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瘾”与“球瘾”

          “烟瘾”与“球瘾”     《延安颂》观后感
      对英国人、美国人、日本人来说打高尔夫球的“瘾”很大，其嗜好就像早期中共领导人对烟的嗜好一样，没有不会的抽烟的。当然在正式场合或老来没有抽烟的习惯、或戒掉了。如陈毅等。

      但毛泽东、邓小平都是“烟不离手”的“瘾君子”，抽烟一直到八十多岁。
      早期的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的许多干部多是烟不离手的“烟民”。
      最近看了一批为纪念建党90周年的献礼剧目，红色题材的电视剧。

都是央视一套的黄金时段：《东方》、《红色摇篮》、《井冈山》、《长征》和《延安颂》……。
      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示中国近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和不同命运的人物群像，特别是浓墨重彩地塑造了不同时期的毛泽东形象。
      不同时期的毛泽东由不同演员来扮演的。但是，无论是唐国强还是王霙扮演的老毛、毛委员，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烟不离手。几乎是无时不抽，从屋里抽到屋外，从卧室抽到会议室，从中国抽到苏联。无论什么年龄段几乎每集必抽，尤其是在促膝谈话的时候，在思想交锋的时候，而且有了一个发明创造，就是骑在马上抽烟。好像不拿一支烟当道具，就不能表现出毛泽东的风采和神韵似的。

     据重庆会谈后蒋介石的谈话，说毛泽东一天抽50支烟，因为自己不抽烟毛与他会谈时也有毅力不抽烟。

可能是蒋介石不抽烟的缘故，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就很少抽烟的形象。也可能正因为毛泽东抽烟，刘少奇，陈云、张闻天、任弼时、后来邓小平都是抽烟的"猛人"。
     毛泽东在去世两年前才戒掉，也就是说80岁左右，后来的邓小平抽烟70年，年过85岁才戒掉（去世8年前开始戒烟）。

      美国的总统不吸烟但有强烈的高尔夫球瘾，“绿色鸦片”一旦上瘾就如烟瘾一样是很难戒掉的。英国人的高尔夫球瘾是“雷打不动，风吹不要”似的。李嘉诚九十多岁了还每天打高尔夫。高尔夫上瘾比烟瘾还厉害。
      在英国哪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照打高尔夫不误，哪怕德军的炮弹落在球场也从未关闭球场。在炮火隆隆、硝烟弥漫下也有人打。
       为此高尔夫协会还专门出台宣布了“特别规则”。
       这样严酷的环境下也坚持打高尔夫球的英国人，这次因惧怕新冠病毒肺炎感染而关闭球场真是让人难以想象啊！
      然而自从英国约翰逊首相于3月23日紧急宣布外封城三周的全国范围禁足令后，英国人自己单独或与家属一天只能一次跑步、散步等运动。药品店、食物尚品点以外一切“nonessential”（无关紧要）领域的业种全部封锁。此刻英格兰高尔夫协会也宣布将所有球场关闭。与此同时苏格兰、爱尔兰也相继宣布关闭所有球场。
      也足见新冠改变了人们从未改变的习惯。
      但是，在日本至今任然还在开放高尔夫球场。哪怕安倍政府和东京都小池知事宣布了“紧急状态宣言”，所有的行业几乎都停摆，但除了高尔夫练习场被“要请”休业外，高尔夫球场却照常开放。

          苏格拉底的弟子们听了老师的话，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一生仿佛也在麦地中行走，也在寻找那最大的一穗。有的人见到了颗粒饱满的“麦穗”，就不失时机地摘下它；有的人则东张西望，一再地错失良机。当然，追求应该是最大的，但把眼前的那一穗拿在手中，才是实实在在的。

        陈谷子，烂芝麻
       伟人上了年纪就越容易翻老帐，换句话说陈年老帐翻得多的人也就离世不太远了。
       伟大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留下许多至理名言：
      快乐的秘密并不在于寻求更多想要的，而是在于培养清心寡欲的能力。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you see， is not found in seeking more， but in developing the capacity to enjoy less. 对作家来说，写得少是这样的有害，就跟医生缺乏诊病的机会一样。
      他的最后将要被鸩死之前，弟子们问他还有什么遗言，他的遗言是：“克里同，我欠了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鸡，记得替我还上这笔债。”
      很多人以为他喜欢吃鸡肉，或许希腊人喜欢鸡肉。其实这里的意思是，欠了药神的药希望弟子代他祭奠药神的意思。这证明苏格拉底已经很淡定了。
      想当年伟人溘然长逝没有留下遗嘱，但有人说肯定有，只是不便公开。不过从老人家一生经历，他是记得很清楚的，每一次代表大会一或适当的场合某某某对他的恩恩怨怨都要详尽道来。被打倒的人，尤其是路线斗争的代理人更是曾经反对过他的人。至终对邓手下留情
       是因为他与自己曾受到牵连。该还的一定要还，该报的一定要报。对苏联那么记恨是在初期总派一些“忠犬”来与之对立。就象刘邦除韩信，林是一定要除，但消除游戏没有按章出牌，始料未及。最后只剩下唯一没倒下的周，也死在了自己的前面。所以没有任何遗憾……
      周对毛的对立渊源太深历史太久，一生中有十次大的交锋。
       一、宁都会议
       宁都会议前，1931年12月，周恩来从上海来到瑞金，取代毛泽东的苏区中央局书记一职。最初这一职务就是周担任的，但由于周不在江西，而由毛代理。1932年10月，在宁都会议上，任弼时、项英等免去了毛的红军总政委一职，由周接替。同一个月，周任命自己派系的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周派的另一成员陈毅，之前已是江西军区总指挥，1933年兼任西方军总指挥。宁都会议后，毛的军事指挥权先被朱德和周取代，后又被博古和李德接替。
       二、遵义会议
       1934年，长征开始后，红一方面军主要由林彪和彭德怀的部队组成，两人是毛在军队中的支柱。周派的刘伯承仍为参谋长，陈毅则被留在了江西。1935年，遵义会议，毛成为军队的实际指挥者，周保留名义上的指挥权。
 经过毛儿盖时，周重病，昏迷不醒，毛自行宣布接替周的军事指挥权。之后，周病愈，也没有提出反对。
       三、长江局
       1938年，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周和王明在武汉主持长江局，坚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与蒋合作。后来，周在整风运动中作了检讨，“一直考虑到我是否也如王明，敌我不分，这才使我猛醒。”
       四、新四军
 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毅任新四军军长。自从在欧洲结识周之后，陈毅一直都是周派的重要成员，于是毛又派了刘少奇任政委，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是毛培养的接班人，邓子恢是毛在江西的嫡系。刘少奇后又兼任华中局书记，不仅是陈毅的上级，也取代了周的南方局的地位。
 1942年，刘少奇回延安，饶漱石接替任政委，华中局书记，直到1949年后任华东局书记。
       五、整风运动
 1942年，整风运动，周作为“经验主义”的代表受到批判。周检讨，“我连续犯了罪过”，“中心关键在于反毛”，“宁都篡军为最高峰”。为此，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专程向延安发信，表示不应当使周孤立于党，毛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其与周关系非常好，并无矛盾。
       六、高饶事件
 先是1952年的“五马进京”，高岗、饶漱石、邓子恢、二野政委、西北局书记五人到中央任职，分别为副总理等职务。这么做有两个原因，一是1949年后，形势发生转变，国务院的权力大增，因此毛让五人分周的权，二是为下一步倒周作准备，可以说是先守后攻。
       七、反冒进
 在之前的失败后，毛意识到，要倒周，先要翦除周在军中的羽翼。刘伯承，担任军事学院院长，各级军官都做过他的学生，俨然是新的“校长”，因此展开对他的批判。《李作鹏回忆录》提到，彭德怀先前说，苏联是军事强国，不学苏联学谁？后来为了批判刘伯承，又说军事上学习苏联是教条主义。
       八、文革
 文革时期，毛利用红卫兵打倒了刘少奇。1967年，江青让红卫兵包围了周的住处，先不急着冲进去，观察各界的反应。如果没人来救周，就冲进去，像揪斗刘少奇那样揪斗周。后来，估计是陈毅带人把周救了出来。周对斯诺说，“我的一个朋友，把我救了出来。”
       九、七?二〇事件
 1967年七?二〇事件之后，周让陈再道跟他回北京，保他没事。表面上是为了毛的安全，实际是鼓励了那些反对毛在军队中文革的人。《吴法宪回忆录》记载，陈再道到了北京，被围着批判，周说了一句，“你这是背叛毛主席”，陈再道以为周的意思是不再保他了，吓的晕倒。其实后来并没有遭到严厉的处罚，周信守承诺，保护了陈再道。
 当时，正是毛在军队中文革的关键时期，毛想让江青插手军队事务，但遭到联合抵制。毛到武汉，正是为了解决陈再道，从此推动军队文革。这一计划被周破坏，后来江青没能介入军队。
       十、右倾投降主义
 九一三事件后，周去见毛，说：“主席，大权还在你手里。”此时，毛在军队的两大支柱林彪、彭德怀，在行政方面的两大支柱刘少奇、高岗，都已经损失殆尽了。再看周派，周培养的接班人陈云并没有被打倒，只是坐了冷板凳。贺龙、陈毅不在，刘伯承、粟裕虽被批判，但还有复出的机会，聂荣臻也只是靠边站。周派明显强过毛派，周的意思是说，他无意趁九一三事件夺权，希望毛和解。但毛并不理会，后来周对自己的工作人员说，“你们不明白，事情还没有完。”
       毛先反击“右倾回潮”，又批林批孔批周公。

      《东方》、《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井冈山》、《红色摇篮》、《延安颂》、《解放》一直看下来就有一个逐渐清楚的轮廓。
      在党的历史上许多人的恩恩怨怨都可以理解，彼时彼地最信任的人背叛自己、或不把自己当回事儿确实很尴尬，让人刻骨铭心。最进看到“批林批孔”时对林彪批判、控的邓华将军的老后颇能警醒一些人。相信人与人的交流是要动一番脑筋的。
      回头看这些开国将帅，凡能超脱的，或者早早就被边缘化的，都以高寿善终，像朱德、徐向前、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原二方面军创始人萧克，只授了上将衔，1958年被彭德怀批判后赋闲，他与林彪同年生，但活到2008年，享年101岁，写了部长篇小说，得了茅盾文学奖。
      而处于权力中心的，彭德怀、贺龙、陈毅、罗瑞卿都被整得凄惨悲凉。
当年林彪针对邓华的“战争”语言铮铮有力：邓华是军中大患，此人不除，我寝食不安。尔后，邓华确实遭到了批判“双规”，贬谪充军的不公正处理。邓华受林排挤，他自己要负很大的责任，可以说是没有知恩图报。从组建八路军之日到志愿军入朝作战这一史程，林彪对邓华起码有四次知遇、提携之恩。有时可以不要组织原则地提拔赏识他。看到他当年揭发林彪的资料，称邓华入朝作战之后，坚决不受林彪的拉拢利诱，从朝鲜回京汇报战事从不去林府云云。资料举例说一次邓回京开会，工作报告完后林彪托人几次来请，邓均未应允前往。最后在回朝鲜的当日林办来了电话，邓华才勉强去见林彪。会见中的描绘相当生动：邓一到，林彪就笑容满面地握手，让坐。随后林就拿出朝鲜的地图摊在桌上，圈圈点点，指指划划，不解之处就请邓辨认，解说。图解之后就问美军的特点、武器，包罗巨细，不厌其详。邓华渐失耐心，心忧前线，又担心误车，其时如坐针毡，几次抬腕看表，欲辞不能。林彪其时竟心无旁骛，视而不见。最后一次邓华又看表让林彪察觉了，林问邓有什么事？邓是如此说的：林总，彭总那里还等我速回，我下午的火车……。资料称当时林彪的脸色就下来了，手一摊，你走，走…。据说当邓华忙不迭地一出门后，林彪抬手掀翻了桌子。先说林彪，在开始见邓之时，虽然也有疑惑，但他基本上是由衷地高兴甚至自得，因为志愿军的胜利验证了他“择将组军”的先见之明。尔后他为朝战上心，拿出当年在东北的待客习惯：和最感亲近的人才切磋战事。他一点儿不识时务，还在笨拙地表现其对邓华的厚待优叙…。当他察觉到邓的漫不经心，敷衍甚至不耐烦时，他的如火热情陡降，顿生不快。而当他听到邓的解释，疑惑的传闻现已证实。他是怒不可遏而又极其克制。邓走后的掀桌子是愤懑与狂怒之气的宣泄。林彪托人来请，不论从将帅的感情上，从上下级关系上，从以往生死相从的交道上他都不能推辞去见林彪。何况林当时已是中央军委主持常务工作的副主席，前方将领汇报工作不找他，不争取他的有力支持，能行吗？（按惯例还要寻机会多亲近亲近，彭让邓回国叙职的目的恐怕正在于林、邓的良好关系）因此笔者设想，此次邓华去见林彪起初应当还是高兴而亲近的，开始的谈话可能也甚为投机起劲。可邓其时是堪堪忘记了林彪 “战争狂”的兴趣特征。当话题转入战争，林彪沉醉于具体战斗，战术，战场，武器等的心劲儿上来，而谈得纵横开合，眉飞色舞时，邓华的不耐烦以至敷衍则显得非常不智。漫说林的这些深思熟虑的见解完全可以给人进益，提醒，即便是这些议论不值一闻，如果真为前方将士所计，为彭总所计也应沉静下来，客随主便。否则发生不快，前面谈成的或应允的事岂不要“黄”？既来之，则安之，谁信前线真缺这一天半日？而若邓华真的象资料所言那样回答林彪，这不仅是愚蠢的事了，而完全暴露了邓华此番看望之行的虚伪性。林彪的潜台词可以是这样：怎么，彭德怀就这么离不得你？难怪说邓彭不分家，那么回国述职可以让其他人来嘛。你的火车，那不是军用专列吗？你不到，它敢走吗？所以，邓的欺人之谈，漫说精细的林彪，等闲人物也能看得洞若观火的。也由于机会的丧失他渐渐察觉林彪对他的冷漠；他本能的警惕心理引导他更加靠拢彭德怀，然而这种利害取向的结果则只能加深这段冤仇。他更加觉得孤独（4野的老“圈子”已敬而远之）就愈发走向新的“山头”。而他可能真没想到，就中国的传统军人文化（仁义勇智信）衡量，他当初 “将德”的稍稍缺失，却发展成“为将之道”的严重偏离。
另一方面，随着志愿军的胜利回国，彭、邓的威望如日中天，外在的显赫迷住了邓华，他哪里懂得全身而退之策。当他以沈阳军区司令（此番是真正的大军区司令正职）兼副总参谋长的身份超越诸如张宗逊、陈奇涵、李涛这些老资格的上将而成为党的八大中央委员时，他的事业到达了人生顶峰。而蛰伏的林彪对邓华的判断却愈发明朗：此乃忘恩负义，趋炎附势的小人，一中山狼耳。
      时间的推移使志愿军的光环渐去。彭元帅的分量也不再那么举轻若重，他莽撞犯上的言语毛泽东也不再一笑让之。他不甘于就此失落（彭已不是中央常委），遂于1959年的庐山会议以“总攻”的方式向毛呈上“总意见书”（其实，涉及农耕之事他也外行）。他的摊牌式的“攻击”使毛泽东感到深深的恐惧，继而龙颜震怒。毛泽东何许人也？君不闻，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笔者此段只“捋”当事人的思想脉络，不讨论是非）毛网罗了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发动了致命的反击。毛、彭二人都使用了“湘勇”放泼的语言互骂，那边厢还有什么是非曲直可言？设伏的林彪在最适当的时机加入了“战团”。他的动作果敢坚决，他的语言短促有力，他的“猎物”一览无余。一切都按战争进行，没有一点犹豫狐疑。黄（克诚）大将尚敢撄其锋，被枪挑马下。邓司令避敌就走，落马咫尺。江湖险道，快意恩仇，杀伐惨烈，莫过于此！
林“出走”了,老人家很尴尬。所以主席表面上很旷达，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嘛，其实心头受到重创。历次被他打倒、整死的老干部，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反对他，要背叛他的，彭德怀至死都强调，我没有反对毛主席。而林彪对毛确有看法，笔记中称他为“老东”，说他一贯功劳归于自己，错误归于别人嘛。乳臭未干的林立果，竟直接对他动了杀心。刘少奇只是与他政见不同，从不敢公开批评他，所以林彪事件后老人家又惊又气又羞又悔，急火攻心，七二年一月，肺心病发作，突然休克，几乎与马克思握手。虽然抢救回来，但元气大伤，从此健康每况愈下。那个自信、潇洒、谈笑风生的人物消失了，变成多疑、易怒、伤感、衰老的老人家（略）

      上世纪为人周围的“两面人”与“多面人”

“两面人”康生，康生（1898年－1975年12月16日），原名张宗可，字少卿，乳名张旺，曾化名赵容、张溶，笔名鲁赤水，出生于山东诸城。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他也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人物，死后被列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被当时媒体形容为中国贝利亚，特工领袖。

“多面人”郭沫若，使用过的笔名和别名超过五十个，有：沫若、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汾阳主人、竹君主人、定甫、夏社、沫、爱牟、鼎堂、高浩然、吴诚、林守仁、杜顽庶、杜荃、杜衎、坎人、易坎人、石沱生、陈启修、李季、阿和乃古登志、蒙其外史、王假维、郭爱牟、蒙其生、蒙侄、谷人、郭石沱、佐藤和夫、安娜、鼎、杨伯勉、杜衍、白圭、戎马书生、牛何之、羊易之、丁汝成、龙子、克拉克、江耦、有孤、藤子丈夫、佐藤贞吉、郭麦弱、高鸣、于硕等。

      九江三一七惨案与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蒋介石着手清党，郭沫若隐蔽在朱德的家里，写下了声讨蒋介石的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发表在《中央日报》副刊，指出“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是“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等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狯的刽子手”。 郭沫若以毛泽东的诗友著称，和毛时有诗词唱和。他曾高度赞颂毛泽东的诗词和书法，甚至将其错别字“黄梁”也作为赞美的对象。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致闭幕词《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且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上，致闭幕词《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并且朗诵一首诗“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 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
“ 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 1976年5月12日，郭沫若写了《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30]：
“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
但过了仅仅五个月零九天，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他立即又赋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抨击“四人帮”，吹捧华国锋：
“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