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之臣

盛世之臣

by 梦回唐朝

公元前140年—公元前70年的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出现的第一个盛世，也是中国文人精神嬗变趋于定型的时期。与战国时期相比，士人的精神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王师君友沦为弄臣家奴，失去了人格的平等与自尊；由天下游士变为一主之臣，失去了自由意识；由布衣之士多变为食禄之士，失去了独立性；由四民之士变为儒臣之士，失去了主体意识。汉武帝时期空前的盛世气象激发了一代士人的进取精神，但一家奴臣的身份又使他们深感失去自由与自尊的痛苦。汉代士人的精英也由战国诸子转变为经师，此前的个性化喧嚣也转变成规范化的学术思考，倾一朝之心智，尽数代之功为封建王朝建立起儒家化的意识形态，以知识的权威确立起了帝王的尊严。

得士者得天下，失士者失天下，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共识。士的多少优劣已成为各国国力优劣的标志。各国君主不但待之以礼，而且还要以士人为师。士人虽是君王之臣，但在君王面前仍有自己的自尊。“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在士人的“去就”之道中，“礼貌未衰”是一个基本原则，所谓不食“嗟来之食”，就是这一心态的反映，这是西周等级礼制崩溃之后，新兴士人阶层所追求的平等之礼，也是那个时代赐给他们的殊荣。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向士人开刀，通过制定《游士律》、焚书坑儒等，来清除自己不喜欢的角色。汉武帝采取的方法虽不相同，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汉武帝时代，大一统的局面已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王权的力量，而不再是人才的力量。士人的社会地位也由先前的王师君友降为家臣私吏，由人才沦落为奴才。如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虽才华出众，又颇有政治谋略，也只能以倡优的滑稽方式在朝廷立足。其实汉武帝也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曾“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数百。”（《史记.董仲舒传》）但他首先需要的是绝对服从自己的奴才，他身边的一批儒士重臣，往往因为一言不合便失去了性命，如窦婴、灌夫等，就是这类悲剧人物。

春秋战国时代，天下没有一个统一的君主，这为士人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士人可以自由地从一国到另一国活动，臣与君没有固定的依附关系，士人对君王只有“士为自己者死”的道德义务，并没有绝对服从的君臣大义。在思想上，也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一切都是为了个人事业的成功。如苏秦先持连横之术游说秦惠王，不成之后，又主合纵之说，帮助其他六国对付秦国。士人有着择善而从的人身自由，在思想上也取得了“百家争鸣”的言论自由。在汉代初期，诸侯王还有养士之风，但到汉武帝时代，私家养士已与叛逆同罪。在思想上，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士人已不能自由地“言治乱之世以干世主”，而只能引经据典地为皇上的旨意作注释。在盛世之下，已不需要独抒己见的思想家，而只需要歌功颂德的御用文人。

春秋战国之际，“士农工商”中的士，是既无世袭之位、又无恒定资产的布衣，他们只能凭借自己的思想和智慧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如苏秦早年落魄，受到兄嫂妻妾讥笑，后游说天下，终于得志，其成功后感叹到：“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史记.苏秦列传》）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汉武帝时代，士人被纳入等级秩序之中，只能沿着仕途台阶一步一步地向上爬。作为食俸禄之士，他们依托封建吏制而生存，在获得了超越农工商特权的同时，也失去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外在动力。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需要超稳定的思想和个性，它要求士人必须安分守己。士人只有以老庄知足无为的思想来安慰自己的灵魂，先秦士人的那种意气风发，已化解为无可奈何的静虚之心，安身之道。但汉武帝的招才纳贤之举又使更多的士人跻身仕途，盛世气象又激发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建功立业的渴望。这种一切靠皇上恩典的生存方式，使个体的生命张力总是受到君主意志的压抑，面对变幻莫测的仕途，他们总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和命运的难以把握。

在春秋战国和秦代，士人与农工商人一样，作为一个阶层而存在。“上古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谷梁传》）“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士是以自己的知识和思想作为生存手段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士人阶层也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和职业道德，包括义务和权利两个方面。义务就是积极为他人谋利解难的社会责任，坚守信仰、知恩图报的道德责任。权利就是应该享受的人格尊严与平等，不受权势约束的自由，应得的物质利益与社会地位。如同司马迁所说：“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qu）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汉武帝时代，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后，在君尊臣卑的道德规范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士人主体意识被君臣大义所代替，先秦时期的士民文化精神已嬗变成以王权为轴心的儒家士大夫精神，这是对士人人格形象作出的唯一规定。虽然孔子说“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八佾》），但在汉武盛世，士人的心态总是交织着进取与失望的矛盾，从此也完成了中国士人文化品格的基本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