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与“铁”的碰撞交锋－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纪实

“钢”与“铁”的碰撞交锋－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纪实

　　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并与邓小平就香港问题谈判。经过一年多22轮风风雨雨的艰苦谈判，中英两国终于达成协议，并于1984年12月19日正式签署中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热情笑迎“对手”

　　1982年9月22日，秋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北京迎来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接着，便拉开了邓小平与她之间“钢”与“铁”碰撞交锋、斗智斗勇的序幕。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是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早在来华之前，撒切尔夫人就事先声明：“有关香港的３个条约依然有效。”她在国际上大造这种舆论，目的在于试探中国方面的立场。
　　24日上午9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撒切尔夫人。 
　　这天，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提前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她身穿蓝底红点丝质西装裙，脚蹬黑色高跟鞋，手挽黑色手袋，颈项上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艳光四射。
　　撒切尔夫人首先来到大会堂的新疆厅，邓颖超已经在门口伫立恭迎。她与邓颖超亲切握手，同时又献上了一束美丽的鲜花。5年前作为保守党领袖访华时，撒切尔夫人曾经与邓颖超相见。此次重逢，两人谈得十分高兴。 
　　从新疆厅告别邓颖超后，撒切尔夫人向福建厅走来。前去与邓小平进行会谈。
　　待首相快走到门口时，福建厅大门缓缓打开。邓小平笑容可掬地走过来，与撒切尔夫人握手。 
　　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一见面后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您很高兴。” 
　　邓小平微笑着弦外有音地答：“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现在都下台了。欢迎您来呀！” 
　　接着，宾主双方步入福建厅就坐。或许是出于外交惯例，或许是对一位女士表示尊重，邓小平在见面开始时首先选择了一些轻松的话题。邓小平对首相夫人说起马克思曾在英国居住了很长时间，仔细考察了英国工人的生活状况。
　　但是，撒切尔夫人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回答说：“是啊，马克思写了一部《资本论》，但他本人恰恰最缺乏资本。”
　　后来，撒切尔夫人话题一转，又寒暄道：“知道您是刚从外地回来。” 
　　邓小平答：“我是陪同北朝鲜主席金日成去了四川。”  “这次旅行一定很愉快吧？” 
　　“不错，我们在四川吃过好几次川菜，我很喜欢川菜，中国是以川菜和粤菜最为著名。” 

在主权问题上毫不退让

　　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谈转入正式话题。
　　就撒切尔夫人而言，在香港问题上始终抱定“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仍然有效”的主张，并在来华前就早有声明，大造舆论。因此正式会谈一开始她就提出了这一问题。
　　对这个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主权、尊严和威信的问题，邓小平寸步不让地应对英国首相的挑战，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两句话：“香港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一定要收回来的！”
　　邓小平首先指出，这次谈判，除了要解决香港回归中国问题之外，还要磋商解决另外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1997年后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它的繁荣；另一个是中英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波动。简单地讲，实际上这三大问题，就是1997问题、1997后问题和1997前问题。这些才是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谈判的完整议题。
　　接着，邓小平坦诚地对撒切尔夫人说：香港问题很简单，我看一、二年能解决。并向撒切尔夫人讲了中国政府的3点原则性意见，即：第一，主权不容讨论。香港本来就是我们的地方；但从现实出发，“香港问题”可以谈，而主权不能讨论。第二，希望在一、二年内解决香港问题，否则到时候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第三，与其今后解决，不如现在解决，假如香港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那么我们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主权的日期。
　　说到香港的主权归属，邓小平毫不含糊地指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在此，邓小平重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始终不承认19世纪三个不平等条约的一贯立场。 
　　邓小平告诉撒切尔夫人，收回香港，是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意愿。“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 
　　邓小平说，在不迟于一二年的时间内，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策。“中国宣布这个决策，从大的方面来讲，对英国也是有利的，因为这意味着届时英国将彻底地结束殖民统治时代，在世界舆论面前会得到好评。” 
　　针对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管理的观点，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于香港的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地区政治、经济制度现状。” 
　　当撒切尔夫人提出“中国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香港会不会发生波动？”的疑问时，邓小平回答：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他还告诉英国首相，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时，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首相跌倒在大会堂台阶上 
　

　　激烈交锋过后，两国领导人商量起会谈公报问题。邓小平建议这次与英国首相的会谈能达成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前提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在这个基础上磋商解决今后15年怎样过渡好以及15年以后香港怎么办的问题。” 
　　但是，撒切尔夫人坚决不同意邓小平的建议，特别是拒绝以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为前提。经过一阵争执，双方同意发表一个不做任何实质性承诺的会谈公报。
　　当会谈结束后，撒切尔夫人落寞地从门口走出，脸色凝重。
　　撒切尔夫人原本不想在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权上退让，但交锋中发现她手上的牌实在太少，最后不得不决定，不但要向中国交还主权，而且也要交出治权。这位世界上最著名的女政治家虽然执迷于过时的大英帝国的侵略理论，但大英帝国的威风在堂堂正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义代表者面前已经失灵了。
　　于是，这位一向注重仪表、举手投足极有分寸的铁娘子随之产生出一种不安和紧张的心理状态，以致脚下乱了方寸。当撒切尔夫人怀着惆怅思虑的情绪继续往下走时，高跟鞋与石阶相绊，使身体顿失平衡，栽倒在石阶下，以至皮鞋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幸好她已将至平地，摔得不重，在一旁的随员及工作人员立即上前将她扶起。 
　　英国女首相这一跤，引起了敏感的舆论界的浓厚兴趣。一位深知铁娘子和邓小平性格的记者分析道：撒切尔夫人锋芒毕露，邓小平绵里藏针。尽管撒切尔夫人受丘吉尔影响极深，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撒切尔夫人没想到邓小平在香港主权问题上的立场会那么坚定，毫无通融余地。她心中不由得充满失望和痛苦。她回去后对驻华大使柯利达说：邓小平真残酷啊！ 
　　但撒切尔夫人认为，虽然她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预定目的，但她使邓小平同意发表一个简短声明，即“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这个声明没有把中国要收回香港作为谈判的前提写进去。 
　　9月25日香港《大公报》载文：“据新华社北京9月24日电，邓小平同志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两位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 
　　这种公报内行人一看，就知道分歧不小。但要说谈判一点成果也没有，是不对的。两国领导人会谈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中英香港谈判大门。 
　　对这次非同寻常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撒切尔夫人在她后来出版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以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依依不舍，追忆了谈判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等中国决策人物的钦佩。
　　下面的文字是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译的：
　　“1982年9月22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1842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9月23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制安排达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挡回“三脚凳”牌
　

　　在1997年后香港主权问题上的抵抗没有奏效，撒切尔夫人退而求其次，准备在1997年后的行政管理问题上与邓小平再作一番较量。 
　　撒切尔夫人1983年6月提前实行大选，保守党获得空前胜利，她再次登上首相宝座。在连任首相赢得巨大胜利的鼓舞下，撒切尔夫人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正式会谈开始后，向中方发起了新一轮进攻。她不再谈“三个条约”有效，不再提“续约”之类的要求，转而采取新的策略：用主权换治权。即英国同意在1997年把香港还给中国政府。但是，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英国可以受中国之托继续管理香港。1997年后香港的模式将是：香港回归，英人治港，而非港人治港。而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外交部其他官员却主张：尽快在谈判中向中方表示不再谋求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但是，撒切尔夫人认为“没有理由做出这种让步”。她甚至主张，“要把每张讨价还价的牌都使用到最佳效果”。于是，她使出了“三脚凳”这张牌。 
　　所谓“三脚凳”，就是在中英开始对香港问题谈判时，港英当局企图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造成中英港三方共室的事实，以达到“还政于港”、使香港成为一个政治独立实体的目的。 
　　1983年6月30日，港督尤德奉召返回伦敦，随同尤德来到唐宁街10号的还有9名港府行政局的议员。显然，铁娘子是把他们与港督作为另一只“脚”来加强英方同中国谈判的阵容。7月4日，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尤德及香港议员代表。 
　　这天晚上，首相府发言人宣布：“首相和外交大臣重申他们对香港承担的义务和他们设法达成的目的，这些协议应该是议会、中国和香港人民都能接受的……” 
　　7月7日，尤德从伦敦返回香港，并马上举行了记者招待会。这时记者们已经获悉英国谈判代表团的名单中有尤德，而且排名第二，便问他：“中英第二阶段的会谈与第一阶段有何不同？”尤德意味深长地回答道：“不同之处是有我参加。” 记者们向尤德问了最要害的一个问题：“你是代表英国参加谈判，还是代表谁？” 在记者穷追不舍的逼迫下，尤德打开天窗说了亮话：“我是以港督身份代表香港市民参加谈判，我不代表他们又能代表谁呢？”总督最终还是一语道破天机。 
　　一霎那间，这位总督的话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香港的左翼报纸立刻表态说：“你尤德是英国人，怎么能代表香港人呢？”“中英两个国家谈判，把香港人弄进去干什么？”  一些头脑清醒的港人马上意识到，这是英国玩的“三脚凳”策略。他们指出：“英国人正在玩弄一个阴谋。如果中国政府落入圈套，那么就会面对着与自己的同胞———香港人作战的尴尬处境；如果香港落入圈套，就会为英国人尽义务，把辛辛苦苦从大陆争来的好处全都让给躲在后边的英国人。” 
　　对于发生的这一切动向，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及时作出了强烈反应。7月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我们注意到了这个消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会谈。尤德先生是作为英国政府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参加会谈的，因此他在会谈中只代表英国政府。” 这种对事情实质极其明确的态度和对尤德总督的准确定位，真是一针见血，无懈可击。
　　撒切尔夫人看到中国政府态度如此强硬，无奈之下，迫不得已地收回刚刚打出的“三脚凳”牌。
于是，英国外交部急忙发表声明，说尤德“当然将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会谈”。 

顶回“治权”牌 
　

　　但是，从7月中旬开始的第一轮会谈到9月下旬的第四轮会谈前后，英方软硬兼施，名义上同意让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但又要求中国同意1997年英国保留对香港的治权。 
　　中英谈判再次面临危机，英国前首相希思急忙飞到北京，会见中国领导人，打算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打破谈判僵局贡献一点力量。  这是希思自1974年以来的第6次访华。他每次访华都要会一会邓小平。9月10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希思，两位老朋友亲切地寒暄了一番。当话题转到香港问题时，气氛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邓小平对英国政府在谈判中的做法极为不满。 
　　邓小平说：“英国政府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在香港问题上，我希望撒切尔首相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是李鸿章。谁不解决这个问题，都是李鸿章。”他说，他希望今后会谈时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如果英方不改变态度，中国就不得不到1984年9月单方面地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英国在谈判会场内外使出各种招数均告失败，中国政府毫不妥协。迫于形势，英国政府在第四轮会谈后，开始考虑采取措施稳定香港经济，并准备在谈判中实行退却。撒切尔夫人在《唐宁街的岁月》回忆录中对此也有记载。她说：“1983年1月28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3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3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9月22日和23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币汇价大跌。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 
　

　　经过一年多的风风雨雨和22轮艰苦谈判，中英两国终于达成协议，迎来收获的时刻，胜利的结局。这期间，邓小平绞尽脑汁，据理力争，寸步不让，睿智出击，点点滴滴的心血都镌刻在了历史的丰碑上。 
　　1984年12月18日晚8时20分，一架大型民航客机呼啸着降落在北京机场。撒切尔夫人二次访华，正式签署中英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日下午5时30分，签字仪式正式开始。 
　　观礼嘉宾有400多人，另外还有180名中外记者。大家都等待着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到来。 
　　仪式从签名到交换文本，共用了4分钟。当两国领导人互换声明文本时，大厅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邓小平、李先念来到撒切尔夫人面前，举起香槟酒，笑容满面地祝贺中英双方完成了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 
　　550万香港市民、10亿中国人民和全世界无数双眼睛，从卫星转播的电视荧屏上，观看到中英关系发展史上这闪光的一页。蒙在“东方明珠”上面的尘垢，终于被冲洗干净。20日下午，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时，十分欣慰而满怀信心地说：“香港问题不解决，在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总存在着阴影。现在这个阴影消失了，两国之间的合作和友好一片光明。”撒切尔夫人完全赞同邓小平的这一评价。她特别赞扬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富天才的创造。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相互举杯庆祝这一万众瞩目的“历史瞬间”。
　　《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署，使香港的未来完全明朗：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祖国怀抱，1997年后将长期保持现行制度，由港人治港。香港人民欢迎这个前景。12月29日，恒生指数上升到1187.54点，成为当年的新高潮。 
　　中英通过谈判解决香港问题，也在全世界引起了积极热烈的反响。世界舆论认为，这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最好典范。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认为：中英两国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应该大力提倡，这恰恰是我们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非常需要的。
　　 为此，“香港回归”和“一国两制”的构想成为邓小平政治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两个重要部分，博得全世界的称赞和钦佩。
　　几年后，美国《世界报》评选10年风云人物，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以相同票数当选，被看成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人。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1997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香港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因此这一天也成为香港回归纪念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