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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长河屯---李晓奇

(2008-08-03 01:03:05) 下一个

我心中的长河屯

一营5连 李晓奇 北京知青

 

“知青”已经成为了历史,步入中年的“知青”,除了自己不厌其烦地提起当年的悲壮、苦难与历练,愿意提起他们的人不多了。年轻人对那个年代、那十年、那批人知之甚少。一部由张爱萍将军题写片名的电视记实片《老三届——与共和国同行》拍出来已经8年了,却没有一家电视台能够播出,似乎那是共和国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不像波澜壮阔的长征,不像摧枯拉朽的三大战役,不像震惊世界的“两弹一星”,不像硕果累累的改革开放,……可以长久地被主旋律津津乐道。然而偏偏就是这个群体,执着地去回忆、去感怀那些本应该成为主旋律的往事,“霜重色逾浓”,那种情结随着时光的流逝越发显得凝重、深沉、炽热。

“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们对“民主与科学”激昂地追捧而走上街头的时候,时任北大教授的胡适和蒋梦麟曾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荒唐的中年人、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子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但那个时代却造就了一批革命的仁人志士,并最终成为旧时代的掘墓人和共和国的缔造者。而“五四”运动之后的半个世纪,虽然时代不同了,新中国的知识青年却成了新时代“最不经济的事”的牺牲品。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知青群体真像一群困顿、倦乏,但曾拖过共和国辉煌战车的“蹇驴”。……

二龙山什么样子?我到现在都不清楚,只知道是到兵团时的终点,是团部,是一个在地图上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地名。

而长河屯——一个当年就已经有60多年历史,在东北够得上用“悠久”来形容的老屯子——于我则不同。老乡们很少称五连,只管自己的家园叫长河屯。知青们背后管老乡叫“老屯迷糊”,后来看着自己入乡随俗的邋遢样,也自嘲地互称起“小屯迷糊”。在长河屯那五年,种地、盖房子、打石头、挖沙子、起圈刨粪、沤麻起麻、上山伐木……现在战友们一起聊天说起当年干过的各种活计几乎没有没干过的。

长河屯位于二龙山农场辖区的最西北角,距团部大约50华里,在出门基本靠腿的年代,那是一个遥远的距离,也因遥远而闭塞。屯子南面是一块大约30垧的水稻田,再远是一座漫坡的岗子,老乡称它为南岗,紧贴着屯子后身是一条由东向西的倒流河——讷谟尔河。夏天,河此岸是大片遍开野花长满山葱的草甸,如果打到鱼,草甸上搂一堆柴草,揪一把野葱,再舀上一瓢河水,就可以美美地喝一顿鲜美致极的鱼汤。河对岸王八柳、山丁子翠绿繁茂,游到对岸,幸运时还会从草丛里趟飞正在抱窝的野鸭、野雁,收获一窝白得发青的鸭蛋。

夏耡收工回来,男知青们几乎个个光着屁股下河洗澡、洗衣,谁要是穿着裤头儿下水,肯定招来一片“装什么假正经”的笑骂声。洗过的衣服往草甸子上一摊,茂密的草丛就硬挺着支撑起湿漉漉的衣物。等玩够了水,衣服也差不多干了。这时河套周围绝对是男知青们的天堂。据说有个别胆大的女知青在河套往西拐过去很远的地方也曾偷偷地下过水,被屯子里的老娘们看见过,于是伤风败俗的流言四起,以后女知青们最多也只是到河边洗洗衣物什么的。但这条河的确曾慷慨地赠予了屯里男女知青们无数的欢乐。

再远处就是数座连绵起伏的五大连池平顶山,听老乡说到那里直线距离至少有三、四十华里。按风水看,长河屯勉强也算得上是“前有罩,后有靠”的宝地。在屯里用不着登高就可以极目远眺,空旷的周围所有的线条都非常柔美,山岗、河流、丘陵、田野、道路以及远方天地相接的地方都是曲线,就连“老屯迷糊”们住的塔头房似乎也是圆圆的缺棱少角。

冬天,河套里白茫茫一片,雪地上清晰地印着飞禽和动物、家畜的足迹。一马平川的河面上划过弯弯曲曲的车辙,“冰雪覆盖着讷谟尔(原词为‘伏尔加’)河,冰河上跑着三套车……”的歌词不由自主地就会涌上你的喉头,那情境,那心情契合得那样天衣无缝。

记得刚到连队的时候,阴雨绵绵,出工一天,混身浸透了泥水汗水。一晚伴着月光去井台打水,忽听有知青在唱一首歌,“乌云遮住了一轮明月,月儿出没水中”,曲调幽怨。那时屯里不通电,夜就显得格外黑,月亮也就显得格外亮。盯着脚下,跳过到处坑坑洼洼的水坑里时隐时现的月亮,空气中弥漫着潮湿青草麦香牛粪猪屎的味道,这歌声就伴着湿漉漉的场景和气味永远留存在脑海里。

三十多年过去了,战友们时常小聚,浅酙慢饮地说起当年的往事,或笑谈,或感叹,或调侃,似乎早已淡忘了苦难和艰辛。前几天几位同连队的战友聚会,有一个哥们还说:“其实我那时根本就没觉得怎么苦。那点活算什么呀,但是我恨死那个地方了。”“根本”和“恨”这三个字是非常强调的语气,然后是一声长叹:“唉,我们的好时光都TMD扔在那儿了!”这哥们出身高知名门,当年他下乡时比现在至少矮着一头,显然还没有发育成熟。1979年返城后,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现在是一名工程师,在知青中命运算好的。可我相信他“恨”的理由,下乡十年还能考上大学,假如没有文革,不去上山下乡,他肯定会比现在自我满意得多。

我连的另一位也是出身高知名门的战友,浓眉大眼帅气聪明,同学都说他在学校时数学非常好,因为一台当年价值百多元的半导体收音机被盜,就此抑郁寡欢,整日无言,一年到头,连人带衣,不洗不换,脏兮兮、黑黢黢,偶尔对上他的目光,他就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你没有一句话,让你心里发毛。以他家庭的优越,即便是一台价值不匪的半导体又算得了什么?还不是年代的荒唐、环境的抑郁、前途的无望?失盗事件被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牵扯了连里好几个知青,有一个在“阶级斗争”的高压下就承认了盗窃,直到后来“真凶”在北京销赃被拿获押送回连,才真相大白,被冤枉的知青没讨到个说法还落了一个“欺骗组织”的罪名。那位被盗的知青由抑郁而狂燥,如今人全疯了,据说靠耄耋之年的老父亲料理生活。

我连还有一位老高中知青,当年是连队报道组的笔杆子。一位当过兵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副指导员,认定这位知青在他“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党”时,没有及时报道自己的“光辉事迹”,利用手中权力,借助团工作组在连里驻点,抓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升到“阶级斗争新动向”的高度,整了他将近两年时间,大会批、小会整,看管劳动……。后来这位副指导员因为偷看女知青洗澡,被调到别的连队当指导员去了。当年这件事被悄悄地掩盖起来,可能是为了保护“典型”?过了若干年,这位已经有头有脸的正连职指导员在营部见到这位知青,突然走到跟前,深深地鞠了一个超过90度的躬,什么话也没说转身走了。是被这位知青不肯低头的倔劲折服了还是心中有愧良心发现?不得而知。

有一次,连队专案组截获了一位女知青发出的信,信开头的称呼是“亲爱的×哥哥……”,专案组的一个小头头认为是抓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至少也是资产阶级情调对知青的腐蚀,对上山下乡的干扰破坏,于是如获至宝地在全连大会上,拖着龌龊的声调念起了所谓“情书”。当年五连大抓阶级斗争,不少知青的来往信件被连队党支部或工作组私拆或莫名其妙地“失踪”,成为抓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线索。有个知青悄悄做个试验:他给自己写了十来封信,托人带到外地再寄回连里,结果一封也没收到。想到自己的信件竟然可以随意被人拆看,我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不再写信。

当年到兵团的北京知青,69届的居多,文革开始那年,刚刚小学毕业,去兵团时大多十五、六岁,被称为“小北京”。然而在五连的“小北京”却也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在我下乡的那五年里,小小的长河屯“阶级斗争新动向”经常冒头,大大小小的批判会几乎不断。其实,上山下乡运动本来就是文革的一部分,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哪里又能躲过“其乐无穷”的“与人奋斗”?

王征,67届北京高中生,是一位令我想起就痛心的女知青。她出身革命老干部,据说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的男主人公李侠就是以她父亲为原型塑造的。他的亲属是当年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乡前在学校她已经是交群众看管的对象。她是以“五·一六”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的身份被“送”到五连“接受再教育”的。在北京被看管期间,她自学过针灸,在连队时还为知青和老乡治过病。

1970年秋冬时节,团里派驻工作组到五连开展阶级斗争,重点抓“五·一六”分子,在知青中搞所谓“背靠背”揭发,受牵连知青数十人,几个老高中知青是斗争的重点对象。有一次,王征悄悄地对连里另一位女知青说,“江青、林彪都不是好人”。这话把那个女知青吓得不轻,但她对谁也没敢提起过这事,后来这位女知青回忆此事,曾说过,她如果透露一点风声,王征当年就“死”定了。我因为拒绝“揭发”他们的“反动言行”,被威胁划入“五·一六”外围组织。

那年王征得了肺结核,工作组就是不让她去团部卫生院看病,据说是怕她逃跑。这个病需要加强营养,那时连里养着几头奶牛,但热奶很不方便,她只能偷偷地把牛奶发酵制成所谓酸奶喝,其实那就是坏了的牛奶,对人的身体能不是一个摧残吗?在东北站过康拜因草车的知青都知道,那是又脏又累的活,上边指示,“别人都可以替换,她不能……”,有人说,“她必须干最苦最累的活”。那时她也不过是一个20岁的女孩子。1972年连里推荐上大学人选,一位上海知青因为投了她一票,竟然受到开除(共青)团籍的威胁,理由是阶级阵线不清。

林彪事件之后,中央逐步落实老干部政策,1973年前后,中组部派人把她办回了北京。74年我困退回京后和她来往较多,话题基本都是兵团的事。有一次说起指导员当年如何随意上纲上线,大抓阶级斗争,整知青,她却带着非常宽容的口吻告诉我,指导员曾经找她长谈过一次,她觉得指导员能够理解她。可至今回想起来,以当时的政策如果抓好改造“可教育好子女”这个课题,确实是能够再立新功的。2007年我回农场时见到指导员,问起当年他和王征都谈了些什么?也许是年代久远,指导员愣怔了半晌说,“我就是要她放下思想包袱,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却可以自己走……”一大堆当年谁想说都能说的套话。但是,如果“五·一六”分子、“××反党集团”成员真的被他“改造”好了,那将是多大的功劳啊!

1977年恢复高考,王征考上了北京医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又被公派到美国留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据说还得过全美杰出外籍妇女奖(名称记不准)。大概是在90年新年前后,我给王征打电话,她妈妈接的,说王征住院了,我吃了一惊,忙问“住在哪个医院?我去看看她。”她妈妈说,“不用了,过些天就回家了,等回家你到家里来看她吧。”过几天再打电话,她妈妈告诉我王征已经不在了。我的大脑好像突然一片空白,后面再说什么都不记得了,恍忽好像是说她患了胰腺癌,回北京后八个月就去逝了。算算那年她才四十二、三岁,留下一个不到10岁的男孩。我不敢想象王征临终前的样子,肯定非常痛苦,不光是肉体,在她的精神世界里会留着多少遗憾啊!她妈妈怎么肯让我看到她当时的样子?

五连的指导员是一位身残志坚的兵团典型,他可是拄着双拐来到五连的,听说是为了救知青被拖拉机大轱辘轧断了双腿落下了残疾,心中肃然起敬。他的到来着实让五连风风光光了几年。不光是“阶级斗争”抓得好,生产也很有建树。

记得有一年夏耡,为了“只耡资本主义的草,不伤社会主义的苗”,指导员下令把一人多长的锄头把拆下,每人手里只攥着锄头板铲地。只见大豆田里的知青一个个大哈腰、高撅腚地在地里蠕动,有的知青干脆趴在田垄沟里爬着往前挪。有一个上海女知青,下地时一手拎着锄头板,一手拎着个小马扎,这个“新型”农民的形象,绝对是对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创新”。

1972年,“上纲要”的口号响彻全连。为了亩产400斤,全连多次动员,表决心、下保证,大家真玩了命了,好像每亩地用了400斤化肥,然后是在麦收上“精打细算”,连里小学校的学生都停课去捡麦穗,知青食堂管饭,十岁上下的孩子,一顿至少吃8个大馒头,撑得走不动路,几十个小学生捡一天麦穗不够一个学生吃一顿。还有就是重新丈量地块,七算八算的那年五连的确上了“纲要”,亩产403斤,师里来人敲锣打鼓送喜报,指导员成为全兵团的模范。虽然上了“纲要”却是亏损连队,离五连8里地的四连没上“纲要”,却是盈利连队。

冬天刨粪也极出成绩,那时规定每人每天要刨2立方,有个老职工一天竟刨出10立方,原来人家是把冻得梆硬的粪块垒成空膛,老远看去粪堆不小,一估摸,指标就上去了。不过那时放一颗“粪星”(借用大跃进年代,亩产万斤被称作“放卫星”之说)除了表扬,也真没有什么奖金之类的实惠。

长河屯的知青最多的时候有200多人,干活是绝对的主力。春天备种春播,夏天夏耡铲地,然后是麦收,场院活没干完就要秋收了,大豆、谷子、苞米收了,还有小秋收,割麻沤麻,打条子,钐草等等炸石头、打塔头、盖房子这些力气活更是以知青为主。冬天在东北叫“猫冬”,这词极形象,像只懒猫蜷缩在温暖的炕头睡它一冬,或像黑瞎子冬眠,反正东北农村祖祖辈辈就这么过的。我们那时的口号是“变冬闲为冬忙”,打石头、拉沙子、起圈刨粪、摇颗粒肥……,等刮起“大烟泡”实在出不去门了,就圈在屋里扒麻皮。90年以来,重回了三次长河屯,问起这些农活,年轻点的都没听说过,老人们则说,“早不干这些活了!”那个“早”字拐着弯拖很长的音。唉,不知如今是有那些活没人干了,还是根本就没有那些活了。

那几年指导员治连有方的,政绩突出,是“墙里开花墙外红”的典型。当年指导员在全团、全师甚至全兵团的确很出名,什么“身残志坚的……”啦,“知识青年的好妈妈”啦,然而在连队却让很多知青战战兢兢。

刚到连队时,知青们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发枪,来兵团不就是为了“屯垦戍边”吗?整天光屯垦了,啥时也能真刀真枪地练一回?为了作好持枪的准备,连队开始练武了。早晨天不亮,连里值班干部就吹起了溜子(即吹哨,东北人说“哨”是骂人),然后是集合、整队、跑步、出操,人手一根鸡蛋粗细的木杆练持枪、练刺杀,有时跑着跑着,突然排长一声断喝“空袭”,大家立刻作鸟兽散,找个沟沟坎坎的地方一趴,等听到“集合”的口令,再重新整队。那时,知青们大都非常认真地做好每一个战术动作,有一个知青趴下后发现自己正好趴在一个糞堆上,就那么认真地趴到集合的口令响起。后来真枪总算发下来了,一色的苏式装备,好像在电影《攻克柏林》、《上甘岭》里见过。冲锋枪管四周都是散热孔,枪托是金属的可以折叠起来,老屯迷糊神秘兮兮地说,当年剿匪时土匪最怕共军拿这种枪,说是枪杆上都是孔,子弹横着飞。还有就是转盘式的机关枪,一盘里最多能压49发子弹。没几天我就把各种枪玩熟了。有一次战友矇上我的眼睛,我能在几十秒种内把机关枪拆散了再组装起来。开始时,大家还都惦记着擦枪上油,后来累得没人再去碰枪了,最后那些枪真就“锈得拉不开栓”了。毕竟屯垦和接受再教育是主业嘛。

五连的文化也不落后。那年自排自演了样板戏《红灯记》。我可以拉二胡、弹月琴,被收编到乐队,不知连里从哪弄来的锣鼓镲,还有知青们带来的几样乐器:京胡、笛子、手风琴、提琴,所有的都用上了,看着还是太简陋,又吸收了一把与京剧从不沾边的吉它,正经曲调没它什么事,专等老鬼子鸠山出场,拨拉几组低音合弦,到也能造出几分阴森的气氛。

在这位指导员治下,五连那几年建起了粉房、酒房、砖厂。伴着浓浓的政治气氛和压抑的精神世界,生活的确有所改善。

1990年我第一次重返农场,听人说起在场部合作社任书记的这位指导员,“还那样,下班就组织政治学习,改不了啦!”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嘲弄。那次见到他,双拐不见了,只拄着一根手杖。

2007年我第三次重回农场,听说他已经信基督教了。这的确让我吃了一惊,当年那个满嘴都是最时髦的革命词汇,全兵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指导员会信教?为什么信教?……于是带着一肚子疑问,独自一路打听着找到他家。在院门口,给我领路的人高喊:“×××在家吗?”指导员从菜园子里闪出身子,竟然没有拄拐!“我是×××!”70岁的人了声音十分洪亮,人也胖了不少,身体比当年强壮了许多。见到我竟愣在那里,待我自报家门,他转为惊喜,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家里收拾得干净利落,地是木板地,还刷着红油漆,屋里有沙发、冰柜、彩电。我们聊了许多往事,最后我终于忍不住问道:“指导员,我听说您信教了?”他直直地看着我好一阵,终于坚定地“嗯”了一声,然后站起身,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布口袋,掏出一本黑漆皮的《圣经》。我拿过来随手翻着,里边有许多折页,看来确是常看。在聊天中我得知,指导员前后用了8年时间,花光了所有的钱,还寅吃卯粮地借了不少债,但总算把自己和老伴的病都治好了。他说:“我有困难不找组织,不给组织添麻烦。”可当年他总对我们说,“有困难找组织嘛。”如今他找组织和我们当年找他一样,能够解决的困难十分有限。他告诉我,为了信教,他找法院咨询过,说是信教不犯法。我忍不住问了一句最想问但可能是最不应该问的一句话:“您怎么就信教了呢?”他到很坦然,“上帝教人要做好事,做善事,不做坏事,背后都不能说别人坏话。”冲着他正在净化的心灵,我没好意思再问他当年抓阶级斗争是干了好事还是坏事。沉默了一会儿,他突然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晓奇,咱们不是外人,你对我说实话,信教对不对?”看着他严肃认真的样子,我说,“这没什么对不对的,信教挺好,做善事呗。”可能是看我说得不虔诚,他语气更坚决了,“晓奇,你要是说信教不对,我立刻把这书扔了!”我一愣立刻说,“信教真的很好,人有信仰总比没信仰好……”然后是什么真善美啦,什么天堂、伊甸园、极乐世界、大同社会的一阵胡侃,生怕他刚刚“改邪归正”再弯回去。然后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又问指导员,“农场会不会定期组织你们这些老干部学习,传达文件?”他反应很快,语气坚定:“宗教不能违反党的政策,要是违反党的政策,我坚决不信!”此时,指导员当年的形象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不知是修行不到家还是过去的信仰太牢固了。

回北京后见到几位当年同连的战友,说起这件事都十分难以相信,但最后都觉得对指导员来说真是件好事,起码他人本质不坏,内心还有善的根基,只是被时代扭曲了。一位当年被他的大搞阶级斗争狠整的所谓“五·一六”分子感叹了一句,“让他对自己的罪过好好悔过吧,愿上帝拯救他的灵魂。”

当年,知青们被一股大潮席卷着离开城市,几乎没有人知道今后的命运会怎样,在那里会呆多久。然而虔诚的理想在大多数尚还懵懂的少年心中燃烧着,群体效应使他们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茫然中得到些许安慰,冲淡了孤独与无助。但是,当个别知青通过各种门路参军、返城,扎根的根基动摇了。终于从个别知青的悄然离去到几十万知青狂潮般的大返城。知青们义无反顾地仓惶离去,毫不留恋自己亲手开垦耕耘的土地,亲手喂大的猪马牛羊,曾经承载着理想的拖拉机、康拜因,曾经亲手盖起的校舍和朝夕相处的学生,……这与“五四”之后一些青年学子走上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走得似乎是同一条路,然而却有着不同的结果。

那时,也许没有几个人会想到,在他们人到中年后,那份对黑土地的情思会越来越紧地缠绕着自己,他们或形单影只,或三、五结伴,或成群搭伙、或拖家带口地返回曾经让他们发誓再也不会回去的黑土地。这究竟为了什么?是追忆逝去的青春?是看望曾经朝夕相处乡亲?是感怀曾经追求过的理想?是寻找自己情感上的家园?……

19901月,为筹备“魂系黑土地——北大荒知青展”,我去佳木斯市黑龙江农场总局搜集有关知青的历史资料,然后专程折向二龙山。我离开兵团15年后第一次回到二龙山,重返长河屯。

当晚宿在场部,自然是一顿丰盛的农场大餐。当年的连长、指导员等都来了。东北人的豪爽、热情在酒席上会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否心存芥蒂。此时我真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可亲的、可交的好人。

酒到酣时连长冲着我感慨道:“你们知青在时,是咱们农场最红火的时候了。那时候人多,干活不愁。”

“是啊,”我应对着:“那时在连队,知青是最底层的,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一走,贫下中农又落到最底层。”连长一时语塞。

20057月,我带着儿子第二次重回二龙山,同一位农场干部闲聊到知青的话题时,他非常认真地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不管犯了多少错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条就是好。邓小平改革开放非常好,取消上山下乡就不好。”我奇怪,文革过去多少年了怎么还有这种认识?于是说:“您的两个孩子现在也上中学了,如果把他们送到新疆兵团,您愿意吗?”“这……,当然……”他一时语塞。

一次在农场同一些农场的老领导吃饭,席间他们感叹着:“当年知青返城,可真是把农场闪了一下子。那段时间,农场车没人开了,书没人教了,病没人看了……”是啊,农场人和知青们都在深深感怀那个年月。

我的一位长河屯的战友,69年到6团挨了几年整,1973年支援六师去了25团后,一直教书。在兵团、农场前后呆了20多年直到1990年才拉家带口地回到北京,继续从事教书育人,也做到了一校之长,数起教过的学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有一次他告诉我,他的一名学生现在已经是常驻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中国代表了,每次回国都会去看他,也几乎是每一次都要争论上山下乡好坏的话题,战友非常理性地给他分析为什么上山下乡是一场错误的运动,然而始终无法说服他的学生。终于有一次他的学生十分动情地说出一句让我的战友无言以对的理由:“老师,如果没有你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哪会有我的今天?!”

这是我听到过的北大荒人说出的最让我动情的话。这情感是文明碰撞的结果,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个人的得失。这也许就是知青的作用虽然不可与他们的父辈同日而语,但多少农场人留恋知青时代,多少知青为自己曾经的付出感到骄傲和自豪,并足能以此冲淡曾经的苦难,不就在于知青们的付出得到了第二故乡亲人们的铭记?这种情感也已经远远超越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对是错的政治话题,就像我至今仍然念念不忘长河屯,和老排长握住我的手时那传遍全身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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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泰迪熊2009 回复 悄悄话 这篇文章在远方的白桦林那本书中看到过,昨天注册文学城并申请加入好友圈,我试着点击几篇文章都打不开.
胡同 回复 悄悄话 这位作者写了很多当年知青的事情,看了真叫人难过,要是拿现在人的观点看,有的事情真的都不可思议,无语....
行者一路歌 回复 悄悄话 为候兄的好文和豪情感动叫好!

我以为当年的主要问题,是在那时的社会环境里,知青们看不到前途和希望。

再次鼓掌!
马大新 回复 悄悄话 王征这名字当年听说过,当时任何人请假,干部由干部股批,战士由军务股批。可全团只有王征特殊,要由保卫股批准。仅此一例即可看出当年她的处境多么险恶。没想到她已去世。痛悼。
当年团宣传队曾将该连指导员的模范事迹搬上舞台。但由于当时有‘三突出’的原则,如果让模范人物在台上拄拐,一瘸一嗲地走路,会损害英雄人物的形象。于是处理成:大幕拉开,指导员拄拐站在台中,后面簇拥着人群。指导员豪言壮语后群众称颂,大幕即时合上。
晓奇此文令我感触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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