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惜人生，互助互爱
互相提携勉励；为我，为你，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在海外闯出美好的生活和成功的事业奉献自己的绵力。
《吞吐大荒》 万里云霄一羽毛
二 千里良驹（1）
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竟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粟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著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
乡村妻子病故不久，儿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间，徐悲鸿失去了他最亲近的父亲，也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感情，却能给母亲带来安慰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子。尤其是失去父亲在艺术上的指教，让这位年轻人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无尽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名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再来上海的徐悲鸿，抱着最后的希望在街头奔走，依然四处碰壁。上海滩如此之大，却没人愿意收留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黄警顽。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热心人，在他走投无路的倒霉关头，拉了他一把。
《吞吐大荒》 万里云霄一羽毛
二 千里良驹（2）
“过了几天，发行所刚下排门，徐悲鸿就带着满脸沮丧、憔悴的神情走进店堂，说是情况有变，人家不同意让他画，他难受地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完，他快步走出门去。
“最初我还不很介意，过后一想：糟了！他不会去自杀吧？我感情一冲动，连假也没有请，就跟了出去，由四马路向外滩赶去，怕迟了会出事。我在外滩找了好久，才在新关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着，连我走近他身边都没有发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说：‘你想干什么?书呆子！’徐悲鸿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我们俩抱头大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徐悲鸿头脑清醒了，听从了我的话，跟我回发行所。
“在路上，徐悲鸿告诉我，他因欠了旅馆四天房钱，老板在两天前就不许他继续住宿，并把箱子扣下了，铺盖已经当掉，他没有地方容身，只好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过夜，还常常受到巡捕的驱逐。昨夜通宵风雨，他饥寒交迫，想马上自杀，但想到我多次诚恳招待他，这才来向我告别。如果我不赶上去，很难说他最后怎样安排自己。
“我的人缘不错，就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和门房商量，让他晚上同我们住宿。我俩睡一张单人床，盖一条薄被子。伙食这样解决：中午他到发行所楼上饭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一桌吃。我熟人多，轮流上朋友那里吃。早点和晚饭呢，我每天给他一角钱，也就过去了。徐悲鸿每天到发行所店堂，看美术书籍，也看翻译小说。”
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又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震之。黄震之把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不过和他约定，只能在他们不打牌时暂用。即便如此，对徐悲鸿也是雪中送炭。他后来曾用名“黄扶”，以示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
黄震之后来做生意破产，但徐悲鸿没忘记他。人们在以后出版的徐悲鸿画册中，可以看到一幅国画《肖像》，题目并没说画的是谁。画面是一位身着长衫的老先生，慈眉善目，神态安详，背靠着松柏，悠然坐于石上，旁边是翠竹与秋菊。落款是一行字“震之黄先生六十岁影”，原来是徐悲鸿为黄震之六十大寿画的祝寿图。
徐悲鸿在祝寿图上题了一首长诗：“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仇早忘！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来世欲何为，先生之风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这是徐悲鸿成名后的画作，说明徐悲鸿曾上门答谢恩人。
而黄警顽到四十年代生活无着，徐悲鸿请他到国立北平艺专主管总务，后来转入中央美院。五十年代初美院学生，还会记得这位个头瘦小的老头。
我原先以为，黄警顽不过是徐悲鸿偶尔认识的一个普通店员。到上海查阅老杂志《良友》，在“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栏目中，意外地发现一篇人物专访《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照片中的黄警顽极其英俊而潇洒。
黄警顽居然有上海滩“交际博士”的雅称。他读过私塾，也读过小学，正愁没钱念中学，商务印书馆附设书业补习学校招生，录取标准除国文与算学，还要应对敏捷、态度活泼。他一考即中。当年朝夕相处的老同学，就有留法的著名画家颜文梁。十五岁派往商馆发行所做学徒。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他报名参加北伐先锋队，曾在临时政府当过宪兵。解甲归来，商务印书馆看中其才能，委以干事一职，专门负责与外界交际。
黄警顽说到他所交际的人物，提到“画家徐悲鸿和我曾有过困苦的生活”。但他绝对博爱，并不以为徐悲鸿的成功，就可以记在自己的账上。“我帮助别人，只是出于一点至诚的心，并不希望人家的酬报。至于我要扶助的人，我更不分畛域，无论是老小贫贱，男女各界，我也一视同仁。一切的人物，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
黄警顽可以不在意，但徐悲鸿在意，他终生未曾忘却黄警顽的一臂之力。当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的杨先让教授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先生由重庆回到上海，了解到黄警顽当时处境不佳，为掩护抗日地下工作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备受苦刑，心身受到了极大摧残。徐悲鸿先生到国立北平艺专上任，也请黄警顽到北平来，让他当了管发学生助学金的出纳员，逢年过节还必接黄警顽到家同聚。”
黄警顽生前写过《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他说：“在徐先生逝世前半年，徐先生曾约我到院长室谈过一个多小时，他提到当年经历时说：‘如果我先死，你给我写出来，如果你先死，我给你写。’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他这位在凄风苦雨中成长起来的大艺术家，才应该把事迹留下来给后人知道。由于这一段事迹离不开同我的关系，有些地方容易形成喧宾夺主，但我毕竟是配角，我保证不夸大不渲染。”
黄警顽遵守对徐悲鸿的承诺，如实记述他在上海与徐悲鸿的交往，发表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丛书中。徐悲鸿并不忌讳自己穷困中想要自杀的惨痛经历，也愿意将黄警顽救他于水火的恩德留存于世。黄警顽在老上海广为交际的能力，帮助过许多人，包括感念不已的徐悲鸿，但在阶级斗争风暴来临之时，并不能保护他。
一位当年徐悲鸿的学生说，“我一九四八年入学住校，黄警顽先生就住在楼上，给了我们新生很多的照顾。那时他孑身一人，未老先衰，走路驼背，全校师生他都能叫出名字来，哪个人有困难，他都会帮忙，好人一个啊。徐悲鸿先生念旧，亲自来看黄警顽先生的起居，逢年过节请他到家吃饭，都派汽车来接的，一谈就谈到半夜。可惜在徐悲鸿先生逝世后，一九五七年黄警顽被划为‘右派’，最后惨死于‘文革’中。”
此时，徐悲鸿被迫在大上海的马路上游荡。他在绝望中挣扎，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百折不挠、狂放不羁的奔马形象。他把这匹马画在了宣纸上，直接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对门的《真相画报》社。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把一匹马投给叫做“真相”的画报，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实是一匹不为人识的千里良驹。
《吞吐大荒》 万里云霄一羽毛
二 千里良驹（3）
在广州盘福路高剑父纪念馆，王坚研究员告诉我：“上海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负责人是高剑父，编辑和发行是高奇峰。高剑父看到徐悲鸿寄来的那幅马，回信称赞他比古代画马大师韩干还过之，审美书馆要印刷出售。”
徐悲鸿赢了。他卖出了一生中第一匹马。
似乎这是天意。他想去考大学，正为学费发愁，一匹马使他时来运转。其后，徐悲鸿成为审美书馆的特约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学费。徐悲鸿报考的是震旦公学法文系，他看到法国油画复制品，直接读懂法国大师原作的渴望愈加强烈。
一匹弩马和一匹千里良驹，根本区别就是志向迥异。
徐悲鸿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但他父亲给他开的乡土大学，比任何学堂都来得丰富扎实，尤其是日积月累的深厚国学修养，使他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疯狂生长，有一天真的走出家乡，就是一个出口能诗、提笔能画的奇才。
生活的玫瑰花似乎开始向他绽开了微笑。
哈同，犹太人，声名遐迩的大班，威震上海滩的西方冒险家。当时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爱俪园，即为他的公馆，就在今天上海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馆一带。公馆建成伊始，这位一掷千金的阔佬即行善举，在公馆附近开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登报征求仓颉画像。
在纷至沓来的应征作品之中，夹杂着出自徐悲鸿手笔的画稿仓颉像。
仓颉乃中国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仙人，谁也没见过，因而各式各样的相貌不一而足。而徐悲鸿笔下的仓颉颇有人间气息，像一个邻居家的大爷，不同的是长着四只眼睛。也许是与众不同，也许只是看着顺眼，评委们一致选中了它。不仅如此，主办方还特地派了一辆小汽车，专门接徐悲鸿去他们那儿讲授美术。
大千世界，冷暖皆不为个人所知。徐悲鸿自己也没想到，创造汉字的仙人，居然成为照耀他绘画之路的太阳。从此，他似乎变得前途无量。
其实，人生之路最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在此时出现的康有为，成为徐悲鸿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寓居上海的康有为，在经历了戊戌变法、亡命东洋、周游列国之后，此时已对政治心灰意冷，似乎只剩下学贯中西的艺术素养。在一次爱俪园举办的名流沙龙的聚会上，康有为意外地见到了年轻的徐悲鸿。
当时，沙龙名流们带着各自收藏的碑贴古画，相互炫耀赏玩，惟有徐悲鸿怀揣带着体温的自家手卷。康有为一眼就为这个年轻人的画中透露的极大潜质惊叹，从而另眼相看。而徐悲鸿也为结识康有为深感庆幸，专门行了拜师礼。上海滩招徒称师的人太多，徐悲鸿根本看不上，这才是他第一次拜师。
康有为对徐悲鸿与其他弟子不同，聘请徐悲鸿到自家斋馆担任图画教师。从此，徐悲鸿自由出入康家府宅，可以随时翻阅大量碑贴和藏画。康有为主张“合中西以求变，开拓中国绘画新纪元”的见解，令徐悲鸿为之一震。
在康有为看来，眼下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似乎只是书斋玩味，笔笔都要仿古，处处都有来由，画来画去的题材也无非是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秋江暝泊、雪江卖鱼、云关雪栈、春江帆饱……他认为，国画要想有前途，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丰富和改造。
康有为对徐悲鸿说，你一定要出国，去西洋，去看看人家的绘画！
当初，听说徐悲鸿后来给康有为画过一幅油画肖像，但是没发表过。为此，我开始了寻找。几经周折，在上海博物馆书画部，我看到了这幅徐悲鸿给康有为画的肖像油画，这是康有为女儿康葆庄、康葆娥捐赠的。康家姐妹的名字，和上万名捐赠者的名字一起，烫上金色，镌刻于博物馆前厅一面大理石墙上。
给我讲解的书画部主任单国霖也与徐悲鸿有缘，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央美院，那一所渗透着徐悲鸿心血的高等学府。他虽是著名文物专家，但他说，他的绘画鉴赏基础，得益于中央美院延续徐悲鸿的那一套训练方法。
在康有为的肖像画前，单国霖说：“这幅画作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七十多年了，色彩还是非常地鲜艳。留学回来的徐悲鸿在上海办画展，为康有为画了这张肖像。康有为鼓励徐悲鸿到西方学画，因为他在欧洲看到文艺复兴三杰的写实风格大为惊叹，而徐悲鸿为恩师作画，也就是用学到手的写法功夫。他画得非常用心，画的是康有为作为学者的那种风度与神态，似乎在倾听徐悲鸿的慷慨陈辞。”
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幅未曾发表的油画《康有为夫人像》。康有为请徐悲鸿为夫人何旃理画像时，何旃理已经去世。单国霖说：“这是根据照片画的一张像，它与康有为肖像画一样，记载了他们很深的一种友情。”
徐悲鸿为康有为的学识而倾倒，他曾在“自述”中写道：“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乍见觉其不凡。谈锋既起，如倒倾三峡之。相与论画，尤具卓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说：“康有为影响了一代人。康有为对中国绝对不是虚无主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他提出中国画衰败极矣的观念，不是他个人创造，而是清末以来有识之士共同形成的观念，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改革。”
至今沉寂已久的画像，似乎验证了这两位大师当年的对话。绘画是有生命的，似乎不难感觉到画家与画笔下的对象水乳交融的情感。
此时徐悲鸿不再留恋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出自恩师的指点，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绘画之都巴黎。然而，人生困惑不在于旅途的遥远，而常常在于鞋子里的一粒沙子。欧洲正在发生战事，况且徐悲鸿也没有钱。康有为建议他先去日本，那里资费低，还题词鼓励：“写生入神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
资费再低，也不能没钱。仓圣明智大学的管家给了徐悲鸿两千块钱，代价是留下他的画作和一些收藏。说好了画作由那位管家暂时保管，后来却没能取回。徐悲鸿当时画作仅有几幅流传至今，有风景，有人物，还有三匹马，马的神态临摹于古画，不是以后的“悲鸿马”，但能看出运笔挥墨相当老到。徐悲鸿一生酷爱藏画，对于自己早期画作也非常珍惜，似乎自信会有出头的一天，用画来换旅差费实出无奈。
只有康有为对他的前途深信不疑，而那位管家只是附庸风雅，证据是徐悲鸿留下的画不知去向，这些画的价值远不是数字可以换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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