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年前的一件旧事,发生在我来成都打工之前的一年。眼见着新年又快到了，又到了民工们讨债的高峰时间，各种层出不穷的讨债新闻，其实一点新意也没有……
在一个燠热得让人想发疯的下午，一个面色红朴朴的青年民工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他是在本市众多媒体碰了壁之后才来到我们这家广播电视报社的，他对我们这家小媒体抱着最后的希望。
他说，他是代表16个民工来讨要1998年在一家建筑公司打工的工资，总金额1万多元钱，人平不足1千元，他说，这个数目在很多人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他们来说，却异乎寻常。要知道，在像今天这样的天气里搬一整天砖也不过只能挣十几元钱而已，那里面是有血的。
他说，为了这不足1千元的血汗钱，他们已不知跑了多少次冤枉路，陪了多少笑脸，吃了多少闭门羹。建筑公司认为，工程是全权包给包工头的，而欠条也是由包工头出具的，因此不打算认账。而包工头认为，公司因为工程质量问题扣了工程款，他受到了很大损失，因此，民工们也应相应承担一些损失，因此也不打算认这笔账。皮球在川西的建筑公司和川北的包工头脚下踢来踢去，一踢就是两年多。
后来，有人指点民工们去劳动争议仲裁庭，民工们凑集了800元钱，一纸诉状将建筑公司告上仲裁庭。仲裁庭择日开庭，在开庭过程中，由于民工们除了只有一张第三方包工头的欠条之外，无法出示劳动合同等与建筑公司有直接关系的证据，仲裁庭只能休庭，择日再议。
此时，民工们的心理已经失衡，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当初坚持要依法签劳动合同的话，他们恐怕连十元钱一天的工也打不成。他们很感性地认为，在近三年的讨债过程中，建筑公司有几间办公室厕所有几个蹲位门卫姓啥他们都清清楚楚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没有证据了呢？后来，又有人听说，建筑公司宁愿花30万元打官司，也不愿意付他们的1万元工钱，他们开始愤怒，于是采用了中国人最惯常用的抗议方式，将建筑公司围住，并做出长时期在这里安营扎寨的姿态。就在这位红脸小伙子来我们办公室的时候，建筑公司那边已吵翻了天。
我知道，这类事情是政府最头痛也是最讨厌的，红脸小伙子被多家媒体拒绝的原因肯定不是因为天气。我在苦思了很久之后，决定派记者去摸一下情况，即使摸回的情况不能报道出来，哪怕对打工仔们能有一丝安慰也好。我的打工身份使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据派出去的记者事后说，当时的场面非常混乱，双方已经失去了理性对话的基础，各自都异常愤怒地对记者发泄了心中的不满，公司数次拨打110，巡警们也数次赶来维持秩序，但民工们毕竟不是土匪，因此，巡警小伙子们并没如公司所愿那样强制将民工们驱散，双方一直僵持到晚上九点，建筑公司方在恼羞成怒的情况下，将愤怒彻底爆发到我们记者身上，他们说：这么屁大的事也算新闻？你们分明是在煽动闹事，破坏安定团结！他们认为民工们之所以敢这么放肆而巡警没有大动作，主要是因为有记者在场，他们认为记者要为这一事件负责。
就在我们为应付即将到来的种种麻烦做思想准备的时候，情况急转直下，劳动争议仲裁庭通过各种渠道，终于联系到包工头，迫于当前形势，包工头愿意认账，这场为期两年多历尽周折的追债行动，在最出人意料的时候画上了句号。民工们当天就领到了工资，而且还得到了一笔讨债的旅差费。这与红脸民工到我们办公室来仅一天之隔，这有些巧合的结果使他们相信是我们帮助了他们。事实上，这件事的妥善解决完全是劳动争议仲裁庭积极努力的结果。民工们仍把感激的重点放在了我们的身上，就在他们拿到钱的当天下午，他们16个人齐齐来到我们报社，送来一面大大的锦旗，那上面的字，个个都令我惭愧。他们还从照相馆请来了照相师傅，一定要与报社的同事们一道合个影，他们选的景，是我们报社广告部的招牌，他们说那上面有我们报社的名字。照相前，他们都认认真真地理了理破旧的衣服，这些淳朴的脸孔就是昨天在建筑公司喊打喊杀的那些人吗？我的感觉很模糊，站在照片的正中央，我只觉得自己的眼眶很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