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的建设（人物介绍－乙） /白崇禧

人物介绍（乙）

统一广西、建设广西大半是广西干部，到了十九年以后，打退了敌人，重新建设广西，总感到人才缺乏，于是设法罗致外省人才，但此时广西很穷困，待遇很低，用小洋做通货，在中央服务的到广西来，只剩一半薪俸，只有若干志同道合不计较待遇高低的才智之士才肯来与我们同艰苦，那时我们的口号是：「建设广西，复兴中国。」我们的目标不仅在广西一隅，而希望对整个国家的复兴有所贡献。现在把这些与我们一起工作的外省同志介绍如下：

 ㈠刘士毅：字任夫，江西都昌人，保定军官速成学校炮科毕业，民国五年留日，毕业于日本陆军炮工学校、炮兵射击学校，进东京帝国大学造兵科深造，是兵工、炮兵的专门人才。民国二十年九一八后，我们请他到广西来，担任广西中央军校第六分校教育长，这分校设在南宁，他负责领导到抗战为止，共办四期（第五期至第八期），成绩灿然，尤以第六期学生最优秀。后来广西军分校毕生投考中央的陆大，都是以前几名被取，这是刘教育长教诲、陶冶、造就出来的。除了养成教育之外还办召集教育，中级军官——团旅干部及少将——被召集到高等教育班中重新教育，收效很大。抗战军兴，调他当三十一军军长，开赴前线作战，我当军训部部长后调他当次长，我当国防部部长，又是他当次长，同事几十年，李德邻代总统时请他当参军长。

 ㈡俞星槎：浙江东阳人，保定、陆大毕业，本来在中央军校当教育长，后来辞了，到广西当第六分校高教班主任。我在桂林行营时请他当副参谋长，顶好的幕僚人才，参谋业务做得很好，可惜未曾带过兵，没机会看他带兵能力。

  ㈢贺维珍：江西永新人，保定、陆大毕业，任第六分校步兵科长，练兵办教育都很热诚，抗战时调任师长、副军长，现在屏东做中学教员。

 ㈣刘任：河北塩山人，本来在东北部队中当团长，后升陆大，这人诚实勇敢，刻苦耐劳，到广西当军分校高教班战术教官，抗战时当师长，后来我调他当巡廻教育班的主任，后任临洮步兵分校主任，西北马家部队干部多半行伍出身，没受什幺教育，这分校专为训练西北部队而设。后来他当张治中参谋长，三十八年七月马步芳任西北军政长官时，他当副长官。

 ㈤刘斐：湖南醴陵人，他的岳父邹翼经是有名的中医。护法之役我当连长驻醴陵，他当醴陵镇守使的军医处长，士兵有病常请他来诊疗，因此认识我，有一次他托我设法帮助他女婿深造，我便送刘斐入西江讲武堂（李济琛主办的），毕业后到广西当下级干部，后来又到日本进步兵学校，毕业后升陆军大学。他聪明，善于领会，学的军事学不错，回广西当高教班战术教官。抗战时程潜当参谋总长，调他到参谋部服务，后来参谋部改为军令部，刘曾任作战厅厅长，后当次长，由抗战到戡乱一直负拟作战计划重任。三十八年与张治中谈和代表赴北平，一去不返，有人说他是共党，说他泄露机密，我不加辩解。从他的生活行动看不出他是共产党，他言论是左的，享受是右的，他不满现状，但自己生活不严整，吃、喝、嫖、赌、唱戏无一不来，油得不得了，总统对他赏识极了，军令部有什幺事都找他，担任第三厅厅长（主管作战），后升次长，一手培植的，看不出是匪谍，现在在共匪那边也没得什幺势，依我看是转风使舵不回来的，那代表团自团长以下几乎全没回来。

 ㈥吴声镐：日本步校毕业，在军校做教官，他研究自动火器——机关枪——最有心得，其他兵器亦行，后调任军训部参事，现为步兵学校教官，兼东吴大学日文教授。

 ㈦林伟成：广东人，华侨，学空军，孙先生当大元帅时，他在广东当飞行员，老资格了，到广西来当航空学校校长，训练过两期（一期、二期）学生。同他来的广东人有吴汝鎏、宁明阶、郑梓湘、刘烱光，广西航空学校以这些人为主体，最初买英国飞机，请英国教官，派吴汝鎏、刘烱光去英国；后来买日本飞机请日本教官，彼此有条件的。训练出来的学生都很好，抗战时全部归中央指挥，立了很多战功，而牺牲者十之七八。最近郑梓湘在春秋（杂志）写护党救国军准备出广东时，林伟成、郑梓湘驾机走了，促使和平实现。其实促成此次的和平完全是今总统的宽大，派朱培德、程潜、居正来谈和，说明中央对抗战的决心，化干戈为玉帛，怎能以他们驾机一走而居功，这是贪天之功以为己力。

 ㈧邱昌渭：字毅吾，湖南芷江人，留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研习政治，民国十七年得政治学博土学位，对政治学有深入的研究，好学不倦，着作甚丰，而从政后是个有守有为的人。他曾在东北、北平好几个大学当政治系教授、系主任，二十四年应邀到广西来，初任第四集团军秘书处长，旋改任广西省政府秘书长。二十五年改任教育厅长，二十九年任民政厅长，三十二年改任秘书长。当教育厅长时，重在慎选师资，普及国民教育，当民政厅长时，根据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之政治纲领，强化基层政治，努力实行三位一体，即乡村长兼国民小学校长、民团队长，即管教卫三位一体。他为人刚正不阿，实事求是，而且一丝不苟，十分清廉，选拔人才一律采考选，考取者要受过训再看成绩，好的签呈主席任用，杜绝八行书私荐，有时主席接到有力方面的荐书，转交给他，他也不买帐，因此有人在党、政、军联席会议上攻击他，讲他专擅，我极力维护他，我说：「我们要奖励这种人，不能动他，人家认真办事，我们要人办事，便应给他用人行政权，分层负责，否则他就不能放手去干了。唐宋大臣对皇帝所批的可以封驳，可以申诉，宋神宗想用的人，王安石不答应，原封送回，往返数次，不可动他。」黄旭初主席说：「人家有信转给他做参考罢了。」外头仍有闲言杂语，我亲自安慰他放手干下去，我觉得人才难得必须加以护持，然后才智之士方能展其怀抱。

 ㈨黄季陆：四川敍永县人，其父兄在清末附和革命，在赵尔丰当四川总督时被抄过家，那时他十二岁，后来他先后留日、美、加等国，在加拿大时办报鼓吹革命，返国后追随总理，曾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审查委员会委员。西南政务委员会成立后，由于他接近胡汉民先生，到广东来，我们欢迎他到广西民团干部学校当政治部长。这学校是我当校长，目的在训练全省干部以充当乡村长兼小学校长、民团队长，他对总理遗教有深刻的研究，对如何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有许多资料，后来民团干部学校办实验区，由他当区长，把他所研究的加以实验，作为全省借镜，最宝贵的是他口才甚佳，无论训练干部、教育民众，都能使听者感到兴味盎然，竭诚接受。接受训练的干部每人发一本手册，对全省各县户口、户籍、面积、民团组织、教育育状况、乡村生产、积谷……等都有详尽的介绍，受训干部参加实验毕业后回去照着实施，这是「行新政，用新人」，与老的旧式的团练大不相同的。二十六年七七事变，八月二日总统有电报邀我赴南京，八月四日我带黄和刘斐、潘宜之同行，此后一起在中央做事，潘宜之做经济部次长、交通部次长，黄做内政部次长。大陆失败后黄到香港，陈辞修当行政院长时要我打电报请他来，先后担任内政部次长、部长、考选部长、教育部长，最近任原子能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还兼任教授讲三民主义。他以能对近代科学有所建树而高兴。他的女儿嫁邓昌黎。

 ㈩黄荣华：广东人，墨西哥华侨，留美，可能是在哥大专研矿学，大约在民国十八年左右来广西当建设厅技正之类，后来当广西省委兼建设厅长。他对广西建设方面贡献很大，分数项说明：

 1.采矿：我们要建设广西，苦于地瘠民贫，土质多系黄土，山脉多石灰岩，无论农矿均不丰富，为了更明白广西的地下资源，我们请来我们最仰慕的地质学家丁文江到广西各地作实地调查，他各地观察后发表正式谈话，认为广西土质是黄土不是黏土，很少矿，即有矿层也很薄，富川、贺县的锡没有什幺希望，平乐、宜山的煤矿的开采价值不大。这一谈话发表后全省人士很沮丧。后来黄荣华厅长在省府会议上提出他的建议，他说：「丁博士是权威的地质学家，但是仅凭『肉眼观察』『走马看花』，没用科学方法用仪器探测，不足以为定论，无论如何要买探测机实地探测，再穷也要买。」于是从德国买了一架探测机回来，由建设厅技术人员探测所有矿区，在富川贺县探测锡矿的结果与丁文江谈话相反，矿层厚、矿质好，在全中国算第一，于是积极开采锡矿。此外恭城的钨矿次于江西大庾而居第二，武鸣产铂可以炼金，合山有煤矿，亦均有开采价值。

 2.设检验局及代运代卖：以往无论矿产品或桐油等输往外地——多沿西江出梧州运往香港——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良商人乱渗杂质，以致在香港每被低估价格，影响了正常的出口，黄厅长建议在梧州设一检验所，所有出口货一定要合标准才许出口。这所一成立后，香港商人一看到检验所盖过印的立即信任不看，照国际价格买了，外汇照结，在国际上是如此，在国内江浙一带购用锡箔非广西锡不用，国内也抢着买广西锡。关于货物的输出，以前是私人各自运售，掮客、买办先把价格标高，等货运到再压低价格，所谓「货到地头死」是也。黄厅长建议由政府直接与国际市场（如锡主要在伦敦）接触，定标准价，代运代售，商人不会吃掮客的亏，而政府在省内用省币，得外汇，也是占了便宜，此外商人货到梧州立即脱手，一百万元可做两批生意了，对商业金融的流通有帮助。这两项措施实行后，广西经济立即改观，尤其开锡矿简直有点疯狂，小姐把钻戒卖了投资开矿，因为开矿，一定发财。

 3.鼓励种桐树：桐油是我国重要出产品之一，但广西产量本来没没无闻，黄厅长鼓励民众种桐，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好的桐种子由省府发给乡村长，乡村长再要民众种植，加意培植，同时我们把桐花定为省花，这一来桐油产量由没没无闻跃居全国第四，仅次于四川、湖南、浙江。关于桐油出口，过去发现奸商渗进茶油，自检验所成立后，正当商人受到保护，而广西桐油价格遂跃居全国首位，打开国际市场。

 4.修筑马路架设电话：关于修马路设电话是交通通讯最重要的工作，黄厅长命令各乡村都要修马路，先不求其好而求其通，不必用柏油筑路，不必用钢骨水泥筑桥，用沙石筑路基，用木材筑桥，这样各乡村都通马路，接着黄厅长普遍架设电话，形成广西的交通通讯网，后来抗战时期，全国防空司令黄镇球认为广西的乡村警报居全国第一。

 以上是黄荣华对广西建设最显着的贡献，广西在清代是依赖湘粤协饷的省份，民国以后自食其力了，在陆荣廷掌握时，由于智慧差的关系，生产反而退步了，而现在由于开矿植桐以及经营得法、控制得法，在经济上打开一条出路，这都是黄厅长等人努力的结果。黄厅长除了办事干练外，其赋性忠义廉洁亦值一谈。民国十九年滇军围南宁，韦云淞率少数部队苦守，文人及建设厅人员都走了，围城内并不是乐土，黄厅长夫妇本来都可以走的，但不肯走。此时城内对外联系端赖一座无线电报电台，而不幸在最危急之际，无线电报的真空管突然坏了，我们以为南宁失守了，而围城内更是束手无策，幸亏黄厅长见义勇为，写了一封英文信，派人缒城到南宁城郊外国医院去要真空管，幸而要到了，才恢复通讯，解了南宁之围。后来黄厅长主持广西经建事业，如开矿等，都是很容易赚钱的，但他一介不取，他有三个女儿，自已收入不丰，靠他太太在广西大学教英文贴补家用。抗战时英国人把滇缅路封锁了，戴笠利用特务的力量，从敌人控制区偷偷采购物资，要黄荣华当广西战略物资运输处负责人，费很大的力量从安南、从海南岛偷运物资进来，他也办得很好。胜利后蒋廷黻分发救济物资，在电话中向黄旭初主席推荐雷沛洪（提倡乡村教育的教育家）做广西善后救济分署署长，黄主席说：「雷办的是教育，静的工作，而建设厅在战时已有规模，可否转荐黄荣华。」结果由黄做分署长，他分发救济物资先发到各乡村，再转发各家庭，既迅速，又廉洁。现在黄荣华在美国，三个女儿都受过大学教育。

 ⑾李泗光：湖北黄冈人，与王雪艇（世杰）在英国伯明罕大学同学，学地质。此人很怪，中央什幺职位给他，他都不干，跑到广西做地质研究所所长，马君武去世后，请他当广西大学校长，此时广西大学已是国立，李说：「国立我不做，要省立我就做。」

 ⑿徐悲鸿：江苏宜兴人，留法，名艺术家，在中央做了好几个学校的艺术系主任，后来到广西来，黄主席很器重他，特别在桂林设「艺术学院」，请他当院长。徐以画马闻名全国，我亲自在南宁看他在五分钟内画一只马，很生动。

 ⒀汪士成：留德学医，当广西医学院院长、军医院院长，他在广西造就不少医学方面的人才，有的送到德国去留学。他罗致了一些在军医院做事，这军医院有由德国人设计买德国仪器设立的「外科手术室」，设备不错。此外广西卫生工作做得很好，每个县市及大的乡村设有医院，在全国各省预算比例中，广西对卫生设备的支出占第一位。我在十九年打败滇军解南宁之围后得恶性疟疾，发高烧，此时买不到奎宁，有一个老婆婆说他可以治好，有人吃过他的药好了，我吃了，居然也好了。经过那一次，决心调查、扑灭这种病。在从前广西人认为有这种病是有人放「蛊」的缘故，经汪士成派人调查结果不是蛊，而是恶性疟疾，于是向百姓宣传真相及卫生知识，进行扑灭工作，不敢说绝迹，但比从前好得多了。（台湾卫生工作好是日本几十年奠下的基础。）

 ⒁黎国培：广东人，航空机械人员，本来是中央送到俄国学机械的，在广西负责管理飞机修配厂（设在柳州），可以修配飞机，后来可以自己制犁田机及汽车零件等。我当国防部长时，请他当物资司司长，后来当中央航空厂厂长，现在香港开保养厂，生活过得去。

 ⒂王仍之：留法学兵工，兵工专家。其父王恒占（吉占？）是前清举人，国会议员，先到广西来做事，再由他去信请王仍之到广西，后来他患胃溃疡疳积而死，很可惜。王仍之任广西兵工厂厂长，这兵工厂利用法国在柳州的「禅臣洋行」旧址建起来的，可以制造轻重机关枪、步枪、迫击炮、弹药，都是由他设计的。抗战时广西的一切无条件由中央接收了，全国兵工厂新设备及制造的子弹由俞大维比较，结果以广西兵工厂为第一。广西兵工厂有此成绩是有其道理的，在广西兵工专家有王仍之等，在制造技术上解决问题颇多；此外广西有兵器研究委员会，由日本帝大造兵科毕业的刘士毅负责，这委员会负责改良兵器弹药；同时每星期六与战术方面负责的刘斐等开会讨论，我当主席每会必到，我不是兵工专家，但旁听久了，学得不少。抗战时有一次中央开会讨论兵器问题，何敬之先生要我主持，会议中俞大维等讨论山炮机关枪等问题，专家们认为炮以普鲁土山炮、机关枪以丹麦式两用机关枪为最佳，专家发言后耍我讲讲话，我说：「你们是专家，我是外行，我离开主席地位贡献几句话，炮一般讲起来以普鲁士山炮为最好，钢炼得好，打得远，有五千到八千尺的射程，可是有个缺点，太重了，德国用汽车牵引，我们用马拖，我曾看到大的骡子拖不动，两个人抬抬不起，如果要三、四个人来抬就不合用了，因此山炮以法国制的为好，射程固不及德国山炮，但较轻，适用。机关枪以丹麦式的轻重两用机关枪最好，不错，但轻机枪打到五百发护木烧了，重机关枪发射四百发就澎涨，护木热了，不可再用，轻机关枪是点射，重机关枪是连发，打了四、五百发不能用，在战术使用上是不行的。」我一讲，许多技术专家瞠目无言。会后，有人问我学什幺的，我说学「步兵」，他们说：「学步兵能说这种话？」我说：「当主席多年听多了。」俞大维等遂认为我不是外行。抗战时王仍之亦到中央服务，现住法国。

 以上介绍了十五位外省人物，可说是外材桂用，多半负民政、教育、建设及兵工技术等任务。过去曾有一度在广西内部有些闲话，「广西难道没人吗？为什幺一定要用外人。」尤其邱昌渭脾气耿直，被攻击最烈，我都极力维护，使其安于其位。其实这些人很可佩，在广西拿的是小洋，比中央大洋是一与二之比，薪水少了一倍，肯到广西来同甘苦，可说是有志之士。抗战后，这些人才多半转调中央服务，我到各处遇到他们，他们对广西都有好感，并称愿意回广西拿小洋，因为在广西固然拿得少，但不要什幺应酬，而且东西便宜，花八毛钱就可买一双鞋子，现在拿大洋反而不够用。

选自：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访问并纪录，郭廷以校阅：《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665－6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