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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跑步。
加州早上天气很舒服,凉凉的。虽然跑完还是一身大汗,但是跑的时候真的不觉得热了。
让我想起上海的初秋。我也是一个人值班,一个人出夜班,然后骑车去买早饭。经过那幢老楼.最近刚知道,竟然都拆掉了。上海是真的不保护老建筑的哈。
想起来那时候值班,很多回忆。
有一个很年轻的女病人,得了红斑狼疮,药物控制以后,父母接她出院了。
过了大半年,我正好又轮转到肾脏科,看到她重新被收进来,判若两人,急性肾衰,人浮肿得都认不出来。原来她的父母不相信西医,出院以后把她所有的药物都停了,接她到一个庙里住着,吃一些中草药。
入院以后她的病情迅速恶化。她的父亲非常吓人,就是那种一看就要闹事的凶狠角色。我每次值班和他说话都要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心里默默祈祷她不要在我的班上去世。 女孩子后来还是去世了。整个科室都如临大敌,后来怎么处理的我已经淡忘了。但是那种在深夜祈祷的恐惧感,我现在依然依稀记得。
肾脏科真得很忙,病人很重,我手上第一个送过的病人就是在肾脏科。是深夜里一个73岁的终末期肾衰的男病人,收进来准备做血透的。血压高,心率偏快。其他也没什么。
我看了病史明天就要做血透了,于是就开了降血压药物。他儿子跑过来说,医生,你再去看看吧,我爸他好像不对。我赶回病房,病人端坐在病床上费力透气,一听,两肺遍布湿啰音,急性心衰发作了,他的心脏因为长期超负荷工作,终于在就要血透之前的晚上罢工了。
静脉药物推下去都没有用,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急诊血透。但是来不及了。病人突然中止了呼吸。护士推过来抢救车,我开始心肺复苏,插了管。抢救了大半个小时,病人的心跳和呼吸没有恢复,我向他儿子宣告死亡。他儿子跪下来抱着父亲的尸体开始痛哭。 这时候的我已经全然没有了睡意,从被叫出值班室到抢救病人,就那么几分钟,一条生命在我手中瞬间消逝。从来没有正式宣布死亡的我,觉得一切都有点惶然不真实,就怔怔地坐在护士台,看着护士料理后面的工作,死者家属来来往往,嚎啕大哭,然后病人遗体被送出去。
最后他的儿子走过来对我说,谢谢你,医生。
我在那一刹觉得无比羞愧,因为在半个小时之前我还在被扰了睡觉而恼火。我怎么敢当那句谢谢。出了夜班,我坐在阳光普照的咖啡馆里,音乐轻快悠扬,周围的人微笑洋溢,全然是另外一个人间。让人不敢相信几个小时前我刚刚目睹了一场迅疾的死亡。 坐了很久,直到心里渐渐被阳光暖和起来,我才回家,一觉睡到晚上。
这个病人的名字我至今还记得,是我医学生涯的一个里程碑。
后来在血液科,有一个年轻女病人的弟弟对我下跪,求我治好他姐姐的淋巴瘤,我只是值班的实习医生,除了写病史和开一些急症药物,什么都做不了。
我记得一个女孩子无法接受自己的病情,从走廊里冲出去要跳楼,我们死死拉住她,她的哭喊,我似乎依然能想起来。
我记得在心脏科,有一次抢救一个老太太,她临终时候,膀胱失禁,我的白大衣和鞋子都湿了。
我记得在大年夜,一台急诊手术,我拉钩,被肿块堵塞的肠道熏得我几乎要昏过去,这时候经验丰富的外科主任摸到了肝脏上的转移肿块,他低声骂了一句脏话,把手术切口缝合,等于宣告了病人的死刑。
时光匆匆,那些有血有肉的故事,虽然隔得如此远了,仍然依稀记得。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没有在上海做住院医生,而是和那些印度医学生一样直接考board,会节省我三年。但是这三年,其实并没有浪费,从某种意义上塑造了我,在后来我重新做住院医生时候,让我有不同的眼光和视角。我能够体会为什么美国一定要读完四年本科才能去读医学院。人文的积累,人格的成熟,对行医太重要了,不仅是对病人,更是对医生自己,让他们可以survive。
我大学时分在长征医院实习,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ICU里的重症病人
人生痛苦的事情远多于快乐,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是多么幸运的事
谢谢花花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