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殇（25、大唐惊梦（上））

汉殇（ 25 、大唐惊梦（上））

第十三节 大唐惊梦（上）

公元 755 年，安禄山联合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边境各族共 15 万人起兵反唐，拉开中原第二场胡汉厮杀的序幕。从公元 304 年刘渊反晋至公元 581 年杨坚登基建隋，五胡血腥统治中原近三百年，北方汉人九死一生，方才迎来隋唐盛世。然而好日子刚过一个半世纪，胡人的铁蹄再次肆虐中原，这一次，胡人的阴影居然笼罩中原长达六百多年，直至朱元璋“驱除鞑奴”才否极泰来。
安史之乱是中古历史的转折点，对中国的后半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首先，安禄山与史思明均为营州柳城（今辽宁省朝阳）人，二人的起兵标志着中国的外患从秦汉时期的西北转向宋明时期的东北，从此，中国的战略中心东移，以长安为代表的西部逐渐荒废，而驰骋于东北大草原的游牧民族成为悬于中国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其次，北京（当时的范阳）作为安史之乱的策源地第一次正式登上历史舞台，此后，北京作为最毗邻草原的城市越来越受到东胡们的亲睐，并逐渐变身为游牧民族入主中原的殖民中心。最后，安史之乱结束了隋唐近二百年对外作战的绝对优势，汉民族战略上转攻为守，一守再守，结局是象乌龟那样被蒙古人抛进浩淼的太平洋。

安史之乱基本上就是一出养虎为患的故事，缘由却耐人寻味，涉及到唐朝政治军事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乃东方式皇帝专政的必然结果。安史之乱说明一个问题：商鞅搞出来的那套以大一统为基础的寡人政治，败亡乃无可避免的结局。

一、从府兵到募兵

府兵制源于北魏，鲜卑人世代当兵，不事生产，免一切赋税，叫府兵；而汉人世代务农，不能当兵，只能做后勤。因此，府兵制实质乃种族隔离制度，把全国的户籍一分为二，鲜卑人入军籍，汉人入民籍，不得调换。

随着北方持续战乱，鲜卑人越打越少，到北周后期，不得已募大量汉人入府兵，杨李二大家族才有机会从鲜卑人手中抢回兵权及政权。 589 年，隋灭陈统一中国，一年之后，杨坚下旨，府兵全家记口授田入当地州县民籍，平时务农，战时从军。于是府兵制与当时盛行的均田制以及曹操的屯田制结合起来，真正成形。

府兵制本身谈不上好坏，但在中国防造反甚于防火的形势下，任何制度实施到最后都会变得滑稽可笑。府兵平时由折冲府负责训练，战时却由皇帝亲任的将领率军出征，因此打起仗来“兵不识将，将不知兵”。这样虽然造不成反，战斗力却大打折扣。

府兵本身的任务是地区防御，然而游牧部落的侵袭无法预测，军事调动全赖中央往往贻误战机。而战火一起又迁延日久，府兵长时出征家里农田荒废，厌战情绪日重。再加上太平盛世，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破产，而依附于土地的户籍制度亦渐荒废，并且国人鄙视武夫，老百姓想着法子逃避兵役，循户籍拉不到足够的壮丁，府兵制在经历唐太宗的极盛后，渐渐破败，至唐玄宗天宝年间被废止，取而代之的是募兵制。

募兵制和府兵制一样本身谈不上好坏，但在帝王政治什么都是悲剧结尾的现实下，募兵制顺理成章变为（唐）王朝动乱和汉民族（宋朝）覆灭的根源。

募兵制顾名思义招募壮丁成军，乃“职业军人”，吃俸禄，靠军功发财，统一训练作战，因此战斗力理论上比府兵制这种“农民军”要强。募兵制的成功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国民尚武，以戎马生涯为荣，这样军队才能有良好的兵源和崇高的责任感，而中国恰恰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募兵制最成功的国家当推美国，为说明美军在国民心目中的至高地位，先来一段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有一次我乘飞机从巴尔的摩到亚特兰大，一小队空军分散坐在乘客中，飞机降落后，我随即起身从行李架上取下儿子的推车，并顺势向前推了几步，这才尴尬地发现自己被那六七个美国空军包围了，客舱的走道里除我之外只有那一队空军，所有乘客包括商务舱里的都安静坐在座位上，注视着他们。等到舱门打开，所有乘客报以热烈的掌声欢送他们出去，我这才仓皇躲到商务舱里让后面的两三个军人先走。空军全部离机后，乘客们才站起来取行李依次出门。这件事对我极为震撼：美军受到国民发自肺腑的尊崇，这样的军队焉能不胜？

美国是民选政治，军队受总统和国会管辖，乃真正的“子弟兵”，并且枪口向外，原则上不干预国内事务。美军主要的任务不是防御，而是维护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换句话说就是侵略。虽然很多美国人怕死，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参军，但他们对军人的崇敬是一致的。反观中国，军队作为皇帝的私人武装，除保家卫国外，还在国内政治中承担了相当不光彩的角色，因此从知识分子到老百姓对军人既畏惧又憎恨，而军队作为国内唯一能够撼动皇权的力量，亦无可避免受到皇帝和权臣的猜忌。自汉武帝开始，军队在中国一直处于被压抑和钳制的状态，于是“好汉不当兵，好铁不打钉”，一般身家清白的国人都不愿从军，唐朝募兵招来的不是胡人就是汉人中的无业游民或地痞流氓，军人的素质极差，而声名渐恶的军队又吓得普通老百姓更加不敢投军，于是胡人在军队中的比例越来越高，为安禄山等最终夺得军权铺平了道路。

胡人原本血腥嗜杀，而汉族应募者亦多亡命之徒，所以军队整日在边境挑衅或诱捕塞外胡人，向朝廷邀功，唐玄宗好战喜功，不问青红皂白一律赏赐，又加剧了边境摩擦。边境无宁日，朝廷将几乎所有的军队均派驻边关，境内空虚，安禄山一人统帅 50 万骄兵悍将，而中央军力仅有不足 8 万，且未经沙场。如此形势，安禄山焉能抵挡住反叛的诱惑？

二、李林甫的逻辑

安禄山之心，路人皆知，唯独李隆基被马屁拍昏了头，自取其辱罢了。在安禄山的发迹过程中，好几个朝中重臣预见他日后必叛，其中一人就是当时的第一名将王忠嗣。

王忠嗣早年经历与冉闵酷似， 9 岁时父亲战死，被接至宫中抚养，李隆基收其为假子，赐名忠嗣。有一次与李隆基谈论兵法，他“应对纵横，皆出意表”，给皇帝老儿留下极深的印象。王忠嗣 24 岁第一次出征，便力排众议帅 300 骑夜袭吐蕃，斩敌数千，吐蕃赞普仓皇逃走。此后他屡破吐蕃，并在辖下数千里的边境因地制宜修筑城堡，一个个连成一串，施工量小，作用却相当于万里长城，使唐军有据可守，一举扭转了对游牧骑兵作战的被动局面。

开元 26 年，王忠嗣北伐契丹。自武则天开始，唐朝五次北伐契丹均败，而王忠嗣帅十万骑兵出雁门关，三战三捷，奚、契丹联军全军覆没，契丹 36 部尽数投唐，几十年不敢作乱。

天宝元年，王忠嗣发动对吐蕃和吐谷浑的青海湖会战，全歼吐蕃北线主力，俘虏八千吐谷浑军。此战，吐蕃在青海、甘肃交界处设置的堡垒几乎被全部摧毁，两个王子战死，吐谷浑降唐。吐蕃从此对唐朝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之后，王忠嗣又大破吐蕃大食联军，并数次出击后突厥汗国，终致其亡国，突厥从此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总之，唐玄宗时的所有外患都被王忠嗣一人摆平了。天宝五年（ 746 年），王忠嗣身兼河西、陇右、朔方、河东四镇节度使，掌控万里边疆，成为大唐开国以来第一“牛将”。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他很快遭致李林甫的致命打击。

《岳飞传》云：“自古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这句话虽然意在让秦桧替赵构背黑锅，但确实有几分道理。王忠嗣一人担四镇节度使，李林甫慌了，因为唐朝有节度使入京为相的惯例，王忠嗣立下天大的功劳，很有可能顶他的位子做宰相，于是李林甫开始向李隆基灌输“番将优势论”，具体说来就是：文臣领军，惮矢石，不能身先士卒。不如用蕃将，长在马背上，从小打仗，几成天性。若陛下感而用之，他必以死相报，夷狄不足图也。李林甫的这番话直说到李隆基的心坎里。“知识越多越反动”并非老毛的首创而是所有帝王的共识，皇帝们几乎将猜忌练成本能，在李隆基看来，大字不识的胡将危险性显然比知书达理的汉将低得多，于是擢安禄山（突厥人）、高仙芝（高句丽人）、哥舒翰（突厥人）等为大将。唐皇此举正中李林甫下怀，蕃将不可能入京为相，蕃将的地位越高，他在京中的地位就越巩固。自贞观以来，朝中虽然屡有蕃将，但总是不能升至上将，所以胡人无法作乱，此惯例在李氏君臣二人的一唱一和下被打破，安禄山兼任三镇节度使，十四年未徙，就等着造反啦。

恰在此时，王忠嗣奏安禄山必反，李隆基哪里能够相信，反而怀疑王忠嗣居心叵测。忠嗣石堡失利后，李林甫诬陷他“欲奉太子”（王忠嗣早年在宫里与忠王即后来的唐肃宗一起长大），王被押进大牢差点脑袋搬家成岳飞的前辈，所幸他一手提拔的哥舒翰“言词慷慨，声泪俱下”为王忠嗣求情，才死里逃生，被贬汉阳太守，一年后（ 44 岁）抑郁而终。王忠嗣逝后 5 年，安史之乱爆发。

王忠嗣如果健在，安禄山就算天天吃恐龙胆也断不敢造反。不过就算王忠嗣英年早逝，安禄山依然功败垂成，因为王不仅是个天才的将帅，还擅于挖掘贤能，他在军旅生涯中先后提拔哥舒翰、郭子仪和李光弼，这三人成为安禄山的克星。

王忠嗣退役后，李隆基在军中最信赖的当推安禄山和哥舒翰，安掌握三镇，哥兼任二镇，二人积怨极深，水火不容。哥舒翰乃悍将，军功卓著，他居高位，安禄山同样不敢轻举妄动。凑巧的是，天宝十四年二月，哥舒翰进京途中突然中风，半身不遂，只能闭门养病。安禄山的最后一个肘制被老天拔除，当年冬天，中国历史上继五胡乱华后的第二场胡人叛乱正式登场，中古乱世拉开帷幕。

三、安禄山与李隆基

安禄山的父亲乃康姓胡人，早逝，族谱不详，母亲乃突厥女巫，他从小在突厥部落中长大。因此，虽然史书均说安禄山乃北疆杂胡，但笔者认为，归其为突厥并不为过。

安禄山与另一个突厥史思明一块儿在营州（今辽宁省与内蒙河北交界处的朝阳）长大，成年后，二人混迹于东北疆少数民族地区，凶猛善斗、奸诈狡猾。安 29 岁那年，因为盗羊被捉，时任幽州节度使的张守珪本欲将其棒杀，安禄山对着张守珪大呼：“大夫不欲灭两蕃耶？何为打杀禄山！”张见其长得又肥又白，且口出豪言，便将他收编为捉生将。

安史二人均靠凶残、贿赂与骗术发家，后世的努尔哈赤几乎就是他们的翻版，我估摸白山黑水在盛产人参鹿茸的同时也批发此路“豪杰”。以史思明为例，他欠下官府一大笔钱，无法偿还，畏罪潜逃至北边的奚族地区，被奚族巡逻捉住，他骗奚人说自己乃大唐的使者，要求见奚王，结果被带至奚王帐前，不下拜，说：“天子使见小国君不拜，礼也。”奚王大怒，但因此以为他是真的使者，以贵宾款待，并决定派 100 人跟随他觐见唐玄宗。当时奚人中有位声名显赫的大将琐高，史想擒琐高赎罪，便对奚王说：你派的人数虽多，但不够分量，你手下只有琐高才华出众，可与我一起去中国。奚王听后很高兴，让琐高带 300 手下随行。一行人行至平卢（近他的老家辽宁朝阳），他派人密报边将：“奚兵数百，外称入朝，内实盗，请备之。”边将接报，在犒劳奚族使团时，擒琐高，杀 300 随从。张守珪闻史思明孤身入奚，兵不血刃生擒琐高，视为奇才，同样招揽他当捉生将。

捉生将类似今日的侦察兵，安史二人均心狠手辣、通六番语言，坑蒙拐骗无所不能，因此，每次带队出塞，均能擒获生俘，不到四年，安便升迁至平卢将军。张守珪嫌安禄山长得胖，安为讨张的欢心，不敢饱食，张对其宠爱尤佳，收其为义子。

唐朝的外患主要在西北而非东北，因此按通常论资排辈的升法，安禄山一辈子也别想当节度使，可安史二人本着无事生事、有事扩大的方法，不断地制造摩擦、浑水摸鱼，在本应和平的北疆居然能短时间积攒一大堆“战功”，成为冉冉升起的两颗军事新星，把他们的同僚远远甩在后面。安史二人没打过几场正儿八经的仗，却飞黄腾达，安禄山 40 岁，即成为自己家乡平卢的节度使， 49 岁已身兼三镇，乃王忠嗣之后的第一统兵大将。随着安史的上位，边疆关系越来越紧张，原先，唐为拉拢奚和契丹，各嫁公主和亲，双方关系和睦，安禄山为邀功，屡次侵犯奚与契丹，结果他们杀和亲公主，相继叛唐。

安史之乱换个角度看，完全是李隆基自编自导自残。早年宰相张九龄见过安禄山，便对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胡也。”后来安禄山率大军出击契丹惨败而归，张守珪奏请朝廷斩首。张九龄批奏文写道：“禄山不宜免死。”谁知李隆基竟未准奏，对张九龄道：“卿岂以王夷甫识石勒（石勒十四岁当小贩时曾上过王衍家，王衍见到石勒就说此人将为天下患），便臆断禄山难制耶？”

安禄山能创造和平边疆军帅火箭般仕途的神话，一方面因为他能折腾出“战功”，更重要的是他贿赂结私。朝廷每派御史或采访使到边境巡视，安禄山都重金相赠，甚至连巡查官的手下都一一打点。于是所有使者从安禄山那儿回朝都对他交口称赞，李隆基如何不对安禄山亲眼有加？

当然，安禄山的成功归根到底在于他搞定了三个人：李林甫、杨贵妃和李隆基。第一法则：送礼。朝中大臣但凡有隙可钻的都被他用银子砸倒，李林甫更是他巴结的头号对象。这个法子甚至用到皇帝身上，他除了抓境外胡人献俘，还不停地向朝廷送杂畜、奇禽、异兽等珍玩之物，东西多得“相望于道”， “ 郡县疲于递运”，那情分简直比皇帝的亲儿子还要亲。第二法则：装傻。安禄山每次入朝都摆出一副不懂礼数、滑稽可笑的样子，并且刻意倚胡卖胡。他侍奉杨贵妃如母，因而可随意出入禁中，但见到太子却倨傲不拜，左右问他为何不拜，他说：“臣蕃人，不识朝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以为他真傻，解释说：太子乃储君，朕百岁后要传位于太子。安禄山道：“臣愚，只知陛下，不知太子，臣今当万死。”这才下拜。太子历来最易受皇帝猜忌，安禄山的“只知陛下，不知太子”不管哪个皇帝听了都会心花怒放，喜其忠诚。安禄山觐见时，常常先拜杨贵妃，后拜唐玄宗，玄宗感到奇怪，问他为何先拜贵妃，他答道：“胡人先母而后父。”总之，安禄山在朝中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胡人，变着法子显出自己的愚钝。

另外，安禄山难以想象的外形也为他“增色不少”，世人皆知安禄山肥胖，却极少想到他比两头猪加起来还要胖。他腹垂过膝，自称腹重三百斤，需左右搀扶才能行走，他乘驿马入朝，驿站必须挑选能驮得五石土袋的马才能给他乘用，而且必须为他筑一个“大夫换马台”，因为如果他从地面上马，马会摔倒。总之，只有在今日的美国，才能见到他那样的超级胖子。

照理说，一个封疆大吏胖得像个皮球，表现得象马戏团的小丑，在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国，实乃有辱斯文。但在皇帝和权臣的眼里，安禄山多么的可爱！安禄山越丑态百出，李林甫越开心，因为一个文盲兼礼仪盲的胡人不可能宰辅天下，安禄山荒诞，才能显出李林甫的老成持重。而在李隆基看来，没有比一个小丑担任统帅更放心的事情，小丑怎么会造反？又有谁会拥戴一个小丑做皇帝？外加这个小丑多么得赤胆忠心，令人愉悦。李隆基对安禄山的宠爱仅次于杨贵妃，安禄山离京返范阳，他特命中书门下三品以下群官为安禄山践行。他还在长安为安禄山建造新宅，敕令“但穷壮丽，不限财力”，其奢侈华丽，“虽宫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安禄山搬家时，他特命诸宰相前来贺乔迁之喜。李隆基还爱屋及乌，对安禄山一家人加官晋爵，安禄山母及祖母皆赐封为国夫人，他的十一个儿子皆由玄宗赐名授官。此等殊荣，除杨贵妃外何人能及？

谋反这样的大动作非一日可成，安禄山很早就招兵买马，从同罗、奚、契丹降者中选拔精壮称为“曳罗河”（壮士之意），组建私军，又畜战马数万匹，囤积武器和粮食，用重金诱降阿布思骑兵等。安禄山的举动已经不能算密谋造反，而是阳谋叛乱，但李隆基就是视而不见。太子和王忠嗣上奏安禄山必反，这两人都倒了大霉，李林甫死后，杨国忠继宰相位，他与安禄山不合，屡次上奏安禄山有“反状”，李隆基置若罔闻。安禄山最后一次进京时，反迹已经非常明显，玄宗对他却恩宠如故，安回范阳时，玄宗亲自给他饯行。临别时，还把御衣脱下赐给他，同时又派高力士在长安城东的长乐坡再次为他饯行。并且从那以后，但凡上言安禄山谋反的人，玄宗皆命执送于安禄山，任其处理，“由是人皆知其将反，无敢言者”。

安禄山知道，汉人由君臣之道束缚，在太平盛世根本不可能起来造反。因此造反前一年，安禄山已上书朝廷请求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汉将。杨国忠、韦见素奏言玄宗，认为此举“其反明矣”，可玄宗居然第二天就回复应允。安禄山借此名正言顺地将汉人排挤出他的“东北军”，军中再无人制衡他的谋逆。 安禄山要是还不造反，如何对得起李隆基的苦心“栽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