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行走的画帝张大千：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4)

行走的画帝

张大千漂泊的后半生

　　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张大千敦煌之行的创举，是为“吾民族艺术上，另辟一新境界，虽是临摹之本，兼有创造之功，实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举”。因此，从张大千的临摹作品中，也让更多的中国人充分领略到，中国文化有着多么丰富博大的瑰宝。

第二部分

独往深山远·暂居印度大吉岭(4)

作者 : 文欢

徐悲鸿在一次向全美院的师生们讲话时，已旗帜鲜明地说出“自然主义是懒汉，应该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的整风方向。在总结建国一年来所取得的 新成就的一篇文章中，又说：“以往流行的形式主义和我国原有的陈腐恶劣的末流文人画，在新的文艺政策和方针下都销声匿迹，不打自倒”，“这是我和一部分搞美术的朋友与之斗争了三十年不能得到的结果”。 　　政治风云的掀起，给美术界带来严重的危害，国画首当其冲遭到抨击，理由是国画中的山水、花鸟、仕女等，不能在社会主义时期为工农兵服务。 　　徐悲鸿和张大千都是中国美术史上成就显著的艺术大 师，也是年纪相仿的一对好友。两个人在艺术上相互欣赏和推崇，徐悲鸿曾赞张大千是“五百年来一大千”和“自仇十洲之后，中国画家第一人”。他尤其喜爱张大 千的山水、花鸟画。张大千也以“画功扎实，手法奔放，善于构图，画贯中西”赞誉徐悲鸿是“最具前途和不可多得”的中国画坛大师。 　　1933年1月，当时的国家教育部筹办中国画赴欧洲巡展，筹备会主席是蔡元培，副主席是叶恭绰，徐悲鸿、刘海粟、陈树人为筹备会的常委，所征集到可以展现中国艺术最高水准的作品二百余幅。先后在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德国柏林和苏联的莫斯科、列宁格勒共七个城市中展出，强烈地震撼了世界画坛。张大千的一幅《金荷》被法国政府选购，另一幅《江南景色》被苏联政府购藏。 　 　1936年徐悲鸿在《中国今日之名画家》一文中曾对张大千评价：“大千潇洒，富于才思，未尝见其怒骂，但嬉笑已成文章，山水能尽南北之变(非反指宗派， 乃指造化本身)，写莲花尤有会心，倘能舍弃浅降，便益见本家面目。近作花鸟，多系写生，神韵秀丽，欲与宋人争席。夫能山水、人物、花鸟，俱卓然自立，虽欲不号之曰大家，其可得乎？”并在主持美术学院的工作期间，多次聘请张大千担任中国画教授。而张大千对徐悲鸿能够画贯中西，将油画的长处融化到中国画中甚表钦佩。 　　但不可否认，张大千和徐悲鸿虽在艺术之路上能互为喜爱，越走越近，但在人生道路的选择和目标上，却有很大不同。 　　张大千是典型的古代文人画家的活法：纵情山水，充分地创造和享受每一处的美好情致。虽对各式人物都能应付自如，并深谙处世之道，使自己生前便享有如雷盛名，但其所遵循的处世之法，还是秉承中国传统的儒家修养，从不过问政治，这一点和徐悲鸿有极大不同。 　　徐悲鸿是个有政治抱负的艺术家，时刻贴近时代的脉搏，关心时代的命运，作品主题也是紧紧围绕时代的需要而创作。作品中有较鲜明的时代寓意。而张大千在艺术表现上则绝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他的画完全脱离现实时代的影子，是标准的中国文人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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