值得借镜之处甚多，以李氏当时之声望与地位，铮纷之邈，必能受到热烈之欢迎。

        （二）副总统在我国宪法上毋须负行政上之责任，宜趁此余暇，访问各国，既可敦睦邦交，且可与各国朝野人士广泛接触，争取国际友谊。

        （三）我国抗战虽获胜利，而政治上之纠纷，隐忧正多，乘时远游，将可因而避免不可预计之种种是是非非。

        （四）此时如向蒋先生提出出国考察访问之要求，能获得应允之可能性甚高，过此则无法逆料。

        当时李氏对笔者之建议，颇感兴趣，曾作考虑；可惜李氏欠缺果断，留恋金陵，慢慢便将此议，置诸脑后，终致陷身于翻翻滚滚之政潮中。结果，李氏个人固不幸为狂澜所击倒，国家大局亦陷入不可收拾之境。兹特补述出来，作为本篇的结束。

【完】

原载香港《春秋》杂志总第60-61期（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