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十年代广西与西南诸省关系— 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在全国政治整合过程中的作用个案研究

鬼谷雄风

绪言

乐黛娜 (Diana Lary) 教授在其研究广西的力作《地区与国家： 1925 － 1937 年中国政治中的桂系》一书中，谈到桂系当时与邻省的关系时，曾指出： 1930 年代前半期，桂系使广西成为一个自治体。广西的领袖不容许外界－无论是南京抑或邻省－干涉其省内事务。而对其邻省，尤其是滇、贵两省，广西则以一种大佬的态度以待之，盖因其为当时西南力量最强大之军事政治实体。但桂系并不打算扩张其势力，以控制别省。换言之，桂系无意于扩张其势力于外省。〖 1 〗乐教授的这一论点是否恰当，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重要的是，她在这里向读者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当时以李宗仁为首的所谓桂系，与西南诸省实力派的关系如何，对于 1930 年代广西的建设以及李宗仁白崇禧这一团体所追求的“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理想〖 2 〗，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遗憾的是，乐教授在涉及这一问题时，点到即止，并未就桂系与西南诸省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展开来予以详细的讨论。而目前涉及探讨当年广西历史的论着及文章，亦对这一关系语焉不详，似乎这一关系对于桂系当年的奋斗目标及相关政策的实施，并不重要。

现有的研究表明， 1930 年代，桂系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无论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广西皆堪称“模范省”。从某种意义上说，广西的成就表明了桂系的改革是成功的。〖 3 〗在当时李宗仁和蒋介石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桂系统治下的广西，不仅要面对蒋之几十万大军的围困〖 4 〗。而且还须时刻提防来自邻省的威胁。因此，乐教授的上述论点，至少向读者表明，保持或维持与西南诸省实力派的良好关系，是桂系领袖们在省内成功地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的一个重要保证。另一方面，如果从政治整合的角度看当时的桂系与西南诸省实力派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李、蒋之间关系的影响，则显然可以解释，当时广西所处理的与西南诸省的关系，尽管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含有争权夺利的因素在内（这在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内部，都是不足为奇的事情），但在很大程度上，却客观地造成了较大范围内的区域合作，为日后李、蒋和解，携手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当时的李宗仁及其桂系，俨然是地方主义的代表，以致被有关方面称之为“拥兵自重，割据地方”。 〖 5 〗但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什幺？又据何标准？地方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才是危害国家的因素？对此，至今仍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认为，在政治整合尚未达成之前，地方主义的活跃，正好说明了政治意识在地方的加强。而在特定的形势下，确切地说，是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民族危难、共同建设一个自由、独立。主权的新中国的政治潮流的推动下，地方之间的合作及其相互间关系的加强，是有助于全国范围的政治整合的。国民党的领袖将中正在领导中国进行全面抗战之前，逐渐放弃其原先的“武力统一”政策，而代之以“和平统一”政策，以及由“攘外必先安内”的失败转而同意组成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说明了地方主义在当时并非国内的主要矛盾。从这个角度来说，地方间的合作，只要在大方向上适应当时潮流的需要，也是应予以充分肯定的。

本文之目的，旨在通过阐述抗战前李宗仁的桂系与广西邻省实力派的关系，来说明当时国民党内部需要形成一个统一的意志－这个意志便是抗日。要达成这个统一，需要时间将各个不同的派系集合并整合在一起。各个地区的集团或派系之间合作的加强，是达成国民党内部政治整合的基础。这种范围的地区合作，一方面使将中正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难以实施，最终迎合潮流，以和平统一方式达成党内的团结，其标志是， 1936 年桂系发动的六一运动，以和平的方式告终。这是国民党内争斗的派系双方“相忍为国”精神的体现。这一结果，实际上也是一个执政党内部达成的政治整合的体现。另一方面，它也使派系冲突的双方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观察和了解，逐渐达成意志上的统一。换言之，执政的国民党内冲突的派系各方，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建设新中国这个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上，找到了共同语言，达成了共识，从而使地区间的合作自然地融入到全国政治整合的主流中去。

围绕这一目的，本文试图对抗日战争前广西与云南、贵州、湖南、广东、以及四川的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

在探讨上述关系之前，有几个用词需先予以说明为要。“桂系”作为一个政治性用语，已沿用数十年。尽管广西的领袖们并不喜欢这个词，甚至还否认有这一“系”的存在，〖 6 〗然因其流传太广，出现率颇高，故在行文这使用或借用该词是难免的。但在使用时，这个词的本身并不含有任何贬义或褒义，仅是为着行文之方便而已。此外，李宗仁作为这个派系或集团的首领，故在行文中通常以李与西南诸省实力派的关系，来代替广西与这些省之实力派的关系。但此并不是说，广西的其他领袖与西南诸省实力派没有关系。实际上，所有的桂系领袖与西南的关系，皆以服从广西的政治、经济与军事需要为前提。本文因方便之故，仅以李宗仁为代表，这也算是当年广西的“三位一体”制在本文中的一个反映吧。再者，行文中所提到的西南诸省的地方实力派或军阀，亦只是一种区分的方法，而非价值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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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见：Diana lary, Region and Nation: The Guangx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 1925-1937.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p.194.

〖2〗  关于桂系在广西对“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追求及其成就，详见：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辑委员会编：《桂政纪实, 1931-1941》，桂林：1946年；胡霖(冷观)等着：《广西建设集评》，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1935年； 梁文威等着：《广西印象记》，南宁：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1935年； 郑建庐：《桂游一月记》，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李宗仁：《李德邻先生论广西建设与复兴中国》(钱实甫编)，南宁：建设书店，1938年。

〖3〗  关于广西在1930年代的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动员及其成就的详细研究，见：朱浤源：“一九三十年代广西的动员与重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十七期B（1988年12月）；及E. W. Levich, Mobiliz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in Kwangsi Province, 1931-1939. Chicago University, PhD dissertation, 1984.

〖4〗  最紧张的时候是1920－1030年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时期及1036年两广六一运动时期。据李宗仁回忆，当时围困广西的中央军队，不下四、五十万人。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香港：南粤出版社，1986年，第440页。

〖5〗  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辑出版：《革命文献》，第七十六辑，第73－4、105页。

〖6〗  这一说法明确见诸于广西集团的少壮派领袖韦永成的回忆。见韦永成：“谈往事”，《传记文学》三十一卷，第六期，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