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与失—杨忠勇博士的人生之旅（之三）

5 、生性顽皮 蹉跎少年时

在吧生坡读书的日子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间，杨忠勇就从瓜拉雪兰莪益智中文小学毕业了。当时的瓜拉雪兰莪还没有中学，为了能继续上学，忠勇不得不前往吧生坡，到那里读初中。当时，他是住在他伯父的家里。因为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进入适学年龄的忠勇没有机会上学读书，到战后读小学时，其年龄已偏大，故在小学毕业后，如要进入公立中学继续求学，其年龄较之同班的同学就显得稍偏大了些。尽管如此，杨清廉还是希望他所有的孩子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日后能有所作为。就这样， 1952 年，忠勇被送进吧生坡的一间教中文的初中─华侨中学就读。

三年之后，杨忠勇如期在这家中学读完了初中。他准备继续读高中。这时，他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继续求学的话，是进入中文学校完成中学教育，还是选择中英文兼修的混合学校以进一步提高其英文能力？当时正是 1950 年代，马来亚的独立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如火如荼。处于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事实上，当时许多人已经意识到，英语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国际上通行的商业语言，故学好英语，对于自身日后的发展将会受益非浅，尤其是在马来西亚这样一个深受英国殖民统治几百年的国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杨忠勇当时还有一个梦想，即进行环球旅行，以增加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包括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历史遗产等等。因此，在 1955 年读高中时，他同时在两间中学注册入读：上午在茱碧丽（ Jubilee ）英中上学，下午就读于光华高中，两者皆为私立中学。

在吧生坡，忠勇与其伯父同住，其住房条件较之瓜拉雪兰莪家里要好得多。在这里，他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里边除了一张床之外，还有一张学习用的小桌子，一个壁橱，可以放衣物，此外，还有一个可以存放贵重物品的小柜子。当时吧生坡还没有通电，晚上，他都是点上煤油灯学习。他当时所住的这所房子是一间距离地面有一米多高的吊脚木楼（亚达），房子很大，共有四间房，分别位于房子的四边，各有通道与正厅相连；在房子的四角，其走廊皆有楼梯与地面相接。在走廊一角的尽头，置有中国的大伯公神龛，以保佑住在该房屋里的人们。屋顶是由当地的一种叫做“亚达”的树叶搭盖的，这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名称的由来。

在这种房子结构里，厨房是建在房子后门的地上，做饭是烧柴或使用煤炉。在这种环境下生活，忠勇意识到具有能省时省力做好一顿饭菜之能力的价值，他很庆幸自己早已具有了这种能力。因为在瓜拉雪兰莪时，他已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做饭的手艺。而这一手艺此后就伴随着他的一生，实在是受益无穷。在他退休定居于澳洲以后，他还常常忍不住技痒，不时地下厨房露上一手，向孩子们或客人炫耀一番自己的手艺。

在这所房子的后面，是一家制鞋厂，其隔壁则是一家咖啡店。在鞋厂上班的工人，常常会驻足于咖啡店，吃吃喝喝，很是热闹。

杨忠勇当时上学的一天时间大致是这样安排的：早上起床後，先将去上学的课本收拾整理好，装入书包，然后匆匆用过早餐，背上书包，骑上脚踏车，经过吧生坡的大街，跨过吧生坡河，前往河对面的茱碧丽英中上学。这间高中的学生来自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虽然教的是英语，但却是由一个印度裔的绅士开办的，学生主要為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在茱碧丽英中学习期间，忠勇的功课并不好。他常常无视功课和学习，而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和朋友、同学一起出去玩耍上，比如打球、看电影或到什么地方下馆子吃吃喝喝等。当时他还很貪玩，也为此结交了许多朋友。他最喜欢的运动是打乒乓球。在茱碧丽英中的最后一年，他甚至玩球玩得入了迷，也是他打球的最辉煌的时期。他参加了该地区的乒乓球比赛，并嬴了冠军，获得头奖。可以说，在吧生坡的这些年，忠勇好像除了打乒乓球之外，幾乎不想再做什么，有时候甚至连周末都要回到茱碧丽英中，与同学和朋友一起练球。

上午在茱碧丽英中上完英文课程后，忠勇就从学校放学，准备下午去上华文高中。每到中午放学后，他就与朋友相约，骑着脚踏车，经过城里，去一些小饭店吃午饭。当时他经常与在另一间英文中学读书的李明治（两人为光华中学的同学）相约，到马来街的某一饭店中午餐，然后下午一起去光华中学上课。有时候，他也会和朋友或同学一起，在一些小店铺面前停下来，买一些红豆冰之类的饮品，与朋友分享；有时候，他就和同学朋友们一起去电影院看一场电影，然后再去华文高中上学，直到下午五点钟放学。这间教中文的光华中学完全不同于他上午去的茱碧丽英中，因为这里的校规很严。在这里，除了要学好中文之外，还需学习数学、马来西亚历史和马来文等。无论如何，忠勇在这间学校也不是一个勤奋用功的好学生，他的顽皮和呼朋唤友的性格总是令老师头疼不已。

忠勇从来都没有耐心象其他的学生那样将注意力放在学习上。许多人都不看好他，认为他在学习上太过于懒惰，日后将不会有作为。但事实上，这种懒惰并没有影响到杨忠勇的精神面貌和向上的进取心，因为他把注意力放到了另一方面：去努力了解各种不同类型人的性格，与各种所能接触到的人打交道，与他们交朋友，他注重的的是社会知识。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当时的社交圈里頗有些名气，所有他在吧生坡期间的朋友皆对他的开朗性格及豪爽大方留下深刻印象。他总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到生活中去。实际上，也就是在吧生坡的这些年里，忠勇意识到，要出人头地并不仅仅依赖于在学校里的努力学习，取得一个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要通过与各种不同的人的交往，与他们聊天，与他所能接触到的这些人建立起良好的关系，这样可以为其日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他当时最要好的朋友是李明治。青春年少时的他们，一起骑车去光华中学上学，一起出去玩，相知甚深，这种友谊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都一直得以保持，并通过下一代的联姻而得到进一步加强。

初恋

两年的高中生活就這樣在上學和玩樂中匆匆而過，盡管忠勇并沒把全部精力都投在學習上，但他并不討厭學校生活，當他从上述两所高中毕业後，仍希望能继续深造。当时，普通的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升入大学，需经过兩年的大学预科学习，取得资格後，才能在大学正式注册入读。于是，在 1957 年，忠勇转入设在森美兰州首府芙蓉市的振华中学就读。这是位于马来半岛南部最靠近雪兰莪的一个州，杨忠勇在这里完成了他的大学预科学习。

少男痴情，少女怀春，此乃人之常情。在芙蓉振华中学，杨忠勇遇到了一个女孩子，陷入了他的初恋。他们两人当时在一个班上学习，忠勇对她可谓一见倾心。这个女孩子姓劉，人很聪明，说话的时候柔声细语，可爱之极。当时是脚踏车的时代，无论是到什么地方，人们总是骑车前往。忠勇是在上学的路上見到她的。从见到她的那一刻起，忠勇就情不自禁地想和她待在一起。因此，刚开始的时候，每次见她骑车在前面走，忠勇就骑车奋力冲刺，加速追上她的车，与她一边同行，一边说话聊天，这么持之以恒的结果，他成功了。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们总是一起骑车上学。

刘小姐聪明伶俐，学习成绩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但她可能并不认为忠勇是她日后生活的伴侣，也许還有點看不起忠勇，因为他太不用功，在学习上并非一个好学生。然而这些并不影响忠勇对她的那份情意。忠勇常常去她家里探望她，而她也总是很礼貌地接待他。但每次忠勇约她一起出外幽会时，她总是非常矜持和缅腆。无论忠勇采用什么办法，试了多少次，她也没有接受他作为自己的男朋友。结果，他们没有单独出外幽会过一次。

1959 年，当杨忠勇 22 岁时，他在振华中学顺利地完成了两年的大学预科学习。 1959 年底，他准备前往澳洲，进入老牌的悉尼工学院 ( 即现在的悉尼理工大学 ) 深造，攻读会计专业。临行前，他在芙蓉的同学和朋友们决定为他举行一个盛大的欢送晚会，刘小姐作为他的同學，自然也在被邀请之列。

晚会结束后，忠勇送她回家。回家的路上，要经过芙蓉的一个湖边花园。月色朦朧，暗香浮動，在如此浪漫的夜晚携佳人漫步于湖边花丛之中，那种幸福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及至多少年之后，每当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忠勇都会心潮澎湃，久久不能自已，实在是当时的情景太让他刻骨铭心了。当时，忠勇显然是陶醉了，他深情地对刘小姐说，他非常爱她，尽管他即将要远渡重洋，负笈海外，但希望她能接受他，等他回来。刘小姐仍象以往一样，虽没有答应，但这次却没有明显的拒绝他，人也显得非常妩媚动人。她只是轻轻地说，希望他在异国他乡求学时，能努力用功，其用意显然是鼓励他出国留学深造。此时此刻此景下的这种表示，对年青的杨忠勇来说已经足够了，他动情了。也就在这个浪漫的夜晚，两个年青人的嘴唇吻合在了一起。这是他们的初吻。而杨忠勇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也许就是他们之间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吻。

但无论如何，次日，忠勇是心怀愉悦的地踏上了出国的征程。在此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杨忠勇都深藏和回味着这次初吻的感觉。他深信，他们是相爱的。这一信念一直伴随着忠勇，支撑着他度过了在澳洲求学的最初的也是最艰难的日子。

6 、知耻后勇 负笈澳洲行

漫漫悉尼求学路

杨忠勇首次旅行澳洲的时候，马来西亚和澳洲两地之间的飞机航班还不多，而且机票也非常昂贵。当时，象杨忠勇那样，计划离乡背井、负笈海外、求学深造的年青人，还不是很多。虽然开始时杨家对忠勇的选择离家远赴海外学习并不是都很赞成，但他最终还是设法说服了家里，使家里支持他，尤其是在财政上給予资助。忠勇当时的行程是，先乘车到新加坡，再从那里搭乘新加坡至悉尼的邮轮前往。该邮轮中途需停靠佩斯和墨尔本几天，故路途漫漫，全程大约费时三个星期左右。

在航行途中，忠勇邂逅了一位叫 Doris 的华裔姑娘。 Doris 来自马来西亚的一间教会女子学校，她是去墨尔本读书。虽然杨忠勇的目的地是悉尼，两人將不在同一个城市，但共同的求學目的使这两个在前往异国的航行中相遇的年青人很快接近起来，成為朋友。抵达悉尼之后，忠勇由他的好友李明治接船。李明治比忠勇早一些时候来到澳洲，当时在悉尼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正是由于他的鼓励，忠勇才鼓起勇气，前来澳洲悉尼深造，选择了悉尼工学院读会计。

刚到悉尼时，由于是初次出远门，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忠勇在适应当地的学习和生活过程中，遇到了许多困难，首先是语言问题。尽管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一直在学习英语，但在说英语和应用英语于学习方面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主要在于他以前从未认真地去练习和实践过。因此，在进入工学院攻读正式的学位课程之前，他必须先通过英语的学习和考试。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开始后悔选择来澳洲学习了。那一段日子，他非常想家，也想念他的心上人刘小姐。对一个生性活泼的年青人来说，此时此刻，在一个新的国度，新的地方，举目无亲，他对家庭和那些经常在一起嬉戏打闹的朋友之想念之情是何等的强烈，他在遇到困难时而又无法一下子解决的心情，又是何等的沮丧。

尽管如此，忠勇还是强迫自己安下心来，积极准备英文考试。考试那天，忠勇心情十分紧张，老是担心过不了考试这一关，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英文不够好，恐怕通不过考试。在考试大厅外等候召唤他进去面试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名叫 Gunter Bruckner 从德国来的学生，后者准备在悉尼工学院学绘图，当时二人皆对自己信心不足，神情紧张。当二人被叫到名字进去面试时，二人的英语口头表达能力都不是很强。考完之后，二人从考试大厅出来时，又碰到了一起。尽管二人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都神情沮丧，你看着我，我望着你，相对无言，皆以为自己的这次考试考砸了。这一对难兄难弟，已从相互间的眼神中看出了同病相怜、猩惺相惜的心意，并相信在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他们将会成为好朋友。事实也确实如此。此后二人之间的友谊一直得以保持，一直到他们的晚年，都是住在布里斯本和黄金海岸两地，相互联络，互通声息。当晚，他们相约一起去了酒吧，一边喝酒，一边闲聊，话题自然而然是关于他们的考试能否通过的事。所幸结果还好，二人的考试都通过了，最终如愿以偿。

在澳洲學習的头两年里，忠勇一直都在为克服一系列的困难而挣扎和奋斗。他所面临的困难首先是来自文化上的，其次才是学习上的。开始时，他很难听懂老师的讲课，为此，他不得不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复习老师已讲授过的内容，以赶上课堂的进度。就这样日复一日，持之以恒，他的英语写作能力大有提高，他对学习也開始有了兴趣。

在悉尼工学院读书期间，忠勇与李明治和他的侄儿住在一起，过着快乐的单身汉生活。他们互相帮助，一起做饭吃，共同分担租房的费用，分担房屋的内务清洁和整理，一同去中国城的唐人店铺购买食品和杂货。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有一种家的温馨及与家乡相连的感觉。那一段时间的留学生活，令人难以忘懷。

心上人去世

在这个学期末的假期，即 1961 年的夏天，忠勇滿心喜悅地返回马来西亚度假，但等待他的卻是令他傷心欲絕的惡耗。回到马来西亚之后，忠勇才得知，他的心上人刘小姐已经因病亡故多时了。惊悉这一恶耗，对忠勇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远在悉尼的他，常常写信给他的这位心上人，用笔倾诉对她的思念和爱慕之情，但却一直未有收到过她的任何回音。当时他曾对此非常煩惱，此番回来，正想找她问个明白。當他確定刘小姐紅顏已逝，顿時省悟到她不回信的内在原因。他意识到，劉小姐不回信給他也许是想与他保持距离的一种方式，可能她已认同了忠勇对她的那份情意，只是不想让他为此而受到伤害。

于是，他心怀悲伤地来到刘小姐的家里，想询问她的葬所，以便前往祭奠，表达自己对她的一番情意。但无论他如何恳求，刘小姐的家人始终没有将确切的葬所告诉他。对此，忠勇一直耿耿于怀，只能把对刘小姐的那份情意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在这次回马来西亚度假的日子里，忠勇的心情真是坏到了极点，他简直不能原谅自己，恨自己为什么会误解了刘小姐。他意识到，这可能是她早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而不愿意拖累他，尽管忠勇热情地来信倾诉思念之情，她还是绝然地中断了与他的联系。

在澳洲的所见所思

从马来西亚度假返回澳洲之后，忠勇将对刘小姐的那份感情深深地埋藏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到紧张的学习中。另一方面，他仍然继续与文化的差异及所面临的种族歧视态度抗争。这种种族歧视源于澳洲联邦成立之时所形成的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在这个政策的长期影響下，许多澳洲人对于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亚裔学生，尤其是华裔学生，十分歧视，并认为他们与其他文化背景的学生极难融合。虽然在澳洲开始的这一二年里遇到了种种的白眼和歧视，忠勇仍保持着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来面对。有时候他也动摇过，想要返回马来西亚，但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这种种的磨难告诉他，必须要更具耐心，更坚定其达到目标的决心。

此时的忠勇，与他在青少年时期的作为相比，已经改变许多，可谓浪子回头，对学习已十分用心，经常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大半天，温习功课及消化在课堂上学来的东西。他把在这里所遭遇到的困难和挫折当作生活的教训，也作为激励其进取的动力。就在澳洲最初的这几年里，他已对澳洲人是如何对待亚洲人、而澳洲人的这种态度又是如何基于这个国家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等问题，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忠勇认为，澳洲人生活太过于容易和简单，不象亚洲人那样对生活十分认真，工作努力。他認為，这是因为在澳洲有一个十分有效和强大的社会保障系统，使得这里的人们可以生活得比較轻松：如果你失去了工作，你可以有足夠的时间去尋找另一份工作而不用擔心溫飽問題。这一点与他所生长的社会环境是截然不同的。

在马来西亚，并没有这样一个社会保障系统。如果你不工作，就意味着没有吃的。而与澳洲相比，两者间的差异还远不止于此。他通过在澳洲的观察，还认识到，作为一个整体，澳洲的社会保障系统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在这个体系下，澳洲人可以经常更换工作，这对公司或机构并不很有利；而中国人一旦为某人或某公司工作，就有可能一直做下去。同样地，在住房方面也是如此。澳洲人经常不断地换房子，从这一栋换到另一栋，不停地倒腾；而中国人则不是這樣，他们一旦买下一栋房子，就会一直住下去。而在这些差异中，他最欣赏的一个就是，在澳洲旅行的自由度。在澳洲旅行是很容易的事。你可以乘车旅行，公路沿线有许多的汽车旅馆和客栈可供歇脚；而这与马来西亚相比是非常不同的。认识到这之间的差异使忠勇很高兴，他知道，他将会有很多机会在澳洲旅行和度假。

情人 Doris

从马来西亚度假返回澳洲后，在读书之余，忠勇加强了与 Doris 的聯系。此后，每逢假期，忠勇都与 Doris 一起度過。有时候是他去墨尔本，有时候则是 Doris 前来悉尼探望他，但更多的时候，则是两人相伴，前往某个旅游点度假。他们甚至还一同去过塔斯马尼亚、昆士兰和新西兰。这些度假经历在他日后的生活中常常引起美好的回忆。对于黄金海岸，忠勇印象尤其深刻。当时就曾暗下决心，一旦回到马来西亚，要努力赚钱，日后若能移居澳洲，就选择住在布里斯本，靠近黄金海岸。

在澳洲学习时期，忠勇也十分努力地打工，因为这样可以使他和 Doris 一起度假时拥有象帝王般的生活：他们可以租一间大房子，在床上吃早餐；可以从租车行里租最新款的豪华车，在最好的餐馆吃饭，等等。直到积蓄用盡，他们再回到学校学习和工作，等到下一个假期的开始。在澳洲读书的最后几年，忠勇和 Doris 就这样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

7 、了解社会 工读两相宜

在悉尼读书的四年间，忠勇曾经打过很多工，以便攒钱去旅行。象在车场洗车和在养鸡场做清洁工，忠勇都干过，还有一些工作，是他终身难忘的。

电动剃须刨推销员

最令人难忘的一份工作，是 1961 年他在悉尼邦迪交道口区 (Bondi Junction) 的葛瑞斯兄弟百货商场，为菲力普电器公司生产的电动剃须刨当推销员。这份工作的報酬是，每销售一个剃须刨，就可得一份佣金。但糟糕的是，当时忠勇的英语不是十分好，虽然他也努力想证明自己的语言能力，也想努力做到这份工作所要求达到的销售技巧，他的工作也十分卖力，但仍然效果不彰。

葛瑞斯兄弟百货商场是家大商场，每天早上开门后，都会有许多澳洲男人进到百货商场里来。而他的竞争对手则是一位曾获得过澳洲小姐桂冠的漂亮澳洲女士，当时代理推销另一个牌子的电动剃须刨。许多逛商场的年青人会先到这位漂亮女士的摊位前，要她解释说明一下该剃须刨的性能，有些人则试一试剃须刨，然后就会有人买一个带走。当然有些人也会来到忠勇的摊位前，要他讲解一下他的剃须刨的性能，然后问上一大堆的问题，諸如，这产品是否中国制造的等等。忠勇通常的回答是，他并不很清楚这个剃须刨是哪里制造的，但其质量则是顶尖的。然后许多人就要求试试这个剃须刨。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为这些人刮胡子，以演示该剃须刨的功能。但结果是，他并没有能卖出几个剃须刨，因为到他这里来的许多澳洲人并不想买他所代理的剃须刨，而是想免费使用这些剃须刨来刮刮自己的胡子而已。

忠勇也做过油漆工，尽管实际上他并不懂如何刷油漆。当时，他刚找到这份油漆工的工作，就立刻奉命去油漆一栋房子。一顿手忙脚乱下来，他把房子漆得乱七八糟。结果可想而知，老板将他辞退了。他心里明白，尽管他忙活了大半天，老板必须返工，还得将他做过的工作重做一遍。当然，这一天，忠勇是白干了，一个子儿也没有挣到。

尽管如此，忠勇并不气馁，这些挫折并没有阻止他继续找工作，以达到挣钱的目的。实际上，他此后的找工运气并不坏。他曾做过不怎么需要手艺的工作，比如剪草等园艺工作，并很快就因剪草做的又快又好而在当地的社区中小有名气。许多当地的家庭主妇总是打电话给他，叫他去为她们的花园剪草。为此，他当时并不愁没有工作可做。

暑期工

澳洲大学的暑假時間特別長，約有三個月，這對于有意打工的大學生來說，则是一個掙錢的好機會。在悉尼工学院读书时， 1962 年的暑假，忠勇需要钱，就常去查看大学的公共告示栏，那里经常贴有招工的各种消息和广告。有一天，他看到了一则招工消息，是招人前往悉尼附近的一个苹果园摘苹果和橙子。

忠勇比其它大学的学生早一周考完试，就先开始了他的暑假打工。他一个人先乘车去到苹果园，应聘摘果手的工作。农场主对于他比别的学生提前一周到达应聘感到有些奇怪，但还是照惯例让他到苹果园中工作。忠勇就按照当时在农场做帮工的通常作法，在苹果园里搭起了帐篷，晚上可住在里面。

在第一周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天突然刮起了大风，接着下起了大雨。尽管他忙上忙下、跑前跑后地照应他的帐篷，但大风還是把帐篷给吹跑了。他在瓢泼大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了近二英里的路，赶到农场主的住宅。当他深夜敲门，问可否进屋避避雨，以便他能将身上的衣服烘干时，农场主的太太开门出来，上下打量了他一番之后说“不行”。他然后问，此刻他能为她做点什么以换取一个能蔽风雨及保暖的地方，因为他当时已凍得浑身发抖。结果，这天晚上，忠勇睡在了农场主家的门廊上。虽然避免了再被大雨所淋，但他仍然感到很冷，仅有一条薄毯子裹身，根本就不能保暖。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受到了深深的伤害：他感受到了对方的歧视和所给予的不公正的待遇。

几天后，其他大学的学生陆续到来，总共约十人左右。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海外学生，主要是南非和华裔学生。他们对于杨忠勇所遭遇到的恶劣对待，深感不平，便商量好了一个惩戒农场主的方案。农场的帮工通常都是在苹果园里一做就是两个月的工期，一般都是等到果子熟了的时候，将其全部摘下。这批学生在此做了一半的时间，并且也拿到这一半工期的工钱之后，就全部提前辞工离开了，留给农场主满园熟透了的果子。这些成熟了的果子原本就是让这些帮工来摘的，现在帮工突然走了，一时间工人难找，谁来接着摘呀？农场主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许多熟透了的苹果和橙子掉下來，烂在地里了。忠勇是个有原则的人，他不能忍受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以及他为此所遭受到的痛苦。

对于忠勇来说，在澳洲打工是很辛苦的。一个在马来西亚长大的人，发现在澳洲做工，无论是从伦理观和经验方面，都与他的原居国截然不同。尽管如此，这并未妨碍他去挣钱。在澳洲留学期间，就是用这些打工挣来的钱，他与 Doris 一起去过许多地方。这种美景佳人的浪漫经历，是他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