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者

(此篇曾发表于“青年作家”)

    下班后，在赶往短途火车站的匆忙与拥挤中，波扬突然说：“该给塞勃发封EMAIL，看看他是不是还活着。”
    找了两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火车缓缓地启动了。窗外空旷的田野在极淡的桔色的夕阳中，呈现着入冬以来第三次雪暴之后的严寒与宁静。望了一眼波扬，他正将额头抵在窗玻璃上，向外望去。

    塞勃是波扬在多大读物理博士时的同学。博士毕业后，波扬说了一句对科学不再有兴趣了，就开始四处找工作，最后进了一家金融软件公司做投资风险分析方面的软件开发。塞勃似乎也没有兴趣成为物理学家，但他谈论的多，行动的少，最后迷迷糊糊，别无选择似地与多大签了做博士后研究的合同。
    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学生时代的亲密友谊。我后来发现波扬同我约会时去过的LITTLE ITALY和MILANO全是他们旧日游荡的老地方。

    波扬是德国人，我是中国人，我们在北美这块自由的土地上严谨地生活着，工作着。我们的朋友塞勃，生长于法国巴黎的犹太人，说着带有浓重法国口音的英文，兴致来时，更会扬起一只胳膊，讲上一大串纯粹的法文。我们的家因他的来来往往而充满了法国葡萄酒，法国CHEESE，法国在欧洲战争史上大大小小无数次的胜利与日尔曼民族梦般的音乐。
    周日的午后，如果有人敲响我们的家门，那一定是塞勃，胳膊下夹着一瓶红葡萄酒。波扬立刻开始做他最拿手的土豆沙拉，我去买一根还温热的面包棍，几样CHEESE和一些水果。然后我们就在葡萄美酒夜光杯的美妙中漫游。从天才歌剧家理查德.瓦格纳的最后一部歌剧<<帕塞法>>到尼采的赤子情怀，再有一两百年前发生在德法两国间的数十场持续了数天的战争。
    这样的时光，塞勃是激昂的快乐的。
    另外的时候，塞勃会抱头抱怨他的工作，老板愚蠢，同事乏味，前一天晚上在LITTLE ITALY泡到凌晨三点钟。
    偶尔塞勃会带来一封他的妈妈和妹妹一起写给他的信，告诉我们这一次她们推荐他看一部名叫<<性与城市>>的科教片。因为塞勃至今没有女朋友，她们认定塞勃是同性恋。
    波扬认同塞勃所感到的文化冲突与失落，但他认为这里有更多的机会和更简单的生活方式。波扬总是鼓励塞勃换一份工作。我可以理解这两个来自欧洲的博士所经历的欧洲人文情绪与北美商业文化的惨烈碰撞。塞勃的梦中情人该是徜徉在塞纳河畔洋溢着自然气息的长发女子，穿梭在北美大都市水泥森林中的白领丽人尖细的高跟鞋只能踏碎他的梦吧。
    这样的交谈，令我欣慰的是生为独子的波扬有塞勃这样亲密的朋友，从而体会到手足的关爱与信任。
    我们就这样快乐又忧伤地过着一个又一个简单的日子。

    直到那个九月的早晨。在往办公室去的电梯里，一位西装笔挺的男人，激动不已地对着我和另一位乘客挥着手臂说：“比电影还清晰，可以看到飞机最细小的碎片迸溅开来，真是可怕。”我微笑着彬彬有礼地对他点点头，心里想：在这栋银行大楼里，还真难得见到一位对一部电影动真表情的人。
    进了办公室，所有的人都在会议室里看电视。一个小时后，大家在恍惚与恐怖中被疏散回了家。

    生活变了，变得沉重了。对失业的担忧远远超过了对失去生命的担忧。
    直到圣诞前夕，我和波扬才想起已经有三四个月没见过塞勃了。本想约塞勃一起过圣诞，波扬打了电话过去才知道塞勃已经决定去以色列过圣诞节。我们应邀去LITTLE ITALY给塞勃送行。在酒吧的角落里，塞勃和他的朋友们吵成一团，关于复仇，关于正义与真理，却是充满了暴力和民族主义情绪的言论。
    我和波扬牵着手，坐在角落里沉默着。

    美丽的圣诞夜，当我们仰头望着雪花漫天地飞舞在寂静的苍穹中，我们想像着在遥远的沙漠里，塞勃过着一个火热的圣诞节。

    直到四月，我们才得到塞勃的消息。他已经回到多伦多，并邀请波扬参加周末的单身聚会。
    聚会那天，波扬出门前，我想了一下，然后对他说：“别和任何人争论，好吗？”
    波扬系着鞋带，说了一声：“好。”
    我忍不住地又说：“即使你是对的，许多人却只想德国人怎么能和犹太人讨论什么是真理与正义呢。”
    波扬扳过我的脸，亲了一下说：“我知道了。”然后出门去了。

    泡了一杯茶，抱着我看了一半的小说，爬上床去。难得可以享受一个安静而又完全属於自己的夜晚。
    看了不到十页小说，就听到开门的声音。我喊了一声：“波扬！”
    波扬应着，跑上楼来。
    “怎么回来这么早？”我问。
    波扬“嗯”了一声，上前来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就在床前走来走去。
    我从没见过他的脸色是那样的青白。“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从床上爬起来，望着他。
    波扬舒出一口气，说：“好吧，我告诉你。”

    原来，波扬一到LITTLE ITALY就发现塞勃和他的朋友们象在送别聚会上那样地争论着，波扬默默地听着。后来，塞勃突然宣布他决定辞去工作，到以色列去。又说超过二十六岁就不必服兵役，但他要自愿服兵役。波扬没有控制住自己，说来一句：这是一个很荒谬的决定，暴力是不可能结束暴力的。结果，塞勃拍案而起，指着波扬的鼻子说：你和你们国家那些纳粹一样，如果我的任何亲人或朋友失去生命，我会回来先杀死你。波扬起身离开，回家来了。

    我上前拥抱住波扬，轻轻拍他的背。波扬求证似的问：“我没有错，对吧？”
    “没有，”我说，“因为你没有错，所以你不要打电话给塞勃，除非他打电话来道歉。”我心里真的有些怕塞勃会胡来。
    波扬点点头，脸色渐渐恢复过来。

    从第二天起，波扬就热衷起听电话留言，晚上无论在看多么精彩的篮球赛，只要电话铃一响，就会跳起来去接电话，然后满脸失望，看着令人心痛。两个星期过去了，波扬还是守着他的电话，但接电话前的喜悦和接电话后的失望都已经不再那样强烈了。
    一个多月后的一个周末，波扬接了电话后，两条眉毛忽地跳了起来，他捂住话筒，用口形告诉我是塞勃。他们象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似的聊了两句，然后就听到波扬说：“没问题，没问题，星期一下班后，我们去接你。”
    挂上电话，波扬说：“是塞勃啊！他辞了工作，卖了家具，退了房子，买了下周六飞往以色列的机票。他需要一个地方住五个晚上。”
    我问：“他道歉了吗？”
    波扬嘟着嘴，摇了摇头。然后急急地问：“你不会不同意吧？”
    “这下儿好了，他可以炸掉我们的房子，还同时炸死一个共党和一个纳粹。”我没好气儿地说。
    “塞勃他不会的。”波扬的声音里充满了不自信。
    我看着他，无奈地想：这个人，可不可能理解‘舍命陪君子’这句话呢？

    我永远无法忘记塞勃住在我们家的那五个夜晚。
    那样晴朗的初夏夜，月亮浑圆明亮，衬着墨蓝色的夜空，寂静如画。我们的游泳池已经清洁过了，注满了清水，因天气还凉，成了院子里的一道风景。波扬打开他封藏多年的BORDEAUX，那人工永远无法模仿的色彩和香气在酒杯里荡漾开来。
    比起半年前，塞勃瘦了一些，也黑了一些，眼睛里除了惯有的迷惘，多了一份强烈的焦灼，那样的强烈，却仍无法遮去那迷惘。
    品着极品BORDEAUX，沉默着，微风里飘着忧伤。

    星期六的早晨，我们开车送塞勃去机场。塞勃给了波扬和我每人一个法国式的告别礼，提着他简单的行李，走进了安检门。他的步伐并不坚定，但他始终没有回头。我不禁泪湿。
    波扬牵着我，走出机场大厅，望了望天空，他说：“男人的一生总要找到一个可以让他倾注全部生命激情的目标，要么是他心爱的女人，要么是他所谓的真理。

    塞勃，海角天涯，你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