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
“一个幽灵，后现代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当法国的《世界报》于1981年模仿《共产党宣言》首句句式向其晨报读者宣布这一消息时，也许并未料到这个“幽灵”蔓延得如此迅速，从欧洲大陆到美洲大陆到亚洲大陆，从二十世纪70年代一直持续到90年代。通常认为，其思想先驱向前追溯到尼采、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897－1962）、海德格尔，甚至马克思；其风云人物则包括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德鲁兹（Gilles Deleuze，1925－1996）、拉康、博德里亚（Baudrillard）、莱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1906－1995）、福柯、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1914－1994）、德里达、罗蒂（Richard Rorty，1931－）等人——但这些人自己罕有标榜自己为“后现代”的，这个名单也只是所谓的后现代主义者或后现代主义的研究者“杜撰”出来的。通常认为名单上的这些思想家强调否定性、非中心化、破碎性、反正统性、不确定性、非连续性以及多元性，建立起以“反”、“后”和“非”为字头的“主义”：“反基础主义”、“后人道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解释学”、“后哲学文化”、“非理性主义”、“视角主义”、“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顾名思义，也许是在现代主义（modernism）之后的思潮，也许是对现代主义的破坏、反动或超越，也许本身就是一种异于现代主义的思维方式和写作风格，甚至不过是绝望的呐喊。现代主义的发端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哲学和近代科学的产生。这种现代主义的世界观认为：人是自然的解释者（培根）；或人是宇宙的观察者（伽利略），人们可以通过科学改造和控制世界，主体（自我）能自己证明自己，自己肯定自己。现代主义哲学试图成为“科学的”，它诉诣于一种精确的方法，而不是权威。现代主义在康德那里取得了一种新的形式：它将笛卡尔的理性主义与洛克和休谟的经验主义结合起来。这样哲学中的现代主义便具有了超验的和经验的两个方面。超验的方面通过理性的工具提供经验多样性的统一，“我思”确立知觉的限度。伴随这种主观与客观的协作（同一），现代主义哲学的基础被牢固地奠定了。在此基础上，现代主义哲学家形成了一种主体性的观念，该观念不仅是逃避的场所，而且也是所有知识的条件。笛卡尔、黑格尔和胡塞尔尽管处在不同的时代，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流派，但在以主体性概念为基础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也正是主体性概念使关于意识的理论成为可能。因此他们的哲学都属于现代主义哲学。简言之，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对基础、权威、统一的迷恋；视主体性为基础和中心；坚持一种抽象的事物观。[1]而对这一切的质疑便构成了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探求绝对真理的惟一的哲学已不复存在，只存在着各种形态的哲学；真理也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话语（discourses）、解释、言谈、思考、写作和传播；“中心”不再存在，只有飞速扩展的边缘；没有纵览一切、总括一切的视角，没有“上帝之眼”（God’s-eye view），有的只是无限多的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le）的解释。或许对许多后现代主义者来说，惟一健康的思想态度，是强烈的彻底的怀疑主义。 因此，后现代主义不可能是“哲学”，哲学在后现代思潮中已经死亡了。后现代主义是一只口袋，里面盛满了对传统哲学主张的反对、控诉、戏谑和讽刺。它基本上是否定性的，它欢呼哲学的终结，但并不致力于新的创造；它抛弃了以往哲学的信心和雄心，但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也并不是那么谦恭。 后现代主义眼中的世界也许是到处弥漫着碎片的世界：文化的碎片，意义的碎片，政治、伦理的、正义的碎片，而最根本的则是自我的碎片，或者自我的消失。什么“我思故我在”，即使“我们存在”也是痴人说梦。自我不过是一个虚构，虚构出来让我们相信能够稳定地支撑着我们的生活的东西。 但无论如何，后现代主义实际上是西方传统的延续，它赖以生存的土壤正是博大精深的西方思想。它广泛探讨的主题在整个西方传统中也同样是或隐或显的问题——怀疑论；多元论；强调风格、讽谑；拒斥教条主义；怀疑“真理”、“存在”等抽象概念；尊重甚至迷恋其他思想传统或文化；等等。当然，它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可谓深入而广泛，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智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批判也入木三分。但这种反思和批判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独有的。游牧民族和定居民族、游击队和正规军的斗争始终贯穿着整个西方的思想史。在后现代主义者安享巨大的智力优越感，傲视前贤，睥睨天下的同时，他们应当为人类思想的持续摸索前行照亮道路。如果他们丧失了这种功能，那么很快就会堙没在浩瀚的思想长河之中，每个人都只是5分钟的明星而已。 西方哲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曲折历程，时至今日，已经是一笔巨大的思想财富。西方哲人对智慧的探求如滔滔江水，绵延不绝，如群峰竞秀，高山仰止。思想危机常常伴随着社会生活的沧桑巨变，但每一次危机来临之时，也是重大的哲学创造爆发的契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批判、对西方哲学传统的解构也同样蕴育着未来哲学的转型。关键的问题在于，哲学应当始终铭记它原始而有深邃的涵义：爱智慧。而哲学所爱的智慧、对智慧的爱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既发端于对宇宙的好奇，又着眼于人类安身立命的要旨。哲学应当关注时代，历史－现实永远是哲学创造力的源泉。作为爱智慧的哲学是在对现时代的思想危机、社会危机的关怀中彰显出它爱智慧的品性的。当哲学不再是“科学之科学”，被褫夺了“科学的女王”的宝座之后，它原始而终极的关怀反而愈加显露出来。哲学不是哲学王的事业，它是真正平民化的；哲学不能扮演被假冒的上帝的角色，它始终是此岸生活和有限生命的关怀者。哲学家也不能再扮演没有音乐才能的音乐家，也不能再效法不赚钱的律师，甚至也不能把自己仅仅局限于专业人员的角色，而要在一个沧桑巨变的时代，恢复爱智慧的本色，回应时代的种种难题、困境和危机。这不仅仅是西方哲学所应承担的重任，也是其他任何文明的哲学思想必须面对的。 -------------------------------------------------------------------------------- [1] 王治河：《扑朔迷离的游戏——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8－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