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克利加大前中文图书馆长在北京用热狗店支持助学梦想(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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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海峡对岸长大，在大洋彼岸读书工作。她曾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馆长，从图书资料中观察中国30年。如今，她退休后来到北京，开办一家热狗店，想用盈利所得资助中国的失学女童

北美新浪报道，今年4月中旬以来，每隔一天，戈定瑜就会乘坐984路公交车，赶两个小时的路，从北京昌平的城乡接合部，到白领云集的CBD商圈内，去照看她的热狗店。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这位64岁的前馆长，一天之内，来回奔波4小时，却乐此不疲，忙着用热狗挣钱，想用挣到的钱去捐助中国的失学女童。

　　在这家热狗店里，一度，她会系上围裙，亲自烤热狗，做沙拉，配菜料，端盘子，并接待客人。员工们不叫她老板，总是直呼她的英文名安妮。她原本可以过着清静无忧的退休生活，是3年前一个突然的念头让她开始了“热狗事业”。
是安妮刚刚从图书馆馆长位置上退休不久，一天晚上，她从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德国热肠在香港热卖。”她脑子里突然蹦出一个念头：在北京卖热肠。当她还在伯克利分校时，学校里就有3家热狗店，都人流不断。她曾带着一些中国的访问学者和导演陆川、张一白去那里吃过热狗，他们一致称赞。她立刻给北京的朋友打电话，问：热狗在北京能卖吗？朋友认为可以。

　　她还想用卖热狗的盈利资助中国的失学女童。在美国时，她是一家专门资助中国孩子读书的基金会的成员，许多向基金会申请资助的中国女孩说，家里没有钱，只能供弟弟或哥哥读书。这位图书馆馆长了解到，“在中国农村，如果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最先失学的就是女童”。

　　这一夜，安妮兴奋得难以入睡。从此，她开始踌躇满志地写起《热狗日记》，逢人便忍不住兴高采烈地谈自己的热肠计划，以至于被人笑为患了“热肠病”。

　　当她把这一想法告诉21位身在美国的金陵女大和台湾金陵女中的金陵校友时，她们决定共同投资开办这家热狗店。22位投资人中，年龄最大的80多岁，最小的也已年近60。安妮被选举为董事长并委任为总经理。

　　这一举动，让安妮的孩子为她感到“骄傲”。而其他21位投资人的孩子们，也都觉得妈妈们晚年做的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很值得自豪”。

　　在为热狗店取名时，安妮想起了路学长的电影《卡拉是条狗》。她通过电影圈的朋友辗转找到路学长。路学长在得知热狗店的公益性质后，很爽快地同意小店命名为“卡拉是条热狗”。

　　2006年6月6日晚上6点6分，清华大学南门外的清华科技园里，小店开业了。《卡拉是条狗》的导演路学长、主演葛优，青年导演陆川等都前来捧场。

　　“庆祝的party上，可谓高朋满座，能来帮忙的朋友都来了。但开业后，还得需要真正的打拼，不能靠朋友的帮忙。”安妮在《热狗日记》中写道。那几天，她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都不知道第一个顾客长什么样。

　　然而现实跟理想总有距离。“以前不是经营商业的，想得太乐观了一些。等你跳进去了之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安妮说。

　　她原本以为大学生和搞IT的年轻人愿意接受新事物，但她发现，北大清华学生很少从这里经过。热狗店所在的写字楼虽然出租率很高，但入住率不高。有些客人品尝过之后，觉得热狗远不如炸酱面好吃。尽管有些老外为品尝店里口味地道的热狗，甚至从北京郊县特意赶过来，但顾客流始终不足以使小店盈利。

　　安妮原以为每天能卖出至少200只热狗，这样收支可以持平，但事实是，每天卖出200个根本不可能。开业至今，热狗店一直在亏损。

　　今年1月31日，安妮90多岁的母亲专程从美国到北京，特地来看看女儿经营的热狗店。然而，当她被搀扶进小店时，看到的只是一个空荡荡的屋子。亏损100多万元的热狗店已经在两天前决定暂时歇业，搬离清华科技园区。

　　这个领域是这位图书馆前馆长所不熟悉的。安妮在四川出生，在台湾长大，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大学。毕业后，她成为该校中国研究中心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从此，她每天打交道的都是与中国有关的社会科学研究资料。

　　那时中国大陆的出版物寥寥无几，图书馆里主要的资料便是“两报一刊”。为了填满图书馆的书架，能买到的都想法买下来。那些年里，这个以收藏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资料为主的图书馆，不得不收藏了诸如《数学学报》、《昆虫学报》甚至修汽车的杂志等跟社会科学毫不相关的期刊资料。

　　在安妮从小所受的教育里，那块她出生的土地上，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直到1984年，她跟随金陵校友代表团第一次踏上大陆，从走出虹桥机场的那一刻起，她看到了一个令她惊奇的中国。

　　她们参观了江苏省几家“万元户”，她才知道大陆人民“日子过得还挺不错”。她到了八达岭长城，为买一件纪念衫，她和丈夫产生了分歧。卖纪念衫的女商贩说：“买件衣服，你还用问他同不同意？！你自己还做不了主？”她觉得大陆的妇女已经能够当家做主，撑起半边天了。

　　1990年，安妮成为图书馆馆长，每年都亲自来大陆采购图书。在乡镇企业红火的年代，她主要采购跟经济和改革相关的书籍。当“盲流”开始出现时，则采购跟经济和社会变革有关的书。当她听说烟台师范学院一位老先生用10年时间，在全国各县搜集到好几千种地方志一类的文史资料并做了索引时，安妮便专程前去拜访他，陪老先生喝了一天酒，买下这些资料的副本。当央视《东方时空》推出“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的《生活空间》后，她让制片人陈虻帮忙挑了100部从方方面面展示转型期中国的短片，买了下来。

　　虽然身在大洋彼岸，但她在图书资料里观察了中国30年。退休后，她和丈夫在北京昌平一个林木葱郁的小区里安了家。她开始真正与中国亲密接触。

　　热狗店把她带进了更加多元的现实。开热狗店时，经理建议她给相关领导送点礼，她不同意。朋友告诉她应当放低姿态才好办事，给相关部门负责人写信抬头要写 “尊敬的领导”。她抱怨一些部门的官僚作派。她与各种红头文件打交道。她觉得在中国办事经常很不方便。她有时甚至觉得委屈。

　　一些中国客人，吃完热狗，会问：我今天吃的这些钱，有多少是要拿去捐的？问得她哭笑不得。也有一些机构，听说了餐厅的公益性质，便跑上门来要求安妮赞助。在北京，她会遇到一些人将公益视作乞求。她和丈夫一起给顾客发气球和卡片为小店做促销时，从一些老外和学生的脸上看到善意的微笑，却也从另一些人的眼神中看到不屑。

　　但安妮并不打算放弃。“如果杯子里有半杯水，别人会说杯子里只有半杯水了。可我会告诉自己，杯子里还有半杯水。”安妮温软的普通话中透着坚定，“给我一点儿时间，我还想再试一年。”

　　今年4月，“卡拉是条热狗”搬到位于北京CBD商圈内的新光天地重新开业。她希望这次至少能持平，这样心里才会踏实。就在几天前，又有两位金陵校友主动要求加入投资。

　　“（金陵）学校里面出来的人，就觉得回馈社会是应该的，不会受其他人的影响。”安妮说。金陵女子大学老校长吴贻芳的教导言犹在耳：“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更加丰满。”

　　如今，这位图书馆前馆长从小区的邻居身上看中国，从隔一天去热狗店上班的公交车上观察中国，从一切日常的生活中感受中国。“我这3年的生活是《新京报》，而过去的30年是《新闻联播》。看了《新闻联播》，你会认为我们很多事情已经尽善尽美；翻了《新京报》你会发现问题还很多，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

　　她因此觉得，自己今天正在做的这些事情，远比过去有意义。尽管最初的想法还未实现，但能够让人看到希望。这份快乐也远非过去学者们在论文中对她的致谢所能比拟。

　　“中国几千年来到现在终于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能够在这里看着她变化。”安妮开心地说。

　　她依旧乐观。聊到酣畅处，她会时而抬头哈哈大笑，两手伸在空中弯着指头做小动作，时而笑得趴在桌上抬不起头。

　　只是，在新开张的店里，安妮不能再亲自下厨，跟客人面对面交流了，这让她很不习惯。在她的一个小本子里，夹着她的老母亲从美国寄来的麦当劳、肯德基等热狗店最新推出的产品剪报，供她参考。在旁边的纸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英文，那是安妮亲自为热狗店配菜时使用的不同原料和不同口味的记录。

　　因为以前在热狗店经常亲自下厨，左手无名指上的金戒指已经被磕碰得凹凸不平，那是她到北京开店前不久，先生送给她的结婚30周年纪念戒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