馄饨侯
随便写写
曾经沧海仍为水
——记战友胡鞍钢
访问者：孔建国、党大建、鲁晓风、李晓奇 录音整理：张维维
执笔：李晓奇
胡鞍钢和我们曾同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六团，为了编辑出版这本文集，今年1月初，我们四位六团战友一起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访问他。战友见面，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16岁兵团战士的年代，访问就像当年盘腿坐在炕上唠嗑，一边喝着瓶装水，一边欣赏着老照片，轻松、自然、随意。
鞍钢中等身材，一身西服便装，脸上已经有了历经沧桑的细细皱纹，丝毫没有学者通常的矜持，也许是长年教学形成的习惯，说起话来常伴随着丰富的手势和表情，抑扬顿挫，底气十足，依然青春飞扬，充满自信。此时，你绝对想不到他竟然是一个挂着体外胰岛素自动供药泵的严重糖尿病患者。聊起健康，鞍钢说：“你看我显得年轻，是因为我跟中国最优秀、最可爱的学生们在一起教学相长、朝夕相处，就会使我的心理年龄显得年轻。其实我是长期患病的，我还带着泵呢，今年正好注射十年了，我不打胰岛素，也许今天就见不着你们了。但我心理平衡，我想到社会需求我，学生需要我，我也不能栽倒。我今天还在布置下学期全校至少200名本科生的课，安排3、4个助教不一定够。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我这样的教授每学年授课最少不能低于148个学时，我带研究生，带博士生，本科生的课也教，大约198个学时。注册参加我的课的人数是196人。今年我还开了英文课《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其中还有15个外国人，既有来自美国等发达国家，还来自亚洲、非洲等欠发达国家。这挺富有挑战性的，主要是介绍中国发展的奇迹，总结中国经验，分析发展与挑战，面对面地讲我的国情研究。”几句话又回到了他多年潜心研究的经济学领域。为此，他已经严重透支了健康。
近代学者王国维曾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
昨夜西风凋碧树 独上高楼 望尽天涯路
1969年9月，胡鞍钢与大批北京六九届初中生一起来到六团，开始了长达7年的知青生活。在兵团，他干过农工，当过兵团战士，先后任过班长、排长、连队副指导员，还分管过计划生育……这成为他人生最初的历练，也埋下了他日后虽已在经济学界誉满中外，却仍不失其“草根性”的种子。
1976年10月鞍钢从兵团转到河北邢台一个属于冶金系统的地质勘探大队，并当上了这个大队二中队的“小胡书记”，因为这个大队当时还有一个姓胡的“老胡书记”。在地质队的日子，鞍钢大部分时间是带着几个勘探机台在河北山区里找铁矿。
1976年底，文革后第一次全国高考给了他难得的改变命运的机会。鞍钢找到老胡书记要求参加高考，老胡书记同样舍不得放走这个能干的“小胡书记”。
“小胡，你别考了，组织已经考虑在第一次全国性涨工资的名单中加上你，给你提一级工资。”老胡书记诱之以利。
“我不要那工资，我就是想考大学，你就让我上学吧！”鞍钢非常执著。
“你为什么非要上学？”老胡书记不解。
“你让我试一试吧，我没上过真正的初中，也没上过高中，你让我考一回！”鞍钢近乎哀求。
也许是鞍钢的诚恳与执著，老胡书记也就同意了。就在这期间，大队还把他送到邢台党校学习培养。
当时鞍钢所在的邢台章村矿地区大约有400多人参加高考，最后就只有他一人被录取了。“我考的是理工科，唐山工学院，当时叫河北矿冶学院。知道考上了我自己都吓一大跳，本人可是没有学历，人家都有高中学历呀！可那年我考上了，犹如神助！”时隔30年，鞍钢依然相当感慨，“我就像落伍者追一列时代的火车，突然醒了，就赶紧去追这辆稍纵即逝的火车，我就追到最后一节，还算给追上了，然后不断地向前行，最终走到了时代列车的火车头上来了。”
鞍钢于1982年初获工学学士，1984年底获北京科技大学工学硕士，1988年底获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工学博士，1991年至1992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系进行博士后研究。在过去20余年中，有将近4000名中国访问学者和学生在有着300余年历史的耶鲁大学学习，其中仅经济学系就有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林毅夫、杨小凯和胡鞍钢。以至于时任校长的理查德·莱温不无感慨地说，“失去中国学生，耶鲁将黯然失色。”
1997年，胡鞍钢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做客座研究员；199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做客座研究员；2000年任日本庆应义熟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访问教授；2001年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做访问教授；2003年初在法国社会科学与人文学院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研究员；2005年4－5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研究员；2007年夏季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亚洲研究机构做客座教授。他称这是对自己终身人力资本的投资。
丰富乃至全方位的留学和讲学经历，使胡鞍钢眼界更为开阔，思维更加敏锐，思考更有深度。怎样使一个经济尚且落后的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并驾齐驱乃至赶超？胡鞍钢不断地攀登理论的制高点和学术的台阶。
鞍钢在兵团时，辛苦劳作之余，经常在停电的情况下借助小油灯坚持自学，这奠定了他考上大学、从事国情研究最初的知识基础。当时书籍是知青最为匮乏的东西，而鞍钢把当时能够找到的全套马恩列斯著作几乎都通读了，毛选更是通读多遍，还自学习了物理、数学、化学等初高中知识，培养和塑造了自学能力，他后来称之为“核心发展能力”。梁淑溟先生自称：我的一生正是一个自学的极好实例（《我的自学小史》，1942年）胡鞍钢也是这样体会的，无论是在北大荒的自学，还是从高考、读研、攻读博士到留学、讲学、著书立说，依然是不断学习、不断钻研。今天，鞍钢不仅追赶上了知识的火车，而且“登”上了知识的火车头，并正在驾驭着它报效国家。
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学科范畴，鞍钢在这个领域几乎都有涉猎，著述丰富，然而使他醉心的领域则是国情研究与公共政策。为何如此？鞍钢的两句话应该是解读他矢志不渝的一把钥匙——不懂得中国农村，就等于不懂得中国；不懂得中国的贫困，就等于不懂得真正的中国。
即使在今天，“贫穷”仍然是中国最突出的国情，中国农村又是这一国情的集中体现；如何减少乃至消除“贫穷”？需要国家制定相应的政策。这就好比你拿到了国情这把锁，同时又掌握了公共政策这把开锁的钥匙，既要有针对性，还要有可行性，有的放矢。事实上他的许多理论创新、战略思考和独到论述，常常先于国家政策的正式出台，一位政府部长曾评价：“他的建议三、五年之后会变为政策”。
对于世界最大的农民国家，鞍钢说，中国存在着“四农”问题，农民工问题是核心；解决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农民第三次解放；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我们的阶级兄弟。于真、于理、于情，无可挑剔。因为他当过农民，了解农民，同情农民。
对于城市下岗职工及弱势群体，鞍钢说，他在1998年写的致中央领导人的国情分析报告中，最重要的就是呼吁“为人民创造就业岗位”。他满怀深情地说，“我当然属于这代人了（指1949－1959年第一次生育高峰的2.6亿人），我当然要关注这些人了！”因为他曾经是知青，他了解这代人的困苦。这代人大多先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后是返城待业青年，到了90年代末又成了下岗分流失业人员。他呼吁国家应为这批曾为国家发展做出牺牲的人，在就业、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做出妥善安排。
对于反腐倡廉，他掷地有声地提出警告，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廉政建设的关键时期，应以制度建设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防止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构成的“社会公仆”变成“国家强盗”。
对于教育，他坦言，教育是民生之基，开发人力资源乃政府首责。
对于构建和谐社会，他说，今天中国已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阶段，这个阶段恰恰凸显出各种社会矛盾，因此，发展必须与和谐并重，当属顺理成章，“和谐也是硬道理”。
对于中国崛起，他说，中国的成功形塑了一种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问题，包括人口、粮食、资源、环境以及政治民主和社会治理等。这就决定了中国的崛起模式必须是绿色崛起、创新崛起、和平崛起、合作崛起。
2006年先后有中外两个版本关于“绿猫论”的学说问世。这年2月，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办的一个讲座上指出，中国若能把“黑猫变绿猫”，积极推行环保、节约资源，东方巨龙的崛起将能深刻地改变自己，并重新塑造我们的世界。他提出，中国在“和平崛起”的基础上，同时也应该以“自主性崛起”、“自我约束崛起”及“绿色崛起”的策略在21世纪继续挺进。胡鞍钢将他提倡的“绿色崛起”视为中国今后发展的必选之路，他认为中国不能走高消费、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黑色模式”，需要从“黑猫”模式转到“绿猫”模式；中国不仅要“和平崛起”，也要“绿色崛起”，不仅是“和平发展”，也是“绿色发展”。无独有偶，同一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认真研究考察了中国的现状后，于11月1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他的中国观感，题为《中国需要一只绿猫》（Bring in the green cat），语出惊人而又耐人寻味地宣讲了他的一个新发现，也叫“绿猫”。他明确提出中国的环境污染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了，否则不仅人们的生存环境恶化，而且经济终有一天会陷入停滞。弗里德曼最后说，邓小平曾经讲过“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一只“绿猫”，否则在没有抓住老鼠之前，猫就都死了。这位在中国有“转行的全球化传教士”之称的畅销书作家，为给中国带来蓬勃朝气的经典“猫论”下了个新注脚：“无论黑猫白猫，如果不是绿猫（健康环保），即使抓住老鼠也不是好猫”。
东西方两个版本的“绿猫”论殊途同归，这是一则中国经济发展思路应时谋变的时代寓言。我们不能不从这样的理论背后解读出正在崛起的中国非常鲜活而严峻的现实。鞍钢的这种“超前”的理论思考恰恰与今天倡导的科学发展观的思维理论不谋而合——他一直在努力创新。
众里寻他千百度 蓦然回首 那人却在 灯火阑珊处
作为新闻记者，我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从经济学领域和新闻报道中越来越多地知道了他：
1985年，鞍钢参加了由周立三院士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并作为其中的主要研究人员，系统地从事国情研究（国际上通称“中国研究”），成为这一新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之一。
1989年初，鞍钢作为第一执笔人，发表了中科院第一号国情报告《生存与发展》。“报告”系统分析了影响中国长期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如人口、环境、资源、粮食等，提出了这些矛盾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思想，阐明“中国要搞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不能重蹈西方传统现代化模式”的观点。这篇报告被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许多中央领导同志传阅。1991年，小平同志的长女邓楠和北京电视台专门邀请鞍钢等人撰写了大型国情系列政论电视片《震撼的回声》。
1993年胡鞍钢与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王绍光合著《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推动了1994年开始实行的中央与地方分税制改革。如何评价胡鞍钢的这一奠基性理论的作用与贡献？胡鞍钢说，当时的财政部长看了这个报告后对他说，“我才体会到改革为什么这么重要。我们的总理机动费就是十几个亿，或者二十几个亿，如果出现一个特大灾害，我们都不知道从哪找钱去！”从1994年到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从10.8%上升至18.5%，成为解决十几亿人民民生问题的财源。
90年代，鞍钢每年都要到中西部贫困地区去调查研究。1994年5月，他和中国科学院六位院士一起赴中国最贫穷的贵州、云南、广西等地考察。考察的结果，“令我震惊！这些地区比我25年前插队的农村还要落后，而且大多是少数民族地区。我的心灵受到强烈冲击，立志要为改变这种落后愚昧的状况大声呐喊。”胡鞍钢说。事后，他在调研报告《“贵州现象”呼唤重大政策调整》中大胆地提出：“领导人不仅要南巡，还要西行!”他不能不让自己站出来为改变中国最贫穷人口的命运说话。而他自己，为这篇调研报告先后去贵州四次，行程超过3000公里。
2000年初，胡鞍钢被中国科学院和清华大学联合聘为国情研究中心主任，目前这个中心已成为中国高层决策的重要思想库和国内外颇有影响力的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以胡鞍钢著作为代表的“中国国情研究图书”在国内外经济学界乃至解读和研究中国问题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经过多年的努力钻研，胡鞍钢在中国国情分析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已经发展出较为系统的理论和观点，并已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学术研究特点。他所撰写的报告多次受到党中央、国务院领导批示,多次应国家部委邀请参与国家“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的制定和政策咨询。其研究成果不仅为高层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而且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和重大的社会效益。
由他主编的专供中央及省部级领导参阅的《国情报告》，迄今已发行900多期，仅2007年他就撰写了其中的24期，是勤奋高产、具有创新力、影响力的学者之一。
截止到2007年底，他已正式出版中国国情研究系列专著和合著共计54部；在国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近200篇;由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内部刊物摘发的国情研究报告及政策建议若干份。其代表作有《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中国经济波动报告》、《中国地区差距报告》、《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中国发展前景》、《中国挑战腐败》、《中国战略构想》、《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中国大战略》、《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透视SARS：健康与发展》……。
胡鞍钢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国情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1991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胡鞍钢“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1995年初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1995年经美国华盛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评选，获福特基金会“中国经济研究资助”；1995年以来，连续获得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一等奖、北京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选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特优项目。2001年获第九届（2000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2007年4月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公布《中国最有影响力人物五十人》，胡鞍钢榜上有名；2000-2004年期间，他的著作和论文在《全国人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经济学论文被引用前十位作者中居第六位，排在张维迎、林毅夫、邓小平、江泽民、列宁之后[1]。
问渠哪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最近日本出版了一本名为《伴随中国发展的经济学家》的书，其中有一段写的就是像我这样的一批人，实际上从本质上来讲，我们与文革中的‘草根化’是有关系的，没有北大荒时期‘草根化’的阅历，我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国情。”鞍钢一席话道出了今天一批像他这样的国之栋梁为什么能够站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放眼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而不断为民请命的根本。
鞍钢告诉我们，“我今天在看《苏联兴亡史论》，因为我在写《中国改革史论》，研究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会成功？而前苏联为什么会失败？我觉得前苏联的知识精英们恰恰就是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越来越偏离社会实际，只要西方人一说民主，他们就跟着附和、响应。我认为，苏联解体首先是因为这些知识精英在催化和推动超级大国苏联的解体，后来苏联真的解体了，他们也自然解体和败落了。我为什么有这感觉？我到了俄罗斯，看到他们堂堂的科学院，比咱们中国科学院，甚至地方科学院都差远了，经费大幅度削减，人才纷纷流失，靠租房度日。你要说苏联解体是戈尔巴乔夫的罪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分子的罪行。而我们跟他们最大的不同点，我们来源于底层，特别是当过知识青年，是草根性的，是一个脚步跟着一个脚步发展的。”鞍钢对文革也做了不少研究，对文革从根本上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积极反思，不仅如此还对城乡的不平等和所谓“一国两制”（城乡的两种体制）有切肤之痛，从而积极推动改革开放，对国家发展、长治久安积极建言。
一个在90年代中期曾在贵州做英语老师的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博士唐兴（Daniel Burton Wright），在他所写的《我看中国：美国学者仔中国西部的百姓生活札记》[2]书中崇拜般地把鞍钢有关中国国情的观点作为语录似地加以引用。他深深感到“中国这些人太奇特了!”的确，奇特的历史造就了奇特的一代人。
如何解读这“奇特”？鞍钢说，“这就是我们和苏联精英、东欧精英最大的差异、不同。”鞍钢常常以自己的经历和感悟告诫他的学生：“别看我是一位教授，但基本上我是人民性教授。所以我把自己就定义为八个字：知识报国，知识为民。”他不断把“精英大学如何为贫困服务”这个理念传给学生们，不断呼吁“精英必须为大众服务”。
鞍钢培养学生的目标是能够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在培养一批精神贵族，他提出了“清华大学的社会职责感”的理念。
1995年5月21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题为《胡鞍钢现象说明了什么？》的评论文章：“胡鞍钢曾经上山下乡，到过北大荒插队，实际了解到了中国农村的贫穷和中国农民的内心世界。这使胡鞍钢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为中国走向21世纪的发展过程出谋划策时，能够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而不至于在书斋里纸上谈兵。”这也是解读胡鞍钢心路历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线索。
“‘北大荒’是我认识中国国情的‘社会大学’，认识了真正的农村，才有可能真正认识中国。”
“我是在1998年时就提出了政府从追求GDP增长转向关注民生问题，这不是从经济学的教科书中领悟的，而是源于30年前的‘上山下乡’。”
“我曾多次深入研究中国人口国情，并视为发展挑战之首，这与我在农场仅只有20岁就做计划生育工作有关。”
“我的许多观点可能都源于此，如‘解放农民、投资农民、服务农民、转移农民、减少农民、富裕农民’，这与我个人历史经历有关。我深知城乡分别的户籍制是城乡隔绝、对立和不公平的制度根源。”
“我作为一位中国学者与那些发达国家学者的最大不同之处，就是来自社会底层，来自占全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村。只有亲身体验社会底层，才有可能真正理解人民，关注民生。”
鞍钢的这些话语已无需解读，我们看到的是一颗赤子之心。
“这一代人大多没上学，被社会边缘化了，而且现在都陆续进入退休年龄了，所以这就回答了我为什么当时在1998年写的《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国情分析报告的原因，很重要的就是呼吁为人民创造就业岗位，工作岗位。”当你亲耳听他说这话的时候，你会感到他内心涌动着一种积蓄很久的情绪，一种为亲人寻找有尊严的生存方式的情感。
“1949年至1959年这十年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累计约有2.6亿人，是两个日本总人口之和，这反映了我们在人口学、经济学上这个年龄段的人的经历，所有的不公平都让他们赶上了，而所有这些都是错误路线及政策导致的，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和社会成本不能再让这代人长期地承担。”当你亲耳听他说这话的时候，你会感到这是一位学者的冷静判断。
“我当然是属于这代人了，我当然要关注这些人了，多不公平啊！当正在接受正规教育时，被迫停课闹革命；当需要继续获得人力资本的时候，你不得不上山下乡了，有的人还死在那里，或者是致残终身；当改革开放开始之际，农民解放了，但这些人变成了返城待业青年了[3]。当整个国企改革、亚洲金融危机、结构调整，你又变成下岗失业人员了；随后当你进入退休年龄，又变成弱势人群。这是多次的、积累不断的不公平所致。历史的错误却付出长久的历史代价。”当你亲耳听他说这话的时候，你会感到这是一位血性汉子的仗义执言。
古人云：“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
“难为水”，情语也。情来何处？“突然之间，兵团的这些人，特别是农民，都已经变成我认识中国国情的来源和财富，它不断地激励我不仅要促进社会变革，更要促进社会正义。”鞍钢深情地说，仿佛一个掘宝人突然发现本来就属于他的宝藏。正是由于情之所系，心之相通，已经誉满中外的胡鞍钢仍自觉地溶于水；而已经“游于圣人之门”的胡鞍钢却始终为贫困线上的国民“敢于言”。其中无疑也包括为他当年的同学和战友。
有这种“核心发展能力”的人，就是所谓的“生而知之”资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