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荡华尔街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人值得等待 因我自横刀向天笑 故我自立马冷眼瞧
——中国经济安全系列之二十四
江 涌
原载《世界知识》2009年第15期
160;160;160; “美国制造”制造了诸多“高精尖”的产品：不仅能制造电脑、互联网与波音飞机，也能制造B52与集束炸弹；不仅制造好莱坞电影与迪斯尼动画，制造“国际标准”与国际秩序，同时也制造贴上美国标签的“民主”与“自由”，制造“有毒债券”、“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沃伦·巴菲特语）与国际动荡。过去，美国以其独有的建国方略与理想主义精神在更多的方面造福人类，如今，滥觞于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将人类本性之自私自利的消极面推向了极端，从而在更多的方面破坏人类和谐。
从科技创新到金融创新，“美国制造”走火入魔
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领头羊”，是因为美国强而有力的创新，长期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保持科技领先优势。科技领先是美国军事实力独步世界的关键，同时也是美国确保在国际分工中始终占据有利地位、获得巨额垄断利益的关键。美国每年在研发方面的公共和私人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从1976年的1000亿美元增长到了2000年的2650亿美元，2002年美国在研发上的投资超过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总和。巨大的投入，使美国的科技一直保持领先优势，使美国在世界高科技产品生产中居于领导地位，直到上世纪末，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产量一直占到世界总产量的1/3。
然而，在自由资本主义的旗帜下，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全球利润垄断化与集中化，使得美国越来越多的资源配置到金融领域。美国传统的精英教育集中培养两大类人才，早期的大多数都是教会学校，诸如哈佛等常青藤名校，以道德理念、宗教精神和价值观打造为主导，成为牧师、政客或学者的摇篮；后来出现公立的赠地学院，在农业、工程技术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近几十年来，伴随着金融资本的发达，精英教育日趋世俗化、市场化，传统名校集中培养商界和法学精英，不少非但没有成为西方传统社会良心的卫道士和制度设计者，反而成为资本社会世俗力量中的食利急先锋，活跃在咨询、会计、金融、公司买卖和媒体的最前线，成为资本寻租的得力干将，将资本对社会的侵夺推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透过华尔街的演变即可推知美国经济虚拟化的程度。在过去20年，华尔街起着经济杠杆作用，扮演世界经济的心脏，供给世界需要的大部分美元资金。但是，华尔街的金融家们远远不满足中介服务、风险经营，而是努力发展金融工程制造业，设计和制造各类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衍生品通过借贷杠杆使金融市场风险成倍放大，并脱离实体经济成为“风险制造业”。由于资源过多流向金融领域，导致美国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从战后的约40%到现在只有15%左右，而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战后的约5%升到现在50%左右。国民经济严重虚拟化，导致头重脚轻，失去重心。
在自然科学中，任何一项重大发明创造，都要经过多次实验或验证，才能正式推广使用。但是，美国的金融机构、华尔街，发明难以数计的金融产品，未经任何论证或验证，就直接投入市场，而且往往是高调、高价投入市场。这是美国金融监管的严重失职，是美国金融创新的严重偏离。美国的金融创新，最终创造出了一个金融怪物——“金融大规模杀伤武器”，不仅杀伤了美国，也杀伤了世界，杀伤了资本主义。
为中国量身定制的“经济鸦片”
前几年往东北跑得较多，沈阳的一个同行给我讲了个故事，至今印象深刻。她说，东北人这gada，人忒实在，刚搞改革，南方的温州人就跑过来做买卖，不到一个星期，就给家里的兄弟发出电报，电文是“钱多，人傻，快来”。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申请加入WTO以来，美国（不是人民而且是垄断资本及其寡头）利用中国“钱多，人傻”，不断向中国推销“经济鸦片”，有的近乎就是专门为中国量身定制的。
新自由主义与金融开放 新自由主义本是一类平常的经济理论，但在被政治化与范式化后，逐渐成为美国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美发明新自由主义后，对外宣传得多，对内使用得少，如美国金融市场对外资进入限制措施多达1000多条，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美国金融市场很难，而取得很好业绩就难上加难。但是，美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在国际上大肆兜售新自由主义，并强调这是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而获得经济持续增长的“最低要求”、最低限度的“共识”，即“华盛顿共识”。
在美国长期努力下，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逐渐成为主流思想，金融自由化由此在全球蔚然成风。在中国，多年来新自由主义早就取代了马克思主义而占据着高校的经济学讲堂，如此影响的不仅是几代学生，还有很多官员与商人，因为中国各大高校也与美国高校一样早就世俗化与市场化，招纳社会“成功人士”（官员与企业主），举办各类进修班，兜售的尽是新自由主义。
某高级领导在一个县市长学习班发表训话，特意向学员“隆重推荐”他所见过的“最好的书”——《世界是平的》。如此，在中国学界（尤其是经济学界）、媒界、部分政界纷纷以时髦的新自由主义教条代替过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在一些领域的不均衡开放（对外开放但不对内开放）、定向开放（只对一些发达国家开放）、不对等开放（中国对外国开放，而外国不对中国开放）由此盛行。
国际责任与世界经济失衡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经济危机一样，其爆发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决定的，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只要搞自由市场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是世界经济史所展现的、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所揭示的基本规律。但是，美国抛出了所谓“世界经济失衡论”，包括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内的众多人士认为，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不是美国经济或政策导致的结果，而是全球储蓄过剩使然。美国卡托研究所副所长詹姆斯8226;多恩直截了当：“金融危机祸起中国。”
其实，“失衡论”理论依据就是“两缺口模型”：投资－储蓄＝进口－出口。而“两缺口模型”是在一堆假设前提下才能成立的理论，这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固有的逻辑推理，其合理性早就被人怀疑。以美国为例，是储蓄缺口导致了贸易赤字，还是贸易赤字恶化了储蓄缺口，这本身就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饶舌话题，永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但是，美国的“歪理邪说”得到了中国主流学者热烈附和与追捧，“失衡论”在中国大兴其道。美国及其代理人、代言人向中国泼脏水本不是目的，而是混淆是非，然后要中国承担责任，继续购买美国债券。
金融创新与衍生产品 美国金融创新，创造出了系列金融怪物，对中国诸多投资者而言很多都是陌生的，如CDO、CDS等，尽管也给我们一些争抢着与国际接轨的机构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如某金融机构一次资产减记就高达90多亿美元。但是，大多数企业与投资者都是以“隔岸观火”的心态看待美国与西方的金融危机。然而，正如美国哈佛大学
自去年10月以来，媒体陆续披露众多中资企业与大陆富豪，因为套期保值或委托理财，而陷入巨额亏损的困境。中信泰富亏损186亿港元，东方航空亏损62亿元，几乎都是他们在2008年的全部利润。国资委披露，至少有28家国企涉足衍生产品业务，损失惨重，境外专家估计在千亿元以上。更为惨重的是各类富豪，由于怕被讥讽嘲笑，怕被质疑财产来路，怕被追究违规挪钱到境外投资，因此巨亏之后还不敢对外声张，哑巴吃黄连。也有境外人士估计，富豪损失更为巨大，当在万亿计。
在各类金融衍生产品中，一种取其谐音称做“I will kill you later”（我以后杀死你）的Accumulator（累计期权）的产品，被设计得异常复杂诡秘。依照西方的规则，结构性产品只能卖给专业投资者，不可以卖给非专业投资者。Accumulator是一种结构性的金融衍生产品，就连很多专业投资者也不甚清楚其风险如何控制、价格如何确定。有专家分析，Accumulator近乎是“专门给亚洲尤其是中国人设计的金融鸦片”，此类金融衍生品，严格限制在美国销售，但是可以经由香港的分支机构销售给中国人。
当然，美国为中国量身定制的东西还很多，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有“中美经济共生”与“同舟共济”，有“战略经济对话”、G2以及Chimerica，有“人民币汇率低估”和“负责任大国”，等等。而且针对中国“钱多、人傻”，美国还在不断为中国人制造更新奇的产品。
吃亏，就在于对“美国制造”的迷信
中国不断被忽悠，美国人吆喝什么，我们就买什么。对“美国制造”的迷信缘于一个简单的思路——“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相关学者曾为之界定为低成本与高效率的“后发优势”。
对美元的迷信 在一些机构的负责人那里，认为美国国力强大，美元与美元资产无可替代。美国力量的确非常强大，以至于在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对美国构成有效制约、制衡的力量，这使得美国的经济政策，更易于倾向以邻为壑，转移风险，转嫁危机。
其实，美元就是一种印有美国总统头像的绿色的纸张，是一种电子符号。在金本位与布雷顿森林体制下，美国金融当局受到黄金的约束，或受到“特里芬难题”的约束，发行货币还是比较谨慎。布雷顿森林体制崩溃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家独大，无拘无束，大肆印制与发行美元，令美元泛滥成灾，国际流动性严重过剩，金融市场趋于动荡。
相对美国经济规模，美国国债无论是总债务还是年度赤字，其比例都远远超出国际警戒线。美元的风险不仅在于美国的偿债能力，而且还在于美国的偿债意愿。双赤字制约美国的还债能力，而美国霸权“制约”了美国的还债意愿。美元贬值是美国还债的最好方式。
正是由于对美元的迷信，使我们丧失了理性思维，违背经济常识，将大部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即外储的70%投资于美国债券，如今使中国深陷“美元陷阱”，而且可悲的是相当一部分尚未觉悟，继续像吸食鸦片一样，不断增持美国债券。
对美元资产的迷信 国际金融危机的警报并未解除，世界经济的衰退仍在持续。中国的相关高官与高管仍然认为，持有美元资产要比其他货币资产更加安全，更有收益。其实，美国当局急功近利，不断陷入“格林斯潘困境”，即囿于眼前利益，当局往往为解决一个问题，而会为未来埋下一个更大的问题的隐患。目前，美国为解决信贷危机，拼命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由此极有可能引爆美元危机与财政危机。尤其是美元“硬着陆”风险不仅存在，而且还越来越大。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的一些财金高官与高管总想有点作为，总想到美国那里“有所作为”，捞点什么。先是抄底，结果抄到半山腰，搭进去诸多银子。后来，又萌发奇想，吸引那里的“人才”。要知道，就是这些不讲道德、失去诚信的“人才”搞乱了美国，我们这样引进恰如引狼入室，这些人未来还会搞乱中国。
也有“高明者”提出，不能买美国债券这样的“有毒”资产，而应买美国的优质资产，如美国的土地、企业、科研机构等，所有的视线都离不开美国。实际上，美国早已通过一系列的立法与安排，使得中国只能买国债、机构债这些“有毒”资产，只能买美国IMB个人电脑业务这样的“垃圾”资产以及“悍马”这样的“包袱”资产。
对美国机构的迷信 世纪金融大危机，使美国金融机构贪婪、缺德的本性水落石出。由于金融创新可以分散风险，放贷机构因此肆意放贷，根本不在乎借款人是否能够偿还贷款。因此，有了“零文件”、“零首富”的放贷条件。华尔街银行从放贷机构那里购入抵押贷款、或从“两房”那里取得“抵押担保证券”（MBS
）后，精心包装，以次充好，衍生成各种“有担保的债务权证”（CDO），然后出售给各类投资者，转移风险。信用评级机构“以价定级，价高级高”，众多低质高险资产得了高等级标号，以光鲜靓丽的外表呈现在债券市场上。购买持有次贷债券的有各类银行、基金尤其是对冲基金等投资机构，其经理们为了眼前业绩，进行高风险高收益的投机赌博，从中赚取巨额佣金与分红。
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2007年华尔街高管奖金总额高达400亿美元，而金融风暴肆虐的2008年华尔街高管的奖金仍高达184亿美元，几乎跟大牛市的2004年差不多。当国际投资者因华尔街的“缺德产品”而损失惨重、欲哭无泪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依旧在享受着天堂般的生活。著名金融家乔治·索罗斯为此做了精辟的总结：“在金融运作方面，说不上有道德还是无道德，这只是一种操作。金融市场是不属于道德范畴的，它不是不道德的，道德根本不存在于这里，因为它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我是金融市场的参与者，我会按照已定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我不会违反这些规则，所以我不觉得内疚或要负责任。”“金融只讲规则，不讲道德”不只是索罗斯的一家之言，而是“华尔街共识”。世纪金融大危机清晰展示，美国金融机构只有利益的引擎，没有道德的舵盘，大船航向何处，无人知晓。
长期以来，中国财经界的一些人士对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机构情有独衷，迷信的主要因素有：说英语的白种高端人才集中、管理先进、产品科技含量高、财源滚滚等。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有高官、高管甚至直白，中国金融要是被美国机构接管了，像墨西哥那样，就能实现金融稳定了。所以，一直以来，中国金融领域主要向西方尤其是美国金融机构开放，这些机构的高管与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直是中国某些高官、高管的座上客。对国际金融机构的狼、鳄、鲨的本性认识远远不足，不仅认识不足，而且还引狼入室。如此，境外战略投资者、境外投融资顾问以及评级、审计等好赚钱、赚大钱的机会都给了这些机构。中国有关部门还规定，中资机构必须通过外资金融机构购买用于避险的金融产品。五矿、株冶、国储铜与中航油都因监管机构的指引与自己的恶性投机而出现巨亏的惨痛教训。
对美国以及美国思想的迷信 对美元的迷信、美元资产的迷信、美国机构的迷信实际就是对美国的迷信、对美国思想的迷信、对自由资本主义的迷信。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的一些国际会议、会展、商贸洽谈，以请到说英语的白人之比例高低作为成功标志。一些部门领导“习惯”用英文给属下批示，尤其是他不喜欢的、英文不好的属下，研讨、会议不论规模大小，是否是国际会议，只要有美国人在场，往往都不约而同地使用英文。
新自由主义泛滥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经济与社会恶果：自然环境在不断恶化，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国民经济日趋外资化，中资企业被不断边缘化。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长期讲求礼仪、注重伦理与弘扬道德的中国人，越来越利欲熏心，见利忘义，“残童现象”、“黑砖窑事件”、“毒奶粉风暴”等挑战中华乃至人类文明道德底线的骇人听闻事件层出不穷，这不仅严重损害的广大民众利益与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严重挫伤民族产业，重创民族品牌，威胁国家经济安全。
美国舆论一度将“中国制造”有意刻画为低值、廉价甚至是“假冒伪劣”的代名词。“美国制造”则是金字招牌，是“高精尖”的代名词，是“梦幻”的再现。金融危机显示，美国不仅能制造世界顶级的“大规模核子杀伤武器”，也能制造“大规模金融杀伤武器”。透视美国金融危机，再联系国际石油、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危机，不难结论，美国是道地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制造者，“美国制造”的神话已经破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