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英美哲学的最新进展

近20年英美哲学的最新进展

江怡

 

历史地说，20世纪的英美哲学基本上被分析哲学占据了统治地位：分析哲学的基本思想及其方法不仅成为英美哲学研究的主流，而且直接影响了当代英美哲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哲学的基本思想是，抛弃传统哲学建立哲学体系的宏大理想，强调通过对语言问题的细致分析揭示传统形而上学命题的错误，试图把哲学建立在严格精确的科学描述的基础之上；这种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对语言的结构和用法的精细分析，通过对具体问题的零碎的、渐进的分析揭示这些问题的哲学意蕴或者是直接消除这些问题。当然，在不同的分析哲学家那里，对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理解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近20年来，英美哲学基本上还是在分析哲学的思维模式中，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诸如蒯因、戴维森、斯特劳森、达米特这样重量级的哲学家，就是说，还没有哪一位哲学家的工作足以引起英美哲学界的普遍关注，以致于被认为是具有革命性的重要性。虽然诸如罗蒂、法因（A. Fine）等人的工作在当今的英美哲学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在学院派的哲学家们看来，他们的主导思想并不足以导致整个分析哲学的崩溃。

根据掌握的资料以及我个人对当代英美哲学的亲身感受（我于1995年在英国访问三个月，2002年在美国访问六个月，目前担任中英澳暑期哲学学院中方委员会副主席），我认为，近20年来的英美哲学仍然在以下四个方面有一些新的进展：（1）分析哲学研究，特别是在语言哲学和心灵哲学领域；（2）实用主义在美国的复兴，主要是在与分析哲学的互动中重新获得一定的主动地位；（3）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扩展，包括在应用伦理学和公共哲学领域的研究；（4）英美哲学与欧洲大陆哲学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后现代主义的话语霸权地位。下面我简要地介绍一下这四个方面的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文后的进一步阅读书目。

 

一，             分析哲学的最新进展

 

与50年前相比，如今的美国分析哲学的确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譬如，哲学家们不再把逻辑分析看作哲学研究的主要法则和标准；哲学讨论也不再关心世界的逻辑构造问题；分析哲学的基本信条（如分析与综合的区分、拒斥形而上学、追求科学的统一、以自然科学改造哲学，等等）也不再为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所坚持。在世纪末的“哲学终结论”的喧嚣声中，某些英美哲学家也开始鼓吹分析哲学的终结。但这些声音并没有在当代美国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因为事实上，分析哲学在美国并没有终结或“消失”，而是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当代英美分析哲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析哲学对自身历史的全面关注

与20世纪上半叶相比，80年代以来的英美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开始全面关注自身发展的历史，对分析哲学史的研究日益成为分析哲学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这种历史研究首先出现在美国，最早是研究弗雷格哲学与传统哲学的关系，把弗雷格的思想看作现代分析哲学的鼻祖，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斯鲁格。他的研究思路受到他的英国导师达米特的深刻影响，因为达米特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弗雷格，把弗雷格看作是第一个语言哲学家。但斯鲁格更为关注弗雷格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特别是19世纪下半叶德国哲学的变化，由此揭示弗雷格思想产生的逻辑必然性。最早较为全面地研究分析哲学起源及其历史发展的哲学家是伊利诺依斯大学的希尔顿（Peter Hylton），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分析哲学的起源》（1978），至今仍然被看作是对这个问题研究的最早文献。后来，他在根据博士论文修订出版于1990年的《罗素、唯心论和分析哲学的形成》一书中更为全面地分析了19世纪下半叶的英国哲学对罗素思想形成的影响，特别分析了罗素的原子论和逻辑分析方法的重要性。 在希尔顿之后，克伦克（E. D. Klemke）在他编辑的《当代分析和语言哲学》（1983）中以“分析哲学的兴起”为题表达了他对分析哲学历史的关注以及对分析哲学性质的看法。1990年，英国的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出版了《哲学季刊》杂志的专题文集《分析的传统》，该书收集了英、美、德等国哲学家对分析哲学传统的反思和分析。这是西方哲学家第一次集中讨论分析哲学的历史，对后来兴起的分析哲学史研究奠定了基础。1993年，英国哲学家达米特出版了《分析哲学的起源》一书的英文版，在英美哲学中引起了极大反响，特别是该书提倡的对分析哲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为后来的分析哲学家研究自身历史提供了很好的范例。达米特在书中提出了两种这样的历史研究方法：其一是强调对分析传统的根源做历时性的研究。他写道：“该书的目的就是要对分析传统的根源做一番哲学反思：任何真正的历史作者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应当被考虑在内，只要他们是正确的。”其二是坚决反对把“英美哲学”看作是与欧洲大陆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传统，强调在分析哲学创建之初弗雷格和胡塞尔等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弗雷格思想受到布伦坦诺、波尔查诺等人的影响。他写道：“‘英美’这个词是造成了很大危害的错误用词。它不仅带来了这样的恶劣后果，促使接受了这个标签的人相信他们不必去阅读除了英文之外用其他语言所写的东西，而且造成了关于分析哲学起源的完全错误的印象。”第一种研究方法正是后来的分析哲学家们研究分析哲学起源及其历史发展时所强调和应用的，因为根据这样的观点，分析哲学不再被看作是非历史的或超历史的，相反，分析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分析哲学中的每个重要概念和观点都有着深刻的来源，每个重要的分析哲学家的思想都与他前人的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第二种研究方法则引起了当代分析哲学与欧洲大陆现象学的对话和融合，特别是通过这种对话使得分析哲学家对分析传统的起源有了重新认识。

正是在达米特这本著作的激励和启发下，1995年4月主要来自英美两国的分析哲学家在英国的里丁市召开了一次国际研讨会，专门就分析哲学的历史以及性质等重要问题展开讨论，特别是对达米特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次会议的文集《分析哲学的兴起》于1997年由布莱克威尔公司出版。该文集的作者们不仅讨论了弗雷格、罗素等人的思想，而且把目光投向分析哲学的基本性质，也就是对分析哲学的定义问题，在分析哲学性质上提出了与达米特不同的看法。虽然他们讨论问题的角度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明确区分了分析哲学的诞生和语言的转向，认为不应当像达米特那样用语言的转向代替分析哲学的诞生，否则就会使摩尔、罗素甚至是弗雷格等人都被排除在分析哲学的阵营之外。同时，他们还认为，达米特把分析哲学的范围限定在关心语言，并且把分析哲学定义为这样一种观念，即关于思想的理解能够而且必须用关于语言的理解加以说明，这事实上就不仅把分析哲学的范围扩大到了现象学（因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也是从讨论语言的意义开始的），而且扩大到了目前正在英美哲学中从事的一切研究，包括牛津哲学家艾文斯（Gareth Evans）和皮考克（Christopher Peacocke）以及美国哲学家塞尔、内格尔等人的工作，但严格地说，这些哲学家的工作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分析哲学家。

1996年1月，以色列的特拉维夫大学召开了一次关于分析哲学的过去和未来的国际研讨会，对分析哲学的性质和任务、历史和未来等问题展开了讨论，特别提出，如果分析哲学没有死亡，它就别无选择地需要改变其使用自我反思和自我意识的原有纬度。该会议的文集《分析哲学的故事：情节和英雄》于1998年由英国著名的罗特雷奇出版公司出版。该文集论文的一个最大共同点在于，它们都强调了分析哲学作为一种方法、风格、路数等的重要性，而不是像以往认为的那样，把分析哲学看作是一种与欧洲大陆哲学完全不同的哲学理论和主张。而且，即使如此，作者们对这样的方法、风格或路数也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就是说，对分析哲学的性质或定义在他们之中并没有达成统一的意见。从不同作者的文章中，可以明显地感到，分析哲学无论是作为一种传统信念还是作为一种现代理性主义形式，都面临着无法避免的困难或危机。有的哲学家（如罗斯）把这种困难或危机的产生归咎于对分析哲学性质的错误解释，比如达米特把分析哲学就理解为一种对语言的关注，并试图用语言哲学取代关于思想的哲学；但更多的哲学家则清楚地认识到，分析哲学的困境是由于自身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带来的，通过研究和澄清早期分析哲学家的思想和后人对他们的解释，就可以找到问题的根源，并把分析哲学放到恰当的历史位置。

在当代美国哲学家看来，对分析哲学性质的重新认识不仅来自对分析哲学自身历史的考察，而且来自对分析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比较，就是说，只有通过追溯分析哲学的哲学史根源，才能真正理解分析哲学的独特性和重要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分析哲学家们开始重新关注哲学史，特别是对与分析哲学有着密切思想联系的休谟、康德以及近代德国哲学给予了特别关注。近年来，对哲学史的关注集中在本体论和康德哲学方面，特别强调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分析哲学的基础性意义，把分析哲学称作康德哲学后的“第二次哲学革命”。密芝根大学的德诺兹卡（Jan Dejnožka）、伊利诺依斯大学的克拉克（D. S. Clarke）、科罗拉多大学的汉纳（Robert Hanna）等人就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工作都受到了当代意大利哲学家科法（Alberto Coffa）的思想影响：科法在他1991年出版的《从康德到卡尔纳普的语义学传统》中明确地把维也纳学派的语义学思想归结为康德哲学在当代的延续，他称作语义学发展史的“维也纳站”（Vienna Station）。由于科法把维也纳学派的思想特别是卡尔纳普的思想放到了整个近代哲学的背景中考察，突出了分析哲学在康德哲学中的历史根源，因而他的这部著作如今被美国哲学家看作研究分析哲学发展史的经典之作。

（二）语言哲学的研究进展

在目前的分析哲学研究中，语言哲学仍然是核心内容之一。但这种研究与30年前的分析哲学不同，问题的细化和技术的要求，使得没有哪个语言哲学家能够对语言哲学领域中正在进行的研究工作提出全面深刻的描述。虽然有不少哲学家对分析哲学的衰落或终结提出了自己的时间表，虽然当今的语言哲学被看作进入了一个群龙无首的时代，但如今的语言哲学家仍然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展开了深入研究，并且试图或开始在某些问题上形成重要的共识。这些重要的问题主要包括：真的性质、模糊性（vagueness）、用于自然语言的内涵逻辑、指称、命题态度、语义内容、索引词、解释。

综观英美语言哲学的研究现状，我们可以看到，主要还是弗雷格和罗素的观点占据着主导地位，甚至在某些语言哲学家的思想中，密尔的观点还占有很大的比重。这就使得当前的语言哲学似乎更多地是在修正、完善、补充以往的理论观点，但很少更新的、革命性的观点出现。例如，内涵主义者的思想基本上是继承了弗雷格的观点，而其他更多的语言哲学家则是继承了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密尔的观点。

值得注意的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对当前语言哲学研究的影响，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斯特罗教授。他在从20世纪7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一系列研究中，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同一性条件并不能应用于每一种现象；存在两种不相容的表层概念；并非所有的物理对象和物质对象都具有表层；只有很少的东西才能被直接或间接地知觉到。他把自己的哲学立场称作“零碎的实在论”（piecemeal realism）。他的主要著作有：《表层》（Surfaces, 1988）、《景色素描》（Sketches of Landscapes, 1998）、《20世纪分析哲学》（Twentieth Century Analytic Philosophy, 2000）等。

（三）心灵哲学中的问题

当代美国哲学家普遍认为，分析哲学家的兴趣在20世纪最后25年的显著变化是从意义和指称问题转向了人类心灵问题。这种转变有内在和外在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内部看，语言哲学家们把研究焦点放到了语言及其意义，但对语言使用者的心理状态却很少涉及，因为在分析哲学初期，弗雷格等人就把对心理状态的研究斥为心理主义而排除在了哲学研究之外。随着语言研究的渗入，语言使用者的因素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对表达了信念、思维、知觉、意向等心理活动的命题或句子的研究，必然涉及这些心理活动本身，换言之，对表达了心理活动的命题的研究是为了揭示这些心理活动意义，而不仅仅是分析命题的结构本身；而且，把这样的命题或句子对象化或客体化，也招致了许多批评和责难。这些都使得分析哲学家们开始考虑语言使用者的因素，包括语言所表达的心理属性和实际功能。

当代心灵哲学通常被看作是继逻辑实证主义之后在分析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也有的哲学家把心灵哲学直接称作“语言哲学的一部分”（如塞尔）。但根据一般的理解，心灵哲学与传统的分析哲学（如弗雷格、摩尔、罗素以及早期维特根斯坦等人的思想）和一般意义上的语言哲学之间仍然存在很大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心灵哲学基本上是根据认知科学的基本假设，即通过与计算机的功能类比中去观察和说明心灵的活动。这样做有两个重要结果：其一是把心灵活动完全客观化，用可以观察的行为和功能去认识心灵活动性质，这就导致了心灵哲学中的行为主义和功能主义；其二是在哲学基本立场上抛弃了神秘的心理主义和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更为倾向于采取唯物主义方式处理身心问题以及心灵与世界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心灵哲学中，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功能主义、同一论，甚至还有各种形式的唯物论主张，但没有一种理论观点可以说服其他观点，更不用说占据主导地位了。就目前的情况看，这些理论的争论或分歧焦点主要集中在对知觉性质的不同理解上：既然身心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归结为因果的或物理的关系，那么，作为心理活动最基本内容的知觉活动就突现了在心灵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所以，知觉理论也就成为当下美国心灵哲学中的核心话题。

（四）知觉理论

在西方哲学史上，关于感觉材料的理论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在洛克、巴克莱和休谟的哲学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在20世纪哲学中，这个理论的主要代表是罗素、摩尔、布劳德和皮尔士，但后来由于受到奥斯汀等人的批判，它在哲学舞台上就逐渐消失了。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个理论才又重新兴起。从传统的形式看，这个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对外在世界的知觉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由于这个理论主要涉及到各种形式的形而上学实在论，所以，它就预先承诺了世界包含着独立于心灵的实体，这样，核心的问题就变成了，对这种实体的知觉究竟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就是说，这种知觉是否是以精神实体的介入或某些物理因素为条件的。虽然这样的讨论并不必然是笛卡尔式的，但它的确预设了心灵的存在，而“外在的东西”也就意谓是在我们的心灵之外。

在当代心灵哲学的讨论中，感觉材料理论采取了不同的形式，特别强调了人类知觉的中立客观地位。与解决身心问题的唯物论一样，心灵哲学中的知觉理论也是受到现代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和启发。1979年，心理学家吉布森（J. J. Gibson）发表了《视觉感知的生态学方法》，认为人们对物理对象的通常知觉是直接的。他这里所谓的“直接”是指不以感觉材料或任何想象为中介，而是在人们通常的知觉中感知到三维对象。虽然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手段感知到对象，如观看对象的照片或在头脑中想象这个对象，但当我们直接面对这个对象时，我们就是在直接感知它。严格地说，这个观点并不完全是崭新的，因为它基本上属于早期感觉材料理论的朴素观点，但吉布森的目的是以这种方式去反对当代哲学中的“表象论”观点，即认为一切知觉都是以“心理表象”为中介的。他认为，外在刺激对人的感官作用以及由此产生可观察的行为，这样一种因果关系并没有真正解释知觉的产生，因为知觉虽然是由于外在刺激带来的，但它的目的并不在于产生行为，而是带来某种效果。当然，吉布森的观点受到了很多的批评，主要的批评是认为，他忽略了知觉中大脑机制的新发现，例如幻肢现象的异常知觉体验。生理学家拉马肯德兰（V. S. Ramachandran）于1992年发表了《盲点》和《大量重组皮层的知觉关联》两篇文章，并于1998年和布兰克斯里（Sandra Blakeslee）共同出版了《大脑中的幻觉：探究人类心灵的秘密》一书，详细分析了关于失去肢体后的人仍然感到其中的感觉的大量材料，指出了这种感觉在大脑中的确切位置，认为常人的感觉与失去肢体的人的感觉位置是一致的。有趣的是，他的研究成果与笛卡尔当初的猜测是不谋而合的，即认为人类的所有感觉都存在于大脑之中。

但最新的研究表明，对心理学成果的这种解释是有缺陷的。保罗·丘齐兰德在2002-2003年的美国哲学联合会的主席致辞中就指出，对知觉的认识论解释必须区分外在空间和内在空间，就是说，在大脑的概念化过程中，知觉的作用不仅是存在于大脑中的刺激-反应，更重要的是存留在我们意识中的影象，这种影象不是来自外在对象，而是来自我们对外在对象已然形成的概念模式。斯特罗在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新著《20世纪分析哲学》中，则以自己的知觉理论对上述观点提出了挑战。他认为，从上述观点中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只能看到对象的某个外表，但无法看到对象的全部，就是说，我们对对象的知觉总是不全面的，总是从知觉者个人的不同视角出发；然而，这样的结论却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因为我们总是倾向于从整体的眼光看待对象，这里的“整体”不是说可以得到关于对象的整体认识，而是指通过单个的表层认识而趋向于整个认识。虽然这个趋向过程是无限的，但我们总是有希望达到这样的认识。斯特罗的目的是为了摆脱传统的直接或间接的两分法，在知觉理论上寻求一个介乎中间的道路。但正如他试图避免的那样，这仍然是一个旧瓶装新酒的工作。

 

二，             美国实用主义的复兴

 

实用主义是美国重要的哲学传统。20世纪的美国哲学大体上是实用主义和分析哲学此消彼涨的历史：分析哲学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的兴盛是与实用主义互动的结果，而90年代后出现的实用主义的复兴，又体现了实用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一）美国哲学家眼中的实用主义传统

蒯因在发表于1981年的著名文章《实用主义者在经验主义中的地位》中，明确地把实用主义放到西方经验主义传统，由此提高了实用主义者的地位。蒯因认为，实用主义在经验主义的变化过程中应当处于现代时期，因为皮尔士提出的“句子中心说”和“意义证实”思想，都无疑带有明显的现代哲学的烙印；而皮尔士哲学表现出的行为主义倾向以及他的终极真理观，又昭示了现代哲学的某些特征。蒯因把实用主义的特征归结为以下几点，即自然主义、可谬主义、行为主义和人造真理观。应当说，这些特征不仅刻画了实用主义的大体图像，同时也是蒯因哲学的生动写照。

在对第一代实用主义者的评价中，蒯因看重皮尔士的作用，在他看来，皮尔士不仅开启了实用主义的先河，更重要的是强调了科学研究方法对哲学的重大意义。这与蒯因的科学教育背景和他的逻辑研究专业有关。但普特南则更为强调詹姆士的作用，他在1995年的《实用主义：一个开放的问题》中径直把詹姆士哲学放到了实用主义的核心地位，从三个方面论述了“詹姆士的永恒性”问题，即詹姆士哲学的整体论特征、詹姆士的直接实在论思想和詹姆士的真理观。在普特南看来，以往对实用主义的误解都集中在对詹姆士哲学的误解上，一旦澄清了对詹姆士的误解，我们就可以恰当地捍卫实用主义的基本主张。

如果说普特南对实用主义的继承主要表现在他被称为“狐狸型”的思想变化上，那么罗蒂的实用主义则是直言不讳的。他不仅公开承认自己的实用主义身份，而且身体力行地为自己的实用主义大张旗鼓地辩护。他在早期的《哲学和自然之镜》（1979）中径直把杜威思想看作是哲学发展的未来图景之一，在新近的《建设我们的国家》（1997）中又把杜威和惠特曼看作美国民族的骄傲。他认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追求人类美好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把美国看作是人类生活的最好国度，因为在美国，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理想，都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和最大限度的表达。他们都强调民主思想对建设美国的重要意义，但这种理想不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的、永恒的，而是具有特定的时空性的。罗蒂说，杜威的哲学就是系统地把一切事情都变得具有时间性，不承认存在完全确定的东西。杜威哲学的最大成就是把“真的”或“对的”这样的评价术语不看作标明与先前存在事物之间的关系，如上帝意志、道德律、客观实在的内在性质等，而是看作满意地表达了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看法改变了我们的进步观念，进步不再是逐步接近先前刻画好的某个目标，而是解决更多的问题。

（二）今日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看来，他们自身的哲学传统不仅是他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更是美国哲学走向未来的显著标志，是具有美国特色的哲学思维方式。但与老一辈实用主义者不同，当代的实用主义者并没有统一的哲学纲领或目标，甚至没有公认的哲学特征。因此，我们只能从这些哲学家们的思想中挖掘出某些“家族相似性”，即它们的某些具体表现形式。

1，自然主义

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的前任主席、纽约城市大学的弗吉尼亚·赫尔德（Virginia Held）在2002年的学会致辞中指出，目前美国哲学的一个明显倾向是诉诸自然主义，不仅有以往的自然化的伦理学、“自然主义化的认识论”（蒯因的哲学），还有自然化的语义学、自然化的信念、意向和（甚至更为一般地说）心灵。太平洋分会的前任主席培里·斯特劳（Barry Stroud）也指出，许多人已经看到在最近的哲学中有一种广泛的“自然主义的”转向。历史地说，自然主义今天能够成为美国哲学的特征，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批判的实在论者，因为正是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在接受了杜威等人的实用主义思想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自然主义哲学，从而使得自然主义成为能够与科学思想很好结合的哲学主张，这为逻辑经验主义在美国的落脚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在处理与世界的关系上，实用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基本上是一种自然主义，这特别明显地表现在蒯因提倡的“自然化的认识论”思想，即一种认识论上的自然主义主张。自然主义由此就成为实用主义的重要表现形式。

2，实在论

在当代美国哲学家看来，实在论、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在哲学基本倾向上是一致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解释为，这是一种以实用主义为主导精神，以实在论为基本态度，以自然主义为思想方法的美国特有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美国哲学中，实在论和实用主义构成了一幅美国哲学的未来图景。当今美国哲学中的一种重要动向，就是实用主义实在论的兴起。2000年10月在美国纽约布法罗州立大学举行的“美国实用自然主义传统中的实在论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就充分代表了这样一种倾向。例如，默菲（Murray G. Murphey）指出，实用主义不是要揭示世界的真实情况，而是要说明人类对环境做出有限反应的能力，例如人类根据自己的兴趣或态度对某种所与物（the given）做出选择。这里并不涉及真实世界的独立存在问题，而仅仅涉及到外在事物对人类感官产生的感觉刺激，也就是知觉（perception）过程。罗森塔尔（Sandra B. Rosenthal）明确地把实用主义与实在论联系起来，认为实用主义在反对传统的基础主义的同时，又在寻求一种生活实践的基础，正是这样的基础构成了重建实在论的核心。在这次会议上，还有的哲学家分别从科学哲学、伦理学、认识论等不同角度对实用主义实在论做了深入的探讨。

3，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美国哲学的一个重要传统。古典自由主义侧重对政治权利的追求，强调个人自由高于财产权和一切经济权利。杜威式的自由主义则强调个人自由构成了社会的进步。但当代美国实用主义表现出的自由主义更多地是把个人权利放到与国家的张力之中，突出个人权利的至上性。这突出表现在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和诺齐克的无政府主义政治哲学中，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他们的道德理论和对实践理性的关注，都毫无例外地展现了他们对人类现实生活的实用主义态度。斯坎龙（T. Scanlon）在《我们相互感激什么》（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1998）中提出了一套全新的关于对错的道德判断标准，认为思考对错实际上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我们的行为，即某些东西对他人来说是可以得到证明的，而且他们无法合理地加以反对。他由此表明，判断我们行为的对错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问题，而是一个与他人有关的复杂问题，因此诸如公平、责任等道德观念完全可以通过它们在相互证明和批评过程中的作用而得到理解。诺齐克一直把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如何用恰当的道德理论去说明我们面对的生活和世界。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出，诺齐克的视线始终落在现实生活中的人身上，落在如何使人更好地生活的目标上。

4，相对主义

实用主义的后果之一就是导致相对主义。在以往的哲学中，相对主义被看作是无法达到终极真理或确定知识的最大障碍。但在当代哲学中，由于终极真理的观念已经被放弃，因而相对主义也就不再被看作是危险的标志，相反被看作是人类一切认识活动的限度。在当代美国哲学中，相对主义表现在各种不同的话题或论域中，特别是在道德和价值理论中，相对主义一直被看作当代思想的重要标志。当代美国实用主义中的相对主义主要是由于普特南和罗蒂之间的争论而引起普通关注的。虽然普特南把罗蒂关于文化共同体的思想批评为一种“相对主义”，但从思想倾向上看，正如罗蒂指出的，普特南的思想也并没有摆脱相对主义。他在《戴有人类面孔的实在论》（1990）中就明确表示，一切关于真理和实在的断定都依赖于我们在共同体中确立的规范和标准，而这样的规范和标准是历史的产物，反映着我们的兴趣和价值，而且是经常改变的。因此，总会存在更好的或更坏的规范或标准。就是说，并不存在唯一正确的或最好的规范和标准。

（三）当代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

1， 对分析哲学的反叛

实用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的复兴是分析哲学变迁的重要结果。评价这种新实用主义自然不能离开它与分析哲学的关系。实用主义对分析哲学的反叛具有双重含义：其一是蒯因的逻辑实用主义是对逻辑经验主义修正的结果，但蒯因的哲学仍然属于分析哲学阵营；其二是罗蒂对语言哲学的批判导致他完全放弃分析哲学信念，并由此引发了与普特南的长久论战以致于造成了实用主义的复兴。虽然普特南从来没有放弃过分析哲学，但他对实用主义的皈依也使他被放到了“新实用主义”的阵营。

2， 对传统哲学的回归

回归传统并不意味着对以往哲学的全盘接受，而是对传统哲学问题的重新关注。当代实用主义从经验主义的层面探讨了真理、意义、实在、思维、世界等传统问题，这在后现代主义喧嚣至上的当代美国哲学中突出了传统哲学的魅力。虽然罗蒂等人的思想构成了后现代哲学的主流，但他对实用主义思想的阐发无不显示着古典实用主义在当代语境中的强大生命力。

3， 对哲学与生活之关系的关注

实用主义原本就是以关注人类现实生活为显著特征的。当代实用主义者的视角无不放到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处处从人们的现实活动出发，把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作为理论成功的最大目标。虽然蒯因和普特南等人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与数学和逻辑有关，但他们的哲学思考从来都不是学究式的，他们的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很现实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这与老一辈实用主义者是一脉相传的。

4， 对不同哲学传统的理解和宽容

理解和宽容始终是实用主义哲学方法的宗旨，这从詹姆士和杜威的思想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当代实用主义者更是继承了这一衣钵，普特南径直把把宽容和多元化的观念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经过这样启蒙的社会就可以避免具有腐蚀作用的道德怀疑论，同时又不会回到道德权威主义。在认识论上，这种理解和宽容就表现为可谬主义。

5， 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和认识方法的哲学

在美国，实用主义哲学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只有以逻辑实证主义为代表的欧洲分析哲学传入美国之后，才使得原本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本方法的实用主义在20世纪的50年代开始让位于以逻辑和语言分析为基本方法的分析哲学。但即使如此，实用主义传统并没有被放弃，而是作为一种哲学思维方式溶入分析哲学；而且，实用主义之所以能够接纳分析哲学，重要的思想基础在于分析哲学所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而这与实用主义的经验主义倾向是完全一致的。

 

三，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扩展

 

当代英美政治哲学的复兴应当归功于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的发表。《正义论》中提出的正义原则、正当（right）先于善（good）、再分配的公正等思想引发了当代英美哲学中对正义、平等、正当性、公正、自由等问题的大讨论，特别是对传统的功利主义展开了最为猛烈的批判；同样，罗尔斯对自由主义的重新定义也引发了当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重要争论，并导致了当代英美哲学中的自由主义传统的重大分裂，使得自由放任主义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等得以在当代哲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一）  政治哲学的兴起

西方政治哲学发端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西方政治哲学家的重要思想源泉。近代的洛克、休谟、霍布斯等英国哲学家的政治哲学思想哺育了后来的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直到19世纪末，英美的政治哲学基本上是在道德哲学的框架内展开的，都是关于作为理论本体的人的社会规范问题，而涉及到现实政治问题的讨论则被放到政治思想史的范畴中。罗尔斯之前的20世纪政治哲学主要是在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之间徘徊，而社会契约论则在整个英美政治思想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罗尔斯的《正义论》被看作是站在康德主义的立场上对功利主义的最彻底的批判，并且完成了传统契约论的现代转型。

罗尔斯的自由主义思想引发了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中的三场重要争论：其一是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冲突，这是由罗尔斯本人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挑战，以“机会平等”的概念取代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概念；其二是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之间的争论，这是由罗尔斯的同事诺齐克引发的对罗尔斯思想的挑战，他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中用“最小国家”的概念反对罗尔斯的正义原则；其三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主要是由麦金太尔（Alisdair Macintyre，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追寻美德》（1981）、《谁之正义？何种理性？》（1988））、桑德尔（Michael Sandel，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自由主义与正义的限度》（1982）、《民主的不满：寻求公共哲学的美国》（1996））、泰勒（Charles Taylor，加拿大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自我的根源》（1989）、《真实性的伦理学》（1991）、《多元文化论与认可的政治学》（1992）、《一种天主教的现代性》（1999））、瓦泽尔（Michael Walzer，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正义的范围：捍卫多元论和平等》（1983）、《作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1992）、《厚与薄：国内外的道德论证》（1994）、《论宽容》（1997））等人为代表，他们强调共同的善优先于正当性。在目前的英美政治哲学中，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之间的争论方兴未艾。199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社群主义和个人主义》文集，把这场争论推向了高潮。

（二）  道德哲学的发展

当代英美道德哲学是在反对元伦理学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摩尔等人开始的元伦理学，其主要特征就是强调对道德语言的研究，从规范伦理命题入手，把道德语言明确地区分为“规范的伦理学”和“描述的伦理学”或“元伦理学”。虽然在当代西方伦理学的演变过程中曾经过了以情感主义补充元伦理学的阶段，但20世纪英美伦理学中的主流仍然是以分析道德语言为特征的分析学派，其中以黑尔、图尔闵、乌姆逊、诺威尔-史密斯等人为代表。一方面，他们加强对道德语言本身的逻辑研究，力图以具体的逻辑证明维护伦理学蕴涵真理的科学性，以反对情感主义者否认伦理学科学地位的极端片面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借助于诸如“新功利主义”等新的规范伦理学理论来改造和补充自身的分析范式，以便保持它在事实描述上的科学性和在指导行为上的实践性特征。由于这种元伦理学强调以逻辑分析作为研究道德语言的手段，以事实判断作为衡量伦理命题意义的标准，因而通常被称作“道德的实在论”。

但这种道德实在论在当代伦理学中受到了严重的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于维特根斯坦。早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就以情感主义观点反对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伦理学，认为伦理命题只是表达了人们的某种情感，因而不具有逻辑上的或科学上的意义。在《哲学研究》中，他更是把伦理学作为一种规范性学科，认为我们只是用道德语言去表达我们的信念，而不是希望通过使用这样的语言去对某种非语言的东西做出判断。对道德实在论提出的另一个挑战同样是由维特根斯坦引起的，但主要是在达米特那里得到了发挥，并由布莱克伯恩归纳为所谓的“准实在论”。这种观点强调的是道德信念与意志之间的关系，认为具有某种道德信念仅仅意味着具有做某件事情的意志，而不是真正做了这件事情。对元伦理学提出的最为激烈的批判来自英国哲学家维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他倡导了一种所谓“反理论”的运动，宗旨就是反对一切以建构抽象的普遍原则为目的的道德理论。

正是基于对道德和伦理的这种区别，当代伦理学家提出把伦理学看作是一种主要研究人类品格特征的主张，认为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应当是追问在不同的、具体的文化或社会背景中个人应当具备的某些德性。这就促使了德性伦理学（virtue ethics）在当代道德哲学中的复兴。德性伦理学发端于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创始人，中世纪的阿奎那推进了这种伦理学。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是伦理学家反叛功利主义、情感主义、义务论等传统道德理论的直接后果，主要代表是安斯康（G.E.M.Anscomb，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意向性》（1957）、《哲学论文集》（1981））、麦金太尔、维廉姆斯（主要著作有《道德运气》（1981）、《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1985）、《羞耻与必然》（1993）、《真理与真理性》（2002））、福特（P. Foot，英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德性与邪恶》（1978））和培尔（Annette Baier，美国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心灵情形：心灵和道德论集》（1985））。

当代德性伦理学主要关心在具体不同的历史时代和文化背景中德性所起的具体作用，因而，对于德性伦理学家来说，不存在某个或某些普遍适用于各种历史和文化的道德原则或德行标准。例如，麦金太尔就认为，各种不相容的德性概念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核心概念加以综合，这些概念都应当看作是传统的组成部分，它们来自传统的不同发展阶段，而任何德性概念都依赖于先前的解释，只有按照某些关于社会和道德生活特点的先在解释，德性才能被定义和理解。从性质上看，当代德性伦理学是一种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对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思想仍然做出了修正。

（三）  应用伦理学和公共哲学的兴起

应用伦理学的兴起也是当代英美哲学家反对元伦理学的一个直接后果，是西方伦理学从单纯的理论构造和规范论证转向道德实践的一个重要结果。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政治文化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应用伦理学的兴起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前提。从70年代开始，美国哲学家开始大量讨论平等、公民的不服从、战争、堕胎等一系列现实的公共问题，涉及到政治、社会、技术文化以及人们的现实生活等各个领域。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标志着英美哲学界开始把伦理视角转向现实，随后出现的《哲学与公共事务》（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杂志为哲学家们讨论现实的道德问题提供了重要阵地。与此同时，各种由哲学家组成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以及哲学与公共事务研究中心也纷纷成立，逐渐成为英美大学哲学系从事伦理学研究的主要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应用伦理学的出现并不是把某些普遍的伦理原则应用于实践的结果，也不是对某些具体经验事实的简单汇集，更不是对以往的职业伦理的范围扩展；相反，应用伦理学是一种新的理论模式，代表着一种新的道德实践的行为程序，在一定意义上，它被看作是位于政治和哲学之间的独立学科：一方面它研究诸如属于道德哲学范畴的胚胎的道德地位这样的抽象问题，另一方面它也关注如堕胎这样的实践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应用伦理学是把传统伦理学中单纯追求道德规范的理论要求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活动，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