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的一天，在上海美租界乍浦路的一家日本料理店，三个闯荡上海的年轻人在聚餐，摩拳擦掌地谋划生存大计。挑头的人叫邬始光，二十七岁，另外两个小兄弟，是十七岁的刘海粟与十九岁的汪亚尘。刘海粟原名刘，取意苏轼《前赤壁赋》“渺沧海之一粟”，更名海粟。汪亚尘原名汪松年，以“亚洲之尘”自诩，改名亚尘。

    此时，一改中国画拜师求艺的传统做法，集体授课的美术学校已草创多处。官办的，有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国画手工科，教师是赴日习画回国的郑锦。私立的，有上海布景画传习所，主持人是学过英文与西洋画的周湘。而邬始光与刘海粟就是周湘的门徒，而汪亚尘早年喜爱绘画，后跟随浙江同乡邬始光学画。

    这三个美术青年从日本料理店的后窗看出去时，不约而同地看到一张出租告示，贴在对面弄堂的墙上。他们兴奋地嚷嚷，吃过饭，就去租那间房子。因为他们谈论如何在上海立足，不如筹办一所传授绘画技艺的学校。于是，那间房子就成了上海图画美术院地址：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

    一身乡土味的徐悲鸿，走进上海美租界乍浦路８号洋房。他交了半年学费十八元，外加膳宿费三十元。这笔钱对于他，绝对是个大数字。然而，他失望了。虽然名称好听，却不过几间租的房子，空空如也。仅有几位敢上讲台的，只是略知一二的初学者。他气愤的是，他画的几幅画竟被拿去，当了学校教材。

    于是，他在一个夜晚不告而别。如果说，他有什么收获，那就是懂得绝不能误人子弟，老师就得善待学生，这成为他的终生信条。

    若干年后，徐悲鸿已是画坛翘楚，一个名叫曾今可的评论家在《刘海粟欧游作品展会序》中提到“刘海粟和徐悲鸿这对师生”，徐悲鸿当即在《申报》发表启事，说当年上海图画美术院“纯粹野鸡学校”：“今有曾某为一文，指吾为刘某之徒，不识刘某亦此野鸡学校中人否？鄙人于此野鸡学校，固不认一切人为师也。”

    刘海粟在《申报》反唇相讥：“美专二十一年生徒遍海内外，影响所及，已成时代思潮，亦非一二人能以爱恶生死之。”他嘲讽徐悲鸿自命“艺术绅士”。

    但刘海粟的回击，激起徐悲鸿的更大反感。《申报》新发《徐悲鸿启事》毫不客气：“汝乃不及(除非撒谎)，绘画之事，容有可为，先洗俗骨，除骄气，亲有道，用苦功，待汝十年，我不诬过。(乞阅报诸公恕我放肆，罪过，罪过)”

    这是徐悲鸿一生中极为罕见的勃然大怒。

    对于轰动沪宁的这一场笔墨官司，拥护徐悲鸿与拥护刘海粟的人，各执一词，有不同解读。其实很简单，这两位大师立身为人的个性不同。在徐悲鸿看来，对于一个学校而言，学生有没有教材之类，并不是什么大事。而对于一个学生，尤其是家境困苦的学生，根本学不到东西，等于一次被骗的经历。

    作为一个富甲一方的世家子弟，刘海粟则是另一种心态。后来邬始光退出，由刘海粟接手，继续主办上海图画美术院，又改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徐悲鸿的定语是“野鸡学校”，刘海粟却看作是以后上海美专的起点。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主教水彩画与函授的汪亚尘深感愧疚，“误人误己，两不相宜”。他在《四十自述》中说，“那时自己瞎画，还要用现在望平街一带还留着的擦笔画做范本，去教学生，连讲义都写不清楚，真是害人！”他不愿“莫名其妙地干下去”，自己赴日学画，还写信劝刘海粟也出国看看。他回国后在上海美专任教，又创办新华师范学校，亦为著名画家，培育人才无数，也是徐悲鸿终生挚友。

    一九一五年，回到宜兴的徐悲鸿并没有放弃做一个画家的理想，他还得走出去。一个在上海当教授的同乡回来探亲，看到他的绘画出众大为赞叹，一口答应帮他找份工作，他便再次辞职，去上海寻找人生出路。

    徜徉在黄浦江边的徐悲鸿，少年老成，踌躇满志。他的背囊里揣着砚台、毛笔和他的书画之作，长衫口袋里叮当作响的，除了几枚借来的银元，还有两枚自己亲手篆刻的方章，一枚曰“神州少年”，另一枚为“江南贫侠”。

    怀抱幻想的青年贫侠，很快感受到了生活的苍凉。那个当教授的同乡虽然答应帮他找份工作，而且给当时复旦大学李登辉校长写了介绍信，李校长也答应可以考虑，谁知考虑的结果却是拒绝。其他的出路没个头绪，宜兴老家又来人捎信，说他媳妇得了病，叫他赶快回去探望。他匆匆赶回老家一趟，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

    徐悲鸿弟媳任佑春说：“徐悲鸿回到家，他的妈妈陪媳妇到外面去看病了，不在家里。徐悲鸿买了一件皮背心带回去，和三十块钱摆在一起，他关照家里人说：我实在不能够等，有急事得到上海，我马上回去了，皮背心给老婆暖暖心，三十块钱给她去看病吧。以后徐悲鸿就回到上海，没有多少时候，他媳妇就病死了。”

    乡村妻子病故不久，儿子劫生也因天花而去世。一年之间，徐悲鸿失去了他最亲近的父亲，也失去了虽然没有任何感情，却能给母亲带来安慰的妻子，还有年幼的儿子。尤其是失去父亲在艺术上的指教，让这位年轻人尝到了孤独的滋味。

    无尽的痛苦之中，他将自己的名字徐寿康改名为徐悲鸿，浪漫地将自己比喻成一只悲哀的孤雁，决心要穿越茫茫长空。

    再来上海的徐悲鸿，抱着最后的希望在街头奔走，依然四处碰壁。上海滩如此之大，却没人愿意收留他。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的黄警顽。这个与他素不相识的热心人，在他走投无路的倒霉关头，拉了他一把。

    “过了几天，发行所刚下排门，徐悲鸿就带着满脸沮丧、憔悴的神情走进店堂，说是情况有变，人家不同意让他画，他难受地说：‘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在上海，我举目无亲，只有你一个朋友，永别了！’说完，他快步走出门去。

    “最初我还不很介意，过后一想：糟了！他不会去自杀吧？我感情一冲动，连假也没有请，就跟了出去，由四马路向外滩赶去，怕迟了会出事。我在外滩找了好久，才在新关码头附近找到了他。他正在码头上不安地来回走着，连我走近他身边都没有发觉。我一把拉住他的手膀说：‘你想干什么?书呆子！’徐悲鸿一看是我，禁不住掉下泪来。我们俩抱头大哭，招引好些人围着看。徐悲鸿头脑清醒了，听从了我的话，跟我回发行所。

    “在路上，徐悲鸿告诉我，他因欠了旅馆四天房钱，老板在两天前就不许他继续住宿，并把箱子扣下了，铺盖已经当掉，他没有地方容身，只好在旅馆门前的台阶上过夜，还常常受到巡捕的驱逐。昨夜通宵风雨，他饥寒交迫，想马上自杀，但想到我多次诚恳招待他，这才来向我告别。如果我不赶上去，很难说他最后怎样安排自己。

    “我的人缘不错，就跟一个房间的同事和门房商量，让他晚上同我们住宿。我俩睡一张单人床，盖一条薄被子。伙食这样解决：中午他到发行所楼上饭堂，坐在我的位子上跟同事一桌吃。我熟人多，轮流上朋友那里吃。早点和晚饭呢，我每天给他一角钱，也就过去了。徐悲鸿每天到发行所店堂，看美术书籍，也看翻译小说。”

    当徐悲鸿给一个宜兴同乡送画时，又结识了吴兴书画收藏家黄震之。黄震之把一间棋牌室借给他栖身作画，不过和他约定，只能在他们不打牌时暂用。即便如此，对徐悲鸿也是雪中送炭。他后来曾用名“黄扶”，以示他对两个黄姓友人的感激。

    黄震之后来做生意破产，但徐悲鸿没忘记他。人们在以后出版的徐悲鸿画册中，可以看到一幅国画《肖像》，题目并没说画的是谁。画面是一位身着长衫的老先生，慈眉善目，神态安详，背靠着松柏，悠然坐于石上，旁边是翠竹与秋菊。落款是一行字“震之黄先生六十岁影”，原来是徐悲鸿为黄震之六十大寿画的祝寿图。

    徐悲鸿在祝寿图上题了一首长诗：“饥溺天下若由己，先生岂不慈！衡量人心若持鉴，先生岂不智！少年裘马老颓唐，施恩莫忆仇早忘！赢得身安心康泰，矍铄精神日益强。我奉先生居后辈，谈笑竟日无倦意。为人忠谋古所稀，又视人生等游戏。纷纷来世欲何为，先生之风足追企。敬貌先生慈祥容，叹息此时天下事！”

    这是徐悲鸿成名后的画作，说明徐悲鸿曾上门答谢恩人。

    而黄警顽到四十年代生活无着，徐悲鸿请他到国立北平艺专主管总务，后来转入中央美院。五十年代初美院学生，还会记得这位个头瘦小的老头。

    我原先以为，黄警顽不过是徐悲鸿偶尔认识的一个普通店员。到上海查阅老杂志《良友》，在“现代成功人士自传系列”栏目中，意外地发现一篇人物专访《二十年社交经验谈：交际家黄警顽自述》，照片中的黄警顽极其英俊而潇洒。

    黄警顽居然有上海滩“交际博士”的雅称。他读过私塾，也读过小学，正愁没钱念中学，商务印书馆附设书业补习学校招生，录取标准除国文与算学，还要应对敏捷、态度活泼。他一考即中。当年朝夕相处的老同学，就有留法的著名画家颜文梁。十五岁派往商馆发行所做学徒。辛亥革命成功之时，他报名参加北伐先锋队，曾在临时政府当过宪兵。解甲归来，商务印书馆看中其才能，委以干事一职，专门负责与外界交际。

    黄警顽说到他所交际的人物，提到“画家徐悲鸿和我曾有过困苦的生活”。但他绝对博爱，并不以为徐悲鸿的成功，就可以记在自己的账上。“我帮助别人，只是出于一点至诚的心，并不希望人家的酬报。至于我要扶助的人，我更不分畛域，无论是老小贫贱，男女各界，我也一视同仁。一切的人物，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

    黄警顽可以不在意，但徐悲鸿在意，他终生未曾忘却黄警顽的一臂之力。当年考入国立北平艺专的杨先让教授说：“抗战胜利后，徐悲鸿先生由重庆回到上海，了解到黄警顽当时处境不佳，为掩护抗日地下工作者，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备受苦刑，心身受到了极大摧残。徐悲鸿先生到国立北平艺专上任，也请黄警顽到北平来，让他当了管发学生助学金的出纳员，逢年过节还必接黄警顽到家同聚。”

    黄警顽生前写过《记徐悲鸿在上海的一段经历》，他说：“在徐先生逝世前半年，徐先生曾约我到院长室谈过一个多小时，他提到当年经历时说：‘如果我先死，你给我写出来，如果你先死，我给你写。’我的一生没有什么值得写的，他这位在凄风苦雨中成长起来的大艺术家，才应该把事迹留下来给后人知道。由于这一段事迹离不开同我的关系，有些地方容易形成喧宾夺主，但我毕竟是配角，我保证不夸大不渲染。”

    黄警顽遵守对徐悲鸿的承诺，如实记述他在上海与徐悲鸿的交往，发表在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丛书中。徐悲鸿并不忌讳自己穷困中想要自杀的惨痛经历，也愿意将黄警顽救他于水火的恩德留存于世。黄警顽在老上海广为交际的能力，帮助过许多人，包括感念不已的徐悲鸿，但在阶级斗争风暴来临之时，并不能保护他。

    一位当年徐悲鸿的学生说，“我一九四八年入学住校，黄警顽先生就住在楼上，给了我们新生很多的照顾。那时他孑身一人，未老先衰，走路驼背，全校师生他都能叫出名字来，哪个人有困难，他都会帮忙，好人一个啊。徐悲鸿先生念旧，亲自来看黄警顽先生的起居，逢年过节请他到家吃饭，都派汽车来接的，一谈就谈到半夜。可惜在徐悲鸿先生逝世后，一九五七年黄警顽被划为‘右派’，最后惨死于‘文革’中。”

    此时，徐悲鸿被迫在大上海的马路上游荡。他在绝望中挣扎，脑子里成天琢磨着百折不挠、狂放不羁的奔马形象。他把这匹马画在了宣纸上，直接投给了商务印书馆对门的《真相画报》社。这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把一匹马投给叫做“真相”的画报，好像穷困潦倒的自己，真正面目其实是一匹不为人识的千里良驹。

    在广州盘福路高剑父纪念馆，王坚研究员告诉我：“上海审美书馆出版《真相画报》，负责人是高剑父，编辑和发行是高奇峰。高剑父看到徐悲鸿寄来的那幅马，回信称赞他比古代画马大师韩干还过之，审美书馆要印刷出售。”

    徐悲鸿赢了。他卖出了一生中第一匹马。

    似乎这是天意。他想去考大学，正为学费发愁，一匹马使他时来运转。其后，徐悲鸿成为审美书馆的特约作者，稿酬可以支付学费。徐悲鸿报考的是震旦公学法文系，他看到法国油画复制品，直接读懂法国大师原作的渴望愈加强烈。

    一匹弩马和一匹千里良驹，根本区别就是志向迥异。

    徐悲鸿没上过一天正规学堂，但他父亲给他开的乡土大学，比任何学堂都来得丰富扎实，尤其是日积月累的深厚国学修养，使他与生俱来的艺术天分疯狂生长，有一天真的走出家乡，就是一个出口能诗、提笔能画的奇才。

    生活的玫瑰花似乎开始向他绽开了微笑。

    哈同，犹太人，声名遐迩的大班，威震上海滩的西方冒险家。当时上海最大的私家花园爱俪园，即为他的公馆，就在今天上海延安中路的上海展览馆一带。公馆建成伊始，这位一掷千金的阔佬即行善举，在公馆附近开办了一所仓圣明智大学，登报征求仓颉画像。

    在纷至沓来的应征作品之中，夹杂着出自徐悲鸿手笔的画稿仓颉像。

    仓颉乃中国传说中创造汉字的仙人，谁也没见过，因而各式各样的相貌不一而足。而徐悲鸿笔下的仓颉颇有人间气息，像一个邻居家的大爷，不同的是长着四只眼睛。也许是与众不同，也许只是看着顺眼，评委们一致选中了它。不仅如此，主办方还特地派了一辆小汽车，专门接徐悲鸿去他们那儿讲授美术。

    大千世界，冷暖皆不为个人所知。徐悲鸿自己也没想到，创造汉字的仙人，居然成为照耀他绘画之路的太阳。从此，他似乎变得前途无量。

    其实，人生之路最要紧的，就是那么几步。在此时出现的康有为，成为徐悲鸿成长道路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寓居上海的康有为，在经历了戊戌变法、亡命东洋、周游列国之后，此时已对政治心灰意冷，似乎只剩下学贯中西的艺术素养。在一次爱俪园举办的名流沙龙的聚会上，康有为意外地见到了年轻的徐悲鸿。

    当时，沙龙名流们带着各自收藏的碑贴古画，相互炫耀赏玩，惟有徐悲鸿怀揣带着体温的自家手卷。康有为一眼就为这个年轻人的画中透露的极大潜质惊叹，从而另眼相看。而徐悲鸿也为结识康有为深感庆幸，专门行了拜师礼。上海滩招徒称师的人太多，徐悲鸿根本看不上，这才是他第一次拜师。

    康有为对徐悲鸿与其他弟子不同，聘请徐悲鸿到自家斋馆担任图画教师。从此，徐悲鸿自由出入康家府宅，可以随时翻阅大量碑贴和藏画。康有为主张“合中西以求变，开拓中国绘画新纪元”的见解，令徐悲鸿为之一震。

    在康有为看来，眼下的中国画是没有前途的，似乎只是书斋玩味，笔笔都要仿古，处处都有来由，画来画去的题材也无非是深堂琴趣、柳溪归牧、寒江独钓、风雨归舟、秋江暝泊、雪江卖鱼、云关雪栈、春江帆饱……他认为，国画要想有前途，必须融入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完成自身的丰富和改造。

    康有为对徐悲鸿说，你一定要出国，去西洋，去看看人家的绘画！

    当初，听说徐悲鸿后来给康有为画过一幅油画肖像，但是没发表过。为此，我开始了寻找。几经周折，在上海博物馆书画部，我看到了这幅徐悲鸿给康有为画的肖像油画，这是康有为女儿康葆庄、康葆娥捐赠的。康家姐妹的名字，和上万名捐赠者的名字一起，烫上金色，镌刻于博物馆前厅一面大理石墙上。

    给我讲解的书画部主任单国霖也与徐悲鸿有缘，他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中央美院，那一所渗透着徐悲鸿心血的高等学府。他虽是著名文物专家，但他说，他的绘画鉴赏基础，得益于中央美院延续徐悲鸿的那一套训练方法。

    在康有为的肖像画前，单国霖说：“这幅画作于一九二六年，到现在七十多年了，色彩还是非常地鲜艳。留学回来的徐悲鸿在上海办画展，为康有为画了这张肖像。康有为鼓励徐悲鸿到西方学画，因为他在欧洲看到文艺复兴三杰的写实风格大为惊叹，而徐悲鸿为恩师作画，也就是用学到手的写法功夫。他画得非常用心，画的是康有为作为学者的那种风度与神态，似乎在倾听徐悲鸿的慷慨陈辞。”

    在上海博物馆，还有一幅未曾发表的油画《康有为夫人像》。康有为请徐悲鸿为夫人何旃理画像时，何旃理已经去世。单国霖说：“这是根据照片画的一张像，它与康有为肖像画一样，记载了他们很深的一种友情。”

    徐悲鸿为康有为的学识而倾倒，他曾在“自述”中写道：“南海先生，雍容阔达，率直敏锐。乍见觉其不凡。谈锋既起，如倒倾三峡之。相与论画，尤具卓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水天中说：“康有为影响了一代人。康有为对中国绝对不是虚无主义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各方面都有非常深的研究。他提出中国画衰败极矣的观念，不是他个人创造，而是清末以来有识之士共同形成的观念，整个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改革。”

    至今沉寂已久的画像，似乎验证了这两位大师当年的对话。绘画是有生命的，似乎不难感觉到画家与画笔下的对象水乳交融的情感。

    此时徐悲鸿不再留恋于十里洋场的上海，出自恩师的指点，他把目光投向了西方的绘画之都巴黎。然而，人生困惑不在于旅途的遥远，而常常在于鞋子里的一粒沙子。欧洲正在发生战事，况且徐悲鸿也没有钱。康有为建议他先去日本，那里资费低，还题词鼓励：“写生入神悲鸿仁弟于画天才也”。

    资费再低，也不能没钱。仓圣明智大学的管家给了徐悲鸿两千块钱，代价是留下他的画作和一些收藏。说好了画作由那位管家暂时保管，后来却没能取回。徐悲鸿当时画作仅有几幅流传至今，有风景，有人物，还有三匹马，马的神态临摹于古画，不是以后的“悲鸿马”，但能看出运笔挥墨相当老到。徐悲鸿一生酷爱藏画，对于自己早期画作也非常珍惜，似乎自信会有出头的一天，用画来换旅差费实出无奈。

    只有康有为对他的前途深信不疑，而那位管家只是附庸风雅，证据是徐悲鸿留下的画不知去向，这些画的价值远不是数字可以换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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