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士兰华人社区杰出人物选（4）－如之：献身侨务的华人翘楚－司徒德钧先生

献身侨务的华人翘楚──司徒德钧先生
如    之

                               

    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由于有宗族家国的认同，在这种文化意识的深远影响下，虽然有不少人入籍了他国，却没有忘本，仍然是一片丹心─胸怀家国，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

    清末以来，特别是八国联军之役后，沿海岸的华人纷纷移居东南亚和世界各地。这些飘泊海外各地的华裔，总想著落叶归根。他们辛劳一生，培养了下一代，赚够了钱，就想著要回乡置业、办学校、兴建老人院、托儿所，要能光宗耀祖。纵使他乡作客，另编新故事，活动范围大多是环绕著侨社族务，推动本族根文化或与此相关的种种活动，无论是大小圈子，总离不开与华裔族群息息相关的各式各样的文化节目。就以喜庆日子来说，“舞狮”、“放鞭炮”是必不可少的传统习俗。

    司徒德钧先生(Tom Seeto)在中国出生，自小离乡背井，大半生寄居海外。身心却流著炎黄子孙的热血，毋忘对侨社族务的著意和关心，为华人社会在异乡摸索出一条可以行走的道路。由于年青岁月的艰苦磨炼，Tom(司徒德钧先生的英文名字)的名字与刻苦、勤劳和奋斗划成了等号，这种精神不单影响了他的族群，更为侨社增益不少。国泰会的成立以及发展，都标志著族群与侨社相互合作的模范，而Tom则是华人社区的翘楚！

    笔者与Tom素未谋面，接到通知要为司徒先生写传记，内心不免有点踌躇。原因是自笔者初移民到布里斯本市时，便从落脚的第一个月开始，与国泰会常有往还，但从未听闻过司徒德钧这个名字。最后决定拨电话至国泰会(Cathay Club)，邀请Tom作专访，不出半天的时间便作好安排，这令笔者顿感意外。

    邀约时刻到了，笔者乘火车到达布市的中国城国泰会会址。但未见Tom的出现，原来他已通知了秘书，因故稍迟抵达。略坐了片刻，司徒先生匆匆赶至。他戴著眼镜，中等身材，略微发福，却容光焕发，风度不凡，眉宇间隐露著岁月的痕迹。我们三言两语间已进入了访问的话题。由于笔者有备而来，本来预备采访以问答形式进行，但因说话投契，不消两分钟便把原来的备稿忘掉了，也不容笔者逐一发问，司徒先生如数家珍般将他的不平凡岁月一一道来，整个过程有一百分钟，差不多占满了一盘D120的录音带呢！

    司徒德钧，原籍广东开平，1925年10月1日在开平出生。祖父在广东开平为丝绸商人，可惜工厂遭祝融所毁。由于当时并没有保险赔偿这回事，所以他的父亲老司徒需要离乡背井来到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谋生，学习裁缝技术，以帮补家中生活。这时期，他们住在渥(Wau)埠，车衣赚得的薪水每月只得一镑，而寄返中国充作家庭生活费则需要二十镑，于是，只有工作勤力爽快，赚取更多外快，方可弥补生活开支。在这段岁月里，老司徒往返奔波于新几内亚与中国两地之间。1937年老司徒重返新几内亚时，由于当时实行“种族政策”，家眷不能随行；直至中日战争爆发时，家人才能以难民身份申请移居该地，重聚天伦。1939年家人在渥埠经营车衣和杂货的生意。这时，他的母亲亦与兄弟一同在此聚居。“父亲本想送我们进学校念书”，司徒先生说，“但那时华人倍受歧视，中国小孩不准进入公私立小学、中学读书，连自办私塾教授亦不准，只有父母在家自己教孩子。”

    据司徒德钧忆述，当时同乡华人及其子女的教育水准并不高，只是在日常生活里遵循传统的民间习俗和文化，在异国他乡随俗承传，从而形成了中华文化在异国的另一样貌。司徒德钧的教育，是在家人的教导以及工厂中的学习等过程中慢慢积累而成。他打趣地说：“工厂中的一位同事笑我的中文姓名太拗口，于是便替我起了一个洋名，叫Tom，这样便成为我一生的英文标记。”另一位女同事则教司徒德钧的英语，于是他的中、英文基础便在工作与摸索中不断学习而建立起来。后来在生意和交往中，一切文件书信的往还，司徒德钧均能应付裕如。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司徒德钧随家人四处逃难，以躲避战祸。几经辗转，来到澳洲的塘虱围(Townsville)，悉尼(Sydney)，最后搬到布里斯本(Brisbane)。家人在这里开设餐馆，第一间叫香港餐室，后来又开了另一间，叫长沙餐室，生活才安顿下来。战事结束后，一家人于1946年才返回新几内亚。司徒德钧在这段战火岁月中，学习了不少知识和技能，如裁缝衣服的工作，餐馆清洗杂役的工作，在悉尼时于父亲的友人所开的生果铺中学习处理挑选存储生果的工作等。

    最为司徒德钧津津乐道的，是在悉尼的班克司塘(Bankstown)开设的鱼块薯条 (Fish & Chips) 店铺。这里生意不错，但因经验所限，到鱼市场拍卖时，他往往取不到高质量的鱼肉。于是，惟有在大清早便赶到拍卖市场，但仍是一筹莫展。经友人解释，才知道因自己是“生脸孔”，未能建立起更好的关系网；并且鱼肉要用大木箱加冰盖著来储存，稍有差池，鱼肉的鲜味便会大减，如此等等。司徒德钧就是在这种“经一事，长一智”的学习中，不断成长过来。这段年青岁月的沧桑，饱蘸著成年人所未有的种种经历，为日后司徒德钧事业上的成就奠下了稳固的基础。

    新几内亚一直以来有著浓厚的种族政策，土人均恐怕移居当地的华人抢走了他们的土地和财富。太平洋战争结束后，联合国将新几内亚交与澳洲托管，于是本来的“白澳政策”阴影也笼罩在太平洋一隅的长形大海岛上。战前的新几内亚，当时华人做生意，政府不发许可证，要用西人的执照，方可经营生意。到了1940年，才得到总督的核准，划出一特区有如现在的中国城一般，华人才可以经营生意，并给予居住，享受与当地人同等的权利。

    1946年，司徒德钧跟随家人回到新几内亚的寮(Lae)埠生活。这时，地产开放给华人承租，为期九十九年，以招标方式进行。司徒德钧率先打破传统，成为第一个华人申请参加投标、获准经营生意者，此举带动了其他华人相继跟随，唐人街的模式便在这个大岛上发展起来。

    1947年，司徒德钧开始经营起生意。从香港运货来到寮埠与西人交易，经营买卖杂货和批发的生意，并陆续开办有农场，种植椰子和咖啡。一九五十至六十年代期间，新几内亚的管制政策逐渐放宽，土人获得的权利日渐膨胀，与华人的冲突亦日见频繁。由于当时华人大多未能入籍，于是，当所有争执诉讼到法律之前时，华人便常常吃亏。1961年，澳洲殖民官溪波(Paul Hiller)到访寮埠，司徒德钧出席欢迎宴会。当该殖民官从司徒德钧处得知有关华人入籍困难一事时，大为惊讶，并极力推荐司徒德钧取得澳洲国籍，为华人开创入籍澳洲的先河。此后，华人相继入籍，并在社会和政府之间取得了平等的地位。

    司徒德钧于1949年结婚，育有四女三子，事业顺利，并为他繁衍有十一个孙儿。发妻于1983年不幸辞世，遂续弦娶得现在的太太，成为司徒德钧的贤内助，相夫教子，诸事得宜，并为丈夫多添一女儿。

    司徒德钧于1972年迁来澳洲布里斯本市定居。儿孙成长，均事业有成。司徒德钧继续开展其出入口生意，进行货品的批发及买卖，又开拓农场，养有牛、猪、鸡、鸭、孔雀、和鱼，生意滔滔不绝，并且每年均设有新年聚餐，邀请所有寮(Lae)埠和澳洲的亲戚朋友，共度佳节。曾有友人对司徒德钧这样地戏言：“在Tom的店铺中，由最小的婴儿服装，到最大的牛只都可以买到。”司徒德钧更从外地进口图书，转运各地，为推广中华文化事业添上一分光彩。

    某亲友在司徒德钧七十寿宴的致词中说：“Tom 的个性和蔼可亲，虽然读书不多，但待人接物常以‘助人为快乐之本’作为座右铭，并凭著坚毅不挠的精神，在大海中开出了一道桥梁。”笔者深信这番话绝非虚应故事，夸诩之词，从司徒德钧经营国泰会的孜孜不倦，可以窥见他待人处事的另一面。

    司徒德钧谈及国泰会成立的经过时说：“七十年代初期，不少侨胞陆续从新几内亚到布里斯本来定居。大家志同道合，感到有成立会所的需要，让大家能定期聚会，相互联谊，彼此协助。”经过多次的商讨，国泰会终于在1980年成立，司徒德钧亦成为发起及筹组人之一。他在1981年当选为会长，1982年再当选连任，1983-1985年选为副会长，1986-1987年再次当选为会长，1988-1989年选为副会长，1990年重新当选为会长，以后在1991-1993年被推选为名誉会长，现任副会长。司徒德钧为华人社区组织了各种运动和各种娱乐活动。国泰会成立初期，只是以一个大家庭的方式来经营，定期聚会，举行餐舞会及各种娱乐活动，以联谊为主。经费来源纯靠会员入会费、捐献及抽奖筹款等，收入实在微不足道，对侨社所做的事亦有限。

    一九八十年代以后，华人移居布里斯本渐多，加入国泰会者亦不断增加，形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1984年在政府的“特许援助计划”之下，于加美陇大厦(Cameron House)建立了一个社会福利部门为华人服务，后来又协助此活动推广为家庭服务等。1988年在HACC计划下，给与新移民的华人教授基本英语，1989年又教授粤语和国语。国泰会会所亦不断搬迁扩充，以应付实际的需要。终于在1992年，迁至布里斯本中国城的邓肯街(

Duncan Street

) 31号，面积有303平方公尺，内设办公室五间及授课室五间。根据司徒德钧的介绍，目前国泰会有会员逾五百人，中外人士均有参加。会内有多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向华裔社区提供社会福利、新移民安居服务、高龄人士家庭护理、娱乐和聚会、妇女保健、育婴保健常识等，并经常举行讲座，此外还有中英文学习班等。

    1994年，司徒德钧在国泰会及友人推荐下，提名竞逐昆士兰州政府设立之民族社区服务奖，并被获选为得奖者，实至名归。他在颁奖后对记者说：“这次获奖我感到非常容幸，但实在受之有愧。多年来如果没有一班精明能干的职员及朋友从中协助，发展会务，从而给予华人社区一点贡献。仅凭一己之绵力，实在不能做些什么。所以此次获奖，岂敢自居其功，荣耀应属于大家。”(《自立快报》1994年11月3日《华人广场》版)

    专访中司徒德钧多次强调，国泰会的第一宗旨是为华人在昆士兰州争取应得的权益和福利。笔者在其语气间感到一股强韧的力量。司徒德钧在年前获奖后接受王逸华访问的结语中，曾这样强调：“对华人社区，我期望每人均能安居乐业，做个安分守己的好公民，不要犯法，做影响华人形象的事。努力勤劳力求出人头地，以实力表现嬴取西方社会主流的尊重，堂堂正正地做人做事，为澳洲多元化社会做贡献。天助自助，我特别强调‘合作’的重要性。全体华人不分来自何地，都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同一种文化根源，大家有缘来到此地，应共同合作，相互提携，团结成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对本地和华人社会，作出更多的贡献。”这番勉励世代华人的话，正是司徒德钧多年不屈不挠地为侨社发热发光的写照。

    传统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是“仁”。“仁”是孔子的一大发明。所以孔子在谈及“仁”时，强调著重于用行动来表达个人实践“仁”的诚意。简单地说，即：一、节制自己，遵从社会规范；二、处处替他人著想；三、用谦和的态度去建立人际关系；四、要勇于实践。这是中国人在悠久历史文化中，发展出一种对己对人的行为道德要求的一种准绳。司徒德钧先生大半生以来，无论做人处事，建立事业，贡献族群侨社，都是循著这个大方向前进，努力不懈，功成不居，为华人谋福利，这是值得我们这群海外华人所景仰学习的“仁”者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