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殇（19、国殇）

汉殇（19、国殇）

第七节 国殇

一、国殇

公元311年（永嘉五年），匈奴汉国军队攻入洛阳，晋怀帝在逃往长安途中被俘，史称“永嘉之乱”。虽然此刻距史家所述的西晋灭亡尚有五年，但事实上洛阳城的沦陷已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亡国。

很多人看到这里会顿生疑窦：中国第一次灭亡不是崖山海战吗，怎么又早上一千年？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澄清一个所有人都自认熟得不能再熟的概念：什么叫做“中国”？

“中国”最早应该指的是天子居住或直辖领地。到春秋战国时，周天子势微，中国的概念延伸为中原，与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相对应。至此，“中国”已出现双重含义，首先是地理上的，即中原，以今日河南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其次是文化上的，中国寓意为“礼仪之邦”。当中国统一时，双重含义重合，没有什么问题，可一旦碰上大分裂时期，谁是中国就要打嘴仗了。

南北朝时，胡人占据中原，当然自认“中国”，骂南朝为“岛夷”，南朝自认文化正统，亦自称中国，讥北朝为“索虏”，可见剃发易服既非源于满清，亦非出自金国，可能自五胡十六国时就已开始。宋金时期，情况类似，只不过双方骂得更凶。

但仔细比较，“中国”一词主要指的还是地理上的中原。上一节谈到，春秋时的楚国自认蛮夷，指中原诸侯为中国。而迟至五代十国，中国依然专指中原朝廷，当时无论南唐还是吴越，经济文化上都比坟场一般的五代高出一大截，何况五代里的唐、晋、汉三代都是沙陀人建立的，几乎就是炼狱，但南方诸国依然称中原王朝为“中国”，吴越王钱镠临终时要子孙“善事中国”。新旧《五代史》亦只认五代，不认南方十国为中国。南宋时，虽然南方自认正统，但陈亮在奏折中亦说：不能“置中国于度外”，要“争衡于中国”。可见即使南宋，“中国”最底层的含义依然是中原，宋人有时会不由自主地称呼金国为“中国”。这里面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从远古至宋一直都认为洛阳乃天下正中，因此称呼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为“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顺便提一下，“China”是“秦”的音译，因为从西周末年直到秦朝，中国的物资都是通过秦国出口到西方诸国，因此“秦（China）”便成为中国的称号。China是英语、德语和西班牙语的拼法，追根溯源，很多学者认为，China的原型是梵语的Cina。至今意大利语和捷克语里的中国依然拼做Cina。Cina音译为汉语就是国人闻之变色的“支那”。

Cina随着佛经被带进中国，翻译为支那，又随着佛经渡海到日本，很多人为“支那”辩解说这个词也是中国人自己翻译出来的，我看不然。从东汉至南北朝，翻译佛经的几乎都是番僧，“支那”这么傻的两个字也只有对汉语一知半解并且对中国缺乏尊敬的番僧才译得出。Cina直译为汉语就是“秦”，玄奘在印度时说得很清楚：“至那者，前王之国号。大唐者，我君之国称。”可见，玄奘理解的“至那”就是秦。而且，Cina仅仅是词根，加上前缀“Maha”音译为“摩诃支那”，意思是“伟大的支那”；加上后缀“sthana”翻译为“震旦”或“振旦”，震旦这个名字比支那正点得多，而且震旦是西方对古中国的尊称之一，为什么日本人不称中国为“震旦”？但不管怎样，Cina的翻译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在汉晋时期的意思与Cina不尽相同，所以Cina才会“支那”、“至那”、“脂那”那么胡翻一气。

当然，支那从佛经里翻译过来后一直是中性词，含有贬义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情。梁启超首创“中华民族”这个概念，不过他的中华民族仅指汉族，大妥协家孙中山搞“五族共和”，将“中华民族”偷梁换柱，把满、蒙、回、藏也包进来，满蒙是汉族的宿敌，回族信奉伊斯兰教，藏族政教合一，居然都拉进中华民族，于是“中华民族”名存实亡，变成一张空头支票。在“中华民族”的基础上，孙建立起“中华民国”，简称“中国”。因此，“中国”一词从辛亥革命之后才正式变为国名。日本人这时候依然用“支那”代称中国，就明显是骂人了。

相信话说到这里，意思已经很清楚，中国在上古和中古首先指中原地区，其次意为文明上国。这双重含义重合才叫中国，缺一不可。例如元清二朝，虽有中原，却文明尽失，不配叫中国（虽然满清的公文里时常以中国自居）。同样，南北朝和宋金时期，虽然南方保持着文化正统，但中原沦丧，无论南北都无法般配中国。国之殇也。

二、中欧比较

311年的永嘉之乱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拐点。从公元前十七世纪的商朝至西晋的整整两千年间，中原从未被阿尔泰语系的胡人占领过，而从311年至清末的一千六百年时间里，中原恰好有半数（约八百年）在异族统治之下，而且时间上越来越频繁，程度上越来越彻底，民族反抗却越来越微弱。元清二朝的抵抗大都来自南方，北方几成一潭死水，甚至能搞出“扶清灭洋”这样的荒唐事。

311年的亡国为中国带来永久性的影响，五胡打下的烙印再没有被清洗掉。隋朝的杨氏和唐朝的李氏血统上都是胡大于汉，隋唐事实上建立在鲜卑政权的基础上，像独孤、宇文、长孙这样的鲜卑贵族均位高权重，并与皇室联姻，非汉族大臣可比。中国历史上真正的光复只有朱元璋一次，隋唐和中华民国都是对前朝妥协的结果，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后遗症。

中外学界大都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传承至今的古文明，个人认为此观点极为荒谬。我从未听说过洋圣人马克思与中国有血统或文化上的联系，我也可以确信英语比汉语在今日中国要重要得多。事实上中国历史与欧洲颇有几分相似，殷商好比古希腊是文明的发源地，被华夏族攻灭后文明传播到整个黄河和长江流域，而古希腊被古罗马征服后亦将文明播散至整个罗马帝国；311年，中原沦陷，以匈奴为首的胡人开始黑暗血腥的统治，476年，西罗马帝国在无穷无尽的西哥特人、匈奴人、旺达尔人和日耳曼人的进攻下最终崩溃，欧洲进入中世纪。东西方不同的是，东晋到南朝仅仅维系三百年不到，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却支撑了一千多年，其保存下来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文物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输送了最初的养分。

中国的幅员与欧洲相似，人口比欧洲多出将近一倍，因此只有把中国和整个欧洲放在一起才有可比性。如果说中国古文明传承至今，那我同样能说欧洲古文明也流传至今，之所以没有后一种说法是因为欧洲不是一个国家。英、法、德虽然文化上最大程度地继承了古希腊罗马的精髓，但她们绝不会说我是希腊文明，而是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文化；和她们相比，希腊早已衰落，变成欧盟最大的赔钱货。返观中国，河南的经济现况和希腊类似，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吴、闽、粤地区同样最大程度地继承了古典中国的语言文化，但无论上海人还是香港人都不会自称中原文化，而是吴文化和粤文化。更具代表性的是日本，日本比中国任何地方都展现出更多的华夏文明，日本会宣称自己是中国文化吗？因此中欧的历史和现状如出一辙，但结论却完全相反，因为学者们往往拿中国如欧洲那么大的地方去和弹丸之地古希腊比较，哪里能得出什么靠谱的结论？假如范围扩大到地球，只要人类不灭亡，地球文明就不会中断，这样的理论有意思吗？

因此在比较古文明的时候，如果将中国还原为她本来的含意即中原，再和古希腊相比就会发现，二者同样早已陨落，如果范围一定要扩大到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我的结论是：全人类只有欧洲的古文明传扬下来，并攻城掠寨，在全球范围内大扫荡。至于中国，哪里有什么文明？孔孟被打倒；胡服改名叫唐装，网民们都在极度嘲讽萌芽中的汉服复兴；汉语的特征是入声，有谁在课堂上学过入声？上迄政府，下至草民，洋奴遍地；对中国文化破坏最大的鲁迅被捧为圣人。估计砖家们的脑门都真得被砖拍过，否则怎么好意思说中国文明延续至今？

除欧洲外，事实上古印度文明也较好地保存下来，至少比中国的保存状况好得多。

三、胡胡胡

西罗马帝国覆灭于野蛮人的进攻，与之对应，中国亦覆灭于胡人的叛乱。古罗马灭亡之前，大量的日耳曼人已经涌入罗马，罗马帝国的日耳曼化（或野蛮化）一直被认为是帝国灭亡的主因之一，而西罗马最后一任皇帝Romulus Augustus恰恰被日耳曼人废黜。惊人相似的是，西晋灭亡前，同样大量胡人内附，这里面又以匈奴人为最，匈奴叛乱成为压跨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西晋最后两任皇帝均死于匈奴人之手。由此可见，古罗马与中国在覆灭的问题上真是何其相似，西罗马仅仅比西晋晚落幕一百多年，因此算中国一个悲怆的翻版。遗憾的是，东晋与东罗马帝国的差距太大。如果南朝能像东罗马那样撑上一千年，中国的现况就会完全不同。

匈奴内附始于东汉，东汉初年已有大量匈奴进入塞内。公元48年，那时东汉刚刚成立二十多年，南北匈奴内讧，后南匈奴内附，被汉朝廷派驻河套戍边。因此西汉是汉匈大战，而东汉从一开始，就以胡制胡，南匈奴成为汉军的主力之一。北匈奴在南匈奴、汉军和鲜卑的联手绞杀下，像落水狗一样屡屡溃不成军。从83年到85年，北匈奴先后73批南下附汉。整个东汉，不知道有多少匈奴人翻越长城进入华北。

我前面说过，汉语语音的特征是入声，可入声在普通话里已完全消失。本朝的语言学家都认为入声消失是汉语演变的一种自然现象，最有力的证据就是黄河流域入声弱化或消失的现象最早可追溯到汉朝。但没有一人提到，汉朝时到底有多少匈奴迁居华北，他们对入声消失又起过什么作用。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匈奴、西羌趁机大肆掠掳中原：“中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纵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入朔漠，回路险且阻。”蔡文姬就这样被掠走十二年，直到曹操荡平华北后用重金将她赎回。

汉末魏晋的百年混战，黄河流域尸横遍野，人口锐减，为胡人内迁创造出绝佳条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没有比光杆司令看着一大片空地更恐怖的事情。打仗需要人，种地需要人，没有人就无力自保，更不要谈开疆辟土，因此胡人内附是那个时代豪强们最乐见的事情。胡人天生都是战士，可以轻易地组建起骑兵，不打仗时还能当佃户耕种，这样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哪里去找？因此那时的黄河流域就像海绵一样不断吸附着草原移民，直到西晋初年，胡人的数目已经不可计数：“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关中百万余口，“戎狄居半”。到处都是胡人，其中以秦州（甘肃东部及陕西西部）、雍州（陕西腹地，长安周边地区）和并州（山西）为重灾区。羌族及杂胡占据秦州，居泾水及 渭水下游以北，氐族占据雍州，居渭水中游两岸及下游南岸。匈奴族安置在并州，居汾水中下游。羯族居蜀漳 河上游。

胡人除南匈奴的上层贵族因归化时间较长识文断字外，绝大多数都是文盲，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汉末魏晋涌入的胡人太多，远远超出中原消化的能力，新进胡人的汉化程度极低，野蛮粗鄙。中国号称“礼仪之邦”，而胡人完全不守礼数，今日汉语里以“胡”开头的词汇一大把：胡搅蛮缠、胡言乱语、胡说八道、胡作非为、胡思乱想、胡天海地、胡搞；没一个好词。大家光从这一长串贬义词中就能看出，当时的胡人有多恐怖。今日美国downtown的黑人都说英语，几乎没有文盲，尚且成为重大的社会安全问题，更不要谈魏晋时期的胡人，汉语都说不大来，整日醉酒滋事，如何不让人胆颤心惊？

今日不少历史书都说五胡乱华的起因之一是他们在西晋遭受民族歧视和残酷的压迫，似乎原因在汉人，此言有失公允。民族歧视多少有一些，胡人那副德行，汉人碰上都要绕道走，歧视很难说谁对谁错；残酷的压迫则基本是废话，胡人没文化，干苦力卖性命，日子当然不好过，话说回来，西晋时汉族老百姓的生活一样水深火热，可胡人造反后公然实施种族政策，对汉人进行血腥的统治，比西晋的弊政不知道要恶劣多少倍。

四、汉族的来由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汉族的汉来自汉朝的汉，汉朝的汉源自汉王刘邦的汉，汉王的汉出自刘邦的封地汉中，汉中的汉又源出境内一条叫汉江或汉水的河流，而汉水是长江最大的支流。因此说到华夏族——来自西方的红色民族，那是一个典型的黄河流域的概念。而说起汉族，最起码从名称上却是一个长江流域的概念，因此华夏族虽说是汉族的前身，二者的字面意义却大不相同。汉朝的子民叫汉族，汉族从一开始就是横跨黄河、长江和珠江流域的民族概念，比华夏族的范围要宽广得多。

上面是汉族“汉”字的来源，可是汉在汉朝时乃国名，汉人在当时是国民而非民族概念，那么汉族究竟是何时出现的？

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的答案是最晚于羯胡建立的后赵时正式出现的。

八王之乱，黄河流域民不聊生，并州大量汉人迁徙江南，南匈奴在并州呈压倒优势，开始蠢蠢欲动。但那时，匈奴贵族的心理均惴惴不安。在此之前，从无胡人入主过中原。匈奴人最头疼的是如何能让汉人接受他们的统治，于是想出一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招。南匈奴单于一脉因多次与汉室通婚，认为自己有刘汉血统，改汉姓时就改姓“刘”。当时的匈奴北部都尉刘渊索性一刘刘到底，打出光复汉室的名头造反，追尊“阿斗”刘禅为孝怀皇帝，立汉高祖以下三祖五宗为神主以祭之，建立汉国。

刘渊造反将黄河流域的战乱推向新的高潮，华北数不胜数的匈奴人几乎都跑到刘渊旗下，中原陷入野蛮就是力量的草原法则，匈奴人的残暴和嗜杀一下子集体释放出来。304年造反，7年之后攻陷洛阳，掌握中原全境，12年后攻陷长安，西晋覆灭，几乎整个黄河流域被匈奴人占领。

匈奴人顶着汉室的名义烧杀抢掠实在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中原百姓再傻也不会将这群野兽和汉朝联系起来。匈奴人后来自己也觉得国号叫“汉”实属掩耳盗铃，灭掉西晋后，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或“汉赵”。

匈奴是个大杂烩，里面有很多依附的外族部落，称作匈奴别部，高鼻深目多须的羯胡是其中最醒目的一支。匈奴是五胡里面汉化程度最高的一族，比汉人野蛮，但相比其他胡族要斯文一些，因此匈奴最早起事，但很快就被更野蛮的羯胡替代。

羯胡是个彻彻底底的文盲部落，从上到下几乎没人受过教育。羯胡的领袖石勒早年的身份是奴隶，戴着枷锁被押到山东贩卖。石勒尚且如此，可以想象其他羯胡在当时是怎样一种境地，更可以想象他们一旦造反后会如何凶残地“报答”社会。石勒归附刘渊后很快成为匈奴的头号悍将，原因无它，以羯胡为枝干的石勒军团比其他匈奴部队更加嗜血，打起仗来更为搏命。

公元318年匈奴汉国改国号为“赵”，仅仅一年之后，石勒自立门户，号“大单于”和“赵王”，于是历史上这段时间出现两个赵国，匈奴人的称“前赵”，羯胡的称“后赵”。两个赵国整整打了十年，更为野蛮的羯胡取得最终的胜利，于公元329年灭前赵，统一黄河流域，与东晋形成对峙。

中国历来，汉族政权对治下的胡人要比胡人政权对待汉人“nice”得多。汉族政权从未搞过种族隔离制度，而胡人上台，第一个举措往往就是“胡汉分治”，从中国境内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汉赵”开始，一直到满清，“胡汉分治”几乎贯穿了半部中国历史。

“汉赵”建国第六年，刘渊始创“单于台”，以大单于带左辅、右辅，专管胡人，开创胡汉分治的先河。从他儿子刘聪开始，增设左右司隶，专治理汉人，胡汉分治得以完善。胡汉分属泾渭分明的两套行政体系，用匈奴旧制管理胡人，用汉晋制度管理汉人，胡人凌驾于汉人之上。到石勒的“后赵”，民族政策变得更加离谱，石勒将国民分为两种人：国人和汉人。羯胡算国人，汉族叫汉人。这是就我所知，“汉”第一次正式作为一个民族的名字出现在历史上，当然，是受奴役被压迫的民族。

石勒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从奴隶到皇帝的人物，不知道世界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猛人。石勒是文盲，但并非昏君。他知道羯胡没有文化，只能打仗，他个人的成功也主要依赖汉族谋士张宾的谋略，因此任用的行政官吏多为汉人，重视教育，提倡经学和佛教，佛教就是从石勒开始铺天盖地传播开来。但早年凄惨的经历使石勒搞出一套变态的民族政策。首先，禁止说“胡”字，张骞从西域带回的胡瓜就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改名为我们今日熟知的黄瓜。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曾描述过两个关于“胡”的小故事。某日有人骑马闯入宫门，石勒大怒，找看门人来问罪，看门人惊恐万分，慌不择言地答道：刚才是醉胡跑马进来，阻止不了；俗话说，和胡人难说话，我一个小官，哪里敢管。石勒听后笑道：胡人确实难和他说话。没有追究看门人和那个醉胡。又一次，襄国郡守樊坦穿着破烂衣服觐见石勒，石勒惊问：你怎么穷成这样（一说：你为何衣冠不整前来上朝）？樊坦随口答道：羯贼无道，把我的财物都抢光了。石勒笑道：羯贼如此劫掠，我替他们赔偿。樊坦这才想起禁令，立马磕头求饶。石勒也没有追究。

从上面两件事情可以看出，国人（羯胡）在当时嚣张到何种程度，敢擅闯宫门，敢抢劫郡守，还有什么羯胡不敢干的？后赵有律法，可律法仅仅用来约束汉人，因为行政长官多为汉人，而胡汉分治，羯胡不在汉官管辖范围之内，汉官撞上羯胡也只有认栽，当时的汉族百姓真不知道日子怎么过的。

羯胡的无法无天完全因为石勒的纵容。石勒是个酷爱学习的文盲，不识字，每天让手下念书给他听。可他听了半辈子的书，也没明白儒家为何强调中庸之道，或者算当局者迷吧。他以为纵容羯胡是对他的族人好，没想到自己事实上在为羯胡掘墓。

石勒不去约束族人，自然更不可能管教自己的亲属。石勒晚年，他的侄儿石虎已经权倾朝野，而石虎恰恰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变态杀人狂。

客观地说，石虎做人是非常讲原则的，无论敌人还有亲人，就一个字——杀。跟随石勒打江山的时候，克城必屠，比后世的蒙古人还绝，蒙古人虽然也喜欢屠城，但目标集中在有战斗力的成年男子，对妇孺经常是放过的，而石虎男女通杀，一视同仁。对自己人，只要是武艺或者能力比他强的，一个都不放过——杀。石虎看上戏子郑樱桃，把老婆殴杀，娶郑氏过门，后来因为郑氏的挑拨，把另一个老婆崔氏也杀了。石勒死后，儿子石弘继位，一年后，石虎把石弘全家杀得干干净净。石虎篡位后，大兴宫殿，广征美女，一次征集三万人，美女的老公——杀，不从的美女更是杀。石虎玩女人的品味也骇人听闻，他喜欢将美女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然后斩首，将头颅洗干净，放在盘子里与近臣一起欣赏。还喜欢搞漂亮的尼姑，先奸后杀，将尼姑肉与牛羊肉混一块煮，然后与部下一起品尝，看看谁能分辨出那一块是人肉，那一块是牛羊肉。石虎胖得连马都骑不上，却酷爱打猎，他的猎辇需要二十人推行，为打猎，将黄河以北大片良田辟为猎区，抓到有人在他的猎区打猎叫“犯兽”，处大辟（砍头）之刑。犯兽是个好东西，官员们喜欢得很，谁不听话，安个罪名犯兽，立马人头落地。

石虎的残暴还遗传给他的儿子，一家骨肉相残。太子石遂不满老爸喜欢其他儿子，想弑父篡位，结果石遂一家及党羽二三百人被杀。石遂死后，次子石宣继太子位，石宣同样不满老爸喜欢另一个儿子石韬，居然将石韬斩断手足，刺瞎双眼，破肚致死，并计划在石韬的葬礼上弑父夺位。石虎知道后暴怒，将石宣捉来，命石韬生前最心腹的两个太监行刑。在石宣的左右腮帮子上各戳一个洞，用绳子穿过吊在柴堆上，然后剜眼，一根根拔头发，割舌，锯断四肢，开膛破肚，把内脏掏出来，一切都是慢动作，尽可能拖延时间，最后一把火烧死。整个过程石虎带着众美人坐在铜鹿台上看得滋滋有味。石宣的妻妾儿女全部处斩，石宣五岁的幼子当时被震呆了，拉住爷爷石虎的衣带死活不放，最后衣带被扯断，拖出去处死。石宣太子宫里的数百人全部车裂。

石虎治下后赵半数以上的人被饿死。成汉的使者入后赵，看见沿途树上挂满上吊自杀的人，城墙上挂满汉人人头，尸骨被做成“尸观”，震慑世人。石虎驱四十万汉人修宫殿，五十万人造甲，十五万人造船，死亡率超过三分之二。永嘉之乱，中原半数以上的汉人南迁，剩下的被屠杀到仅剩四百万左右，石勒治下，相对安定，人口估计有所回升，石虎治下，人口再次大幅下跌，而胡人却有增无减，数目高达五六百万。黄河流域汉人的数目被胡人反超，汉人沦为贱民，苟活下来的生不如死，汉民族刚诞生就面临被扼杀的威胁。所幸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历史走向，他就是本朝教科书里视为禁忌的冉闵。

冉闵是中国历史上最另类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