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既然张大千在敦煌的工作和为其所做的贡献如此之巨大，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感召了一大批因看过张大千的临摹壁画而被敦煌艺术所吸引并投奔而来的艺术人才，使敦煌艺术被广泛地认知和了解;为什么几十年来他还会被很多世人误解，反倒担负了“破坏敦煌”的恶名呢？

    原来古人建窟目的本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宗教的信仰和虔诚，因此在洞窟内作画以传达供养许愿者之心声。但建窟非几日可成，而是要花费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才能修建完成。因此就有人投机取巧，干脆把先人建好的洞窟据为己有，把原有壁画毁掉后，在表面涂抹上一层新的泥壁，再在其新壁上重新绘画，题上自己的名字和心愿，以达到向佛祖许愿的目的。

    这样几百年、上千年过去，就形成了往往一个洞窟里的壁画竟有好几层。张大千在一次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因为外层的坏泥皮早已脱落得斑驳不堪，要想看见里面的精美壁画，必得先把外层剥落。于是，在陪于右任参观时，一行人一起把外层表皮给清除掉了。对于发现画内有画和清除外层露出内里，张大千是欣喜万分，他觉得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发现，是对敦煌艺术的研究又做了一个贡献。

    当时被张大千召去也在敦煌参与临摹工作的画家谢稚柳后来也说：“要是你当时也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是已经剥落得无貌可辨，又肯定内层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打掉了，来揭出内层的精华呢？！”甚至当时刚刚成立的敦煌研究所也曾采用此法，在几个壁画残损的石窟内，剥出了数幅唐代壁画精品。

    但意想不到的是，“适有外来之游客，欲求大千画未得，遂向兰州某通讯，指称大千先生有任意剥落壁画，挖掘古画之嫌，一时人言啧啧，是非莫辨……”（引自时任敦煌艺术研究所副所长的窦景椿在《张大千先生与敦煌》一文）

    公正地说，这种做法如果发生在现在，应该说的确是毁坏了一些外层的壁画。但在当时还不具备相应的科学技术来保存和整理的情况下，只能留下这些遗憾了。

    著名学者余秋雨很客观地阐释说：“张大千剥损壁画的行为，恐怕和当时缺乏文物保护意识有关。因此，对一个人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的时代环境。”

    但让张大千惹出是非的真正原因却是因得罪小人而起，真是应了中国的那句古话：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人。原来张大千在敦煌的几年间，蒙当地各方照顾，出于感谢，白天辛苦工作一天后，晚上为给求画者作画只有牺牲休息时间挑灯夜战，对所有的求画者都是尽力有求必应。有一次路过酒泉时，一位曹姓专员因嫌张大千的赠画篇幅太小，第二天竟又拿给张大千让再“多添几笔”。画上原是好好的一只小鸟伫立在一块秀丽的石头上，本是很有情致的，曹某的要求分明是不懂艺术的外行，索画不是附风雅，就是出于其他目的，因此张大千没加理会。哪知曹某继续纠缠，气得张大千索性一把将画撕毁。这下可得罪了这个曹大专员，他依仗自己是时任甘肃省主席谷正伦的门生，叫嚣着一定把张大千“这个画画的”赶出敦煌。

    果然好几个罪名便在以后的日子中接踵而至，什么“敦煌盗宝、破坏壁画”等等。真可谓“盛名所至，谤亦随之”。张大千一腔苦心却受到如此伤害。起初他并不在乎，想着清者自清，岂能因小人谗言耽误大事，没想到很快甘肃省主席谷正伦就亲自发来了驱逐电报，虽未直接限定张离开敦煌的日期，但口气已很不客气了：

    “张君大千，久留敦煌，中央各方，颇有烦言。敕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勿稍污损，免滋误会。”

    此事一传出，全国舆论哗然，一时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张大千的好友、著名书法家和诗人沈尹默作了一首诗替张大千辩白：“三年面壁信堂堂，万里归来须带霜;薏苡明珠谁管得，且安笔砚写敦煌。”“薏苡明珠”是古人专用来比喻蒙冤受屈之人的典故。

    虽然1949年的3月，甘肃省参政会上已经对控告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一案作出最后结论：“……张大千在千佛洞，并无毁损壁画情事。”可谷正伦等人出于私怨，竟把这个如此重要的定论严加“保密，不予公开”，使之沉入浩瀚的历史档案中，并随着1949年8月兰州的解放和甘肃省国民党参政会的解体而彻底石沉大海（后经四川学者、张大千研究专家李永翘先生耗费几年精力，辛苦查找出当年裁决书的原件，使张大千“敦煌破坏壁画”之谜在几十年后终于大白天下）。

    远在海外的徐雯波女士老泪纵流：“这张纸（指裁决书）我和大千都没见过，只是听说。他（张大千）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最终没能回大陆，除了担心生活不适外，这是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可惜他人已永远地走了……”

    也许我们不能太多地责怪历史在某一时刻的如此不公正，因为还原真相需要时间，需要追求真理的人去寻觅。即使是在当代，出于当事人的卑鄙和私心让好人蒙冤的事还少吗？

    别了，故土和亲人，“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此时的张大千，随着乘坐的飞机在云层中穿过，觉得自己真如同那只戈壁滩上的孤雁。

    长别离、长别离——他也在轻轻喃着，但只有他自己听得见心底的低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