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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团怪事---老道

(2008-08-03 23:55:04) 下一个

兵团怪事

一营五连 老道 北京知青

 

196910月,作为当时是67届高中生的我,同北京众多知青一起来到黑龙江兵团一师六团一营五连,开始了兵团战士的生活。

经历了那场政治家争斗、人民遭难的文化革命,人们对家庭出身更加敏感,它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一生前途,甚至生命。我自知条件差,不断告诫自己,在新的环境里千万别惹事,没有远大理想,只求平平安安。虽然万般小心,但是麻烦最终还是来了――戏剧性的兵团生活开始了。

朋友变冤家

五连小学校有位老师李某,虽然当时还未入党,却已经是兵团首届积代会(全称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了。我们同在连队报道组,开始也互相尊重。一次,连队组织批判会,批判一双鸭山知青爱上了地主女儿。李发言后按惯例呼喊几句诸如“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站稳阶级立场”的革命口号,之后突然又冒出两句:“我们不跟他好!”“我们不跟他玩!”人们屏住气,没敢笑出声来。

1970年初,兵团大搞冬季积肥活动,为了配合宣传,我一直为筹稿着急。一天李送来一篇自己写的稿子,内容是“兵团积代会代表李某,积极响应团党委号召,带领全家大搞积肥活动,上至60岁老母,下至6岁小孩,每天早晨5点多钟,不畏天寒地冻……”他要我抄送营、团广播站。稿子正符合当时积肥活动的形势,我很高兴,当晚便将稿子压缩后写在了连队的板报上,并全文抄写后装入两个信封于次日早晨交给通讯员分送到营、团。然而不知什么原因,三天过去了,营、团都没有反应,李某也催了我三天。几天后,报道组开会,李某突然当众指着我说:“小王,你净跟我玩稀的,你没把稿子送出去,上边都急了。”

不久,某部队来五连帮助搞“整连建党运动。李某是“纳新”(吸收新党员)对象。但在听取群众意见会上,各排代表、贫下中农代表都对他表示不满,说他“自己写稿表扬自己”。李某从此对我就另眼相看了。

抓“老道”

19703月,李某入了党,并立即被任命为副指导员。此时,“一打三反”运动也开始了。

团领导彭某带着工作组来到五连帮助开展运动,在动员大会上,他和李某大讲五连阶级斗争复杂,并特别强调说:“知识青年里也有阶级斗争。男的留长发装老道(由此,‘老道’成了我的绰号),女的剃秃子,这是对社会不满,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并号召群众揭发检举。我所在的六排集中了全连所有所谓出身不好或是家庭有“问题的男知青,特别是有几个在北京就有“问题”的老高中生,自然成为运动的重点。当时在连队,理发不方便,我也不修边幅,头发的确很长,但比起今天男人留长发,从长短上就无可比性。至于几个女孩子剃秃子,实在是生活、环境所迫,与政治绝无半点干系。

工作组先找六排很多人分别谈话,要求他们同这几个高中生划清界限,检举揭发他们,并威胁说:“不写他们的检举材料,你就是外围组织,同情分子。”李某还说:“别以为来到边疆第一步走对了,就是革命的了。你们是没办法不得不来。在排会上他公然说:“过去我们光整贫下中农了,我看该整整青年了。”

为了分化知青,李某还拉拢个别知青为他提供“小报告。他找到我的一个同学,打听我在学校有什么言论。同学问:是要整他吗?李毫不掩饰地说:说实在的,我早就开始准备他的材料了。

一天,我从营部参加报道组会议刚回到连队,报道组的北京知青朱某看见我,惊奇地问:“你没回北京啊?”

“谁说我回北京了?”

“李某跟我们说你逃跑了,今晚开会还要批判你呢。”

几天后,连里另一个知青接替了我在报道组的工作。

70415,彭某、李某相互配合,在全连大会上大叫要把“老道”揪出来。“揪不住头发揪耳朵,揪不住耳朵揪鼻子,揪不住鼻子揪脖领子,一定把他揪出来!”会上宣布:“六排全排从416停工三天,办政治学习班,每人都要交待自己的政治问题”。

第二天,政治学习班在六排宿舍正式开始,上下铺坐满了人,彭某坐阵,在我历数李某抓“阶级斗争”的荒诞言行时,听到彭某对身边的一个知青小声说:“听!有问题的人都这样。”

六排魏排长是当地老职工、党员,正直、坦率,有工作方法,他带的六排在各方面都很出色,他关心群众,对我也很关心。虽然李某想尽办法整我,但他仍然让我负责六排的学习,给了我精神上的最大支持。

抗争

三天的政治学习班结束了,李某也在团部开完会回到连队,见 “老道”没有揪出来,大为不满。当晚在全连大会上继续抓“老道”:“他能说会道,你们都被他欺骗了……。”

第二天早晨,在全连生产大会上,李某又喊了:“他文化高,刘少奇高不高?我们照样把他拉下来!”“我们要念念不忘和他斗争到底,我要把他批倒批臭!”我悄悄退出会场。

散会了,李某随众人走出来,我迎上去问他是否看过我写给他的信,他生硬地说:“你让工作组看。”

我急了:“我他妈的是写给你的!”

他立即振奋起来,提高了嗓门:“好!你敢骂共产党员!”并用手指着身边的一位老职工说:“贫下中农同志!你说,他刚才是不是骂我了!”“咳!都是口头语。”这位老职工不咸不淡地说。

我当然也不甘示弱,对李某说:“你整天说五连复杂,青年复杂,其实就是你复杂。你到处散布不健康的东西,你说赵知青长得漂亮,一走身后跟一串。你这是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吗?阶级斗争根源就在你身上。”他急忙否认:“我没说”。一知青马上作证说:“是你说的,你坐在炕上补鞋时说的。”他恼羞成怒用手指着我,转身对大家喊:“贫下中农同志们,兵团战士们,今天不出工了,是他破坏生产。” 并宣布当晚开会批判我,各排留下人写批判稿。连队安排我去团部参加对几个死刑犯宣判执行大会,接受教育。

在晚上的批判会召开之前,李某先召开了一个预备会,找来各排代表说:“今晚批判他,他一定会跳出来,我们该怎么办?”大家说:“他有什么问题?”“批判什么?”“他没有什么问题呀。”他对身边的团干部说:“请团首长决定。”团干部沉思了一会慢慢地说:“这个人今天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说你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你说他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到底谁的问题是阶级斗争问题,我看等调查清楚再说吧。”见此情景,李某只得说:“今晚批判会不开,以后一定开。晚上各排开会,背靠背批判。”

第二天一大早,李某召集各排代表听取汇报昨晚批判会情况。各排代表的汇报发言是:“排里人都说王某没问题,不知道该批什么?大家都说你不对。”听到这些汇报,李某恼羞成怒:“你们都受骗了,到现在还跟他穿一条裤子。”指责党团员没有立场。

李某气急败坏地又把我那位同学拦在路上再次逼他写材料:“这是命令,是党支部交给你的任务,不是给我李某写,是党对你的考验,这是看你在运动中的表现。”我的同学被吓跑了。

李某把这次公开争论称作4·25事件,在营部讲用会上,他大肆渲染恐怖气氛:“见我抓阶级斗争,有人声称要杀掉我的脑袋。”“王某组织四百人围攻我。他表示要“油灯不干只管熬,舍身忘私捍政权。

几天后,“一打三反”突然停下来,开始搞路线分析,团工作组坐阵,动员群众提意见。在李某入党前,连队几乎所有人就对他有不好的看法,现在经过几个月的闹腾,乱整群众,尤其乱整知青,对他的意见更大了,全连的职工、知青大都以我的问题为例,对他进行批评,工作组不得不让他检查,无奈他只好在会上表态:“我们整他不对,”然后又狠狠地补上一句:“他有错误!”事后。李曾向人表示:“这次我亏了”。

“老妈妈”上任了

此时正指导员许某早已悄悄上任,只是未到连队,一直住在八里地以外的四连家里遥控指挥。他双腿残疾,架一副拐走路。据说,当他听到副指作了检查,颇为震怒:“连个知青都整不了!等我回去……

李也乘机翻案”,把群众对他的批评帮助变成了他抓阶级斗争的材料:“煽动群众攻击领导,否定上级党委亲自领导的整连建党运动,”“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我们身边活生生的阶级斗争。”

当副指在五连无法无天的时候,五连的群众希望正指早来连队能阻止副指的错误行为,然而许某后来不寻常的“革命”表现,让我惊讶:

北京一知青探亲回连,在连长家给小孩子掏出一把水果糖,又顺手想递给在场的许某,许摆手不要。次日在连队大会上许说:“有人给我糖,我说了,‘这糖我不能吃,它有毒!’”

许的老婆生孩子了,他在全连大会上说:“我让她第二天就下地干活,我跟她说了,‘躺在炕上是要变修的!’”

许某来到连队后,李某对许某就是一串的颂扬声:“许某是五连活着的焦裕禄,我们的好班长,好带头人,好书记,学习的好样板,是杨水才……,是知识青年的老妈妈……。

这些赞美语言最终简化为一个称号――知识青年的老妈妈。

此后,李某在连队抓“阶级斗争”有了新思路。他竭力挑动许某:“五连有个小集团,四、五个人,矛头指向许某”,“有人整党支部的黑材料”,“他们要夺党支部的权,夺许某的权。”更加耸人听闻的是“贫下中农同志们,他们要杀我们的脑袋了!

许某来五连后第一天我就找他说,“您是许指导员,我有事想跟您谈!”他看了我一眼:“你等着,我找你。”每次找到他,他都是这样答复,这一等就是10个月。其间我给他写了20封信,如石沉大海。

终于,许某亲自动手了。他不断找人谈话,搜集材料,分化知青,他更想整出个“集团”来。

一天,他对一排(都是连里认为出身好、根正苖红的知青)的人说:“现在有一伙人破坏生产,准备的种子供不上地里播种,你们说,怎么办?”一排的人对此习以为常,明白他的用意:“批评帮助他们呗!”许某瞪起双眼严肃地说:“不!要把他们揪出来!这次运动得好好处理几个,该开除的开除!”“他们的目的是搞我们的班子”

在五连曾抓过一阵子“5·16”分子,起因是兵团要求传达中央关于“5·16”扩大化的纠偏文件,他们把它当成了新武器,在知青中使劲抓,目标仍然是几个高中生。找人揭发检举,不揭发、不检举就是同情“5·16”。在他们眼里,只要认为是可以整人的“武器”都拿来用。

“骂贫下中农是特务”

那段时间,连里专门安排人对我进行监视、跟踪、盯梢,我虽然习惯了,但还是很反感。一天排会上我发言了:“帮助同志要像雷锋那样对同志满腔热忱,春天般的温暖……不能像特务一样整天监视、跟踪,盯着人找毛病、凑材料。”

第二天,许某又来到一排,煞有介事地说:“有人骂贫下中农是特务,你们说怎么办?”一排知青还是不冷不热答道:“批评、帮助他们呗!”许大怒:“不!要把他揪出来!”李把问题又提升为:“有人一见贫下中农进宿舍,他就喊抓特务!”

第三天,一个支委找我,不让我出工了,要跟我谈话。他说:“你骂贫下中农是特务,是立场问题,指导员说了,要挽救你。”我说:“我不会骂贫下中农是特务,我说得很明白,有人的行为像特务一样。是谁把贫下中农培养出了特务行为,这个人有罪,应该把他找出来。”

第四天,支委说:“指导员说了,你只要承认不对就行。”我说:“我没错,把贫下中农培养出特务行为的人有错,我希望支部把这个人揪出来,这才叫抓阶级斗争。”

这种谈话持续到第九天后,因为 “骂贫下中农是特务”的罪名没能成立,便没人再提此事了。

指导员指的这个“特务”曾很仗义地替知青抱不平,听说有人许愿让他入党,人才变了味。更有趣的是,不久以后,有人又怀疑他的成份,他又失宠了。

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

707月团部某首长着便服来到宿舍,我正在过道给人理发,见生人进屋便轻声问身边的人,“这是谁?干什么来了?”日后,此事作为对首长不恭敬的典型被断断续续讲了一年,直到71730。许某在大会上提出此事时,还念念不忘地说:“有人见首长来了,问首长你是什么人,干什么的!”稍停一下,厉声说:“你算什么东西!”这就是“老妈妈”关心爱护知青的真实态度。

708月中,团宣传股祁股长来五连整理许某的讲用材料,李某乘机诬蔑说:“前报道组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宣传资产阶级的东西,压制正面宣传(那时我是报道组组长,李是成员,他曾极力推举报道组参加营讲用会)。”对他不顾事实,前后不一,颠倒黑白的说法原报道组的人感到气愤,于是我给团领导彭某、祁股长和许某各写一封信揭穿李的谎言,李知道后主动找我解释说:“我见你不服,就想压你,”又说:“你再三向团里写信,是不是想让团里知道我李某是什么人?你不要用我整你的办法来整我。”听他说话还算实在,我表示:“只要你不整我,咱们之间的矛盾到此为止。

实际上,他整人的活动,从未停止过。

黄参谋事件

711月进行70年四好总评,群众对连队一年来乱抓阶级斗争,将斗争矛头指向无辜群众和广大知青意见很大,对李某纷纷提出了批评。

其实,一年来五连的是是非非都与许某有关系,尤其705月份以后,连队的大小事情都由许某做主,许多事情都是许某自己或支持李某干的。由于李某是五连是非的始作俑者,又跳得最欢,而许某当时正红得发紫,所以批评的意见都指向了李某。

我把自己的问题也反映给了当时主持连队工作的黄参谋(许某参加兵团积代会去了),并根据黄参谋的指示,主动找李某谈心。李说:“这一年,我糟蹋了你,你也糟蹋了我,咱俩互相糟蹋。”我见他说的还是挺诚恳,便说:“你只要不再整我,咱们之间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

一天的“爬坡会”(当时管干部提高认识叫“爬坡”)上,李某正在作检查,女排突然有人揭发说:“李某扒女厕所”。问题一下子变得复杂了,批评他的声音更大了。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许某和黄参谋同时出现在会场上,表情严肃,黄参谋气愤地说:“听指导员跟我讲,五连有那么几个坏家伙,躲在暗处,煽风点火,鼓动群众攻击党支部。”“我领章帽徽不要了,你去告我!”说完愤然离开会场回团部了。

许某的发言道出了黄参谋发火的原因:“有人造黄参谋的谣,说黄参谋在二排说李某如何,如何,又在6排说李某如何,如何!”

形势逆转,出乎人们的预料,群众很想知道是谁造了黄参谋的谣。我请求副排长转告李某,要他把造黄参谋谣的人找出来,把事情查清楚。李某一反常态漫不经心地说:“只讲现象,不需要落实到人头!”这与他往日抓住不放的风格截然不同。没事的时候,他可以造谣生事,现在真有事了,反而要偃旗息鼓。其实,许,李二人心里最明白:有人故意制造了“造黄参谋的谣”的事件。这一招很灵,一箭双雕,既逃避了责任,逃脱了检查,又让团部知道五连知青可气,应该整!所以事后团政委会说出这样的话:“五连在总评中存在阶级斗争。”

团部首长的表态,使我明白,许、李二人的错误,想通过上级部门解决很难,只能靠自己奋斗。

入党申请书

为了表示绝不向错误政策屈服的决心,我向五连党支部呈上了入党申请书,在申请书里表示要同一切违反党的政策、路线的人或事斗争到底。并要在斗争中接受党的考验,争取火线入党。

在连队的一个早会上,“知识青年的老妈妈”许某正在那里滔滔不绝地讲他如何关心女知青的话时,我的入党申请书便从会场传上了讲台,他接过去,不再讲话,慢慢地看起来,好一会儿,他突然抬起头环顾台下,脸色一沉说道:“有人怀疑我们讲他,”停了一下,又恶狠狠地说:“讲你又怎么样!”

在当晚的排会上我针对许某的话说:“讲我不怎么样,说明你不负责任,不配一个优秀典型!”我知道这些话很快就会被他知道,这是我跟指导员的一种特殊交流方式,非常有效。

整人记事

19712月底,在全连大会上,许某推出李某作检查,李某说:“我向王某道歉,我们整他是不对的。”许某接着表态:“以后不许再叫‘老道’,再叫‘老道’,就是挑拨他同副指导员的关系。”这是李某对我作的第五次检查,也是态度最好的一次。许某是第一次正式表态。我心里明白,他俩在演戏,全是假的,只为堵群众的嘴。但我还是很满意,毕竟是他们一次最明确的表态,话也很中听。想想他们对其他人,连假的认错表示都没有。只是“老道”这个外号至今还被同连队的朋友叫着,当然没有任何恶意。

十六、七岁的北京知青张某,被逼承认偷东西。半年后,真的小偷在北京销赃被抓到了,他们对张某不仅没半点歉意,还给加了新罪名:“不老实”、“欺骗党组织”。

一个北京女知青写给男友的信,落在连队手里,被作为五连阶级斗争的“好教材”。“大牙”(当地一职工的绰号,曾是专案组成员,以整人为乐)在全连大会上用极酸的口吻念人家的信。信中 “返城”的“返”误写为“反”,“大牙”说这是“反攻”的“反”,这个女知青要“反攻回城”!

老贫农苏某家中人口多,维持生活很难,趁田间休息时,赶忙揪几把猪菜,被许某看见,指着鼻子说:“你看看你,资产阶级脑袋,光搞资本主义。”这位老职工还因利用工余或休息时间抓过几次鱼、打过猎而被当成是搞资本主义的典型,多次在连队受批判。后来这位朴实的农民为了拦惊马救人牺牲了。

借口北京一女知青(高中生)有特殊背景,对其更是肆意折磨打击,她患病要去团部医院看病,“不行!”说什么“别人行,她不行,她不能离开连队”。幸亏人家懂点医,只得忍气吞声,自行调养。

在整知青的问题上,许多老职工也不认可,总是帮知青说话,也招来许某、李某的报复,有人被抓到了把柄:

李某在职工王某家,见贴在墙上的毛主席像空白处别了一根做针线活的针,他没说话就离开了。待到深夜,带人突闯其家,指着小针抓现行,关押、批斗、殴打。其实,收拾王某不单是他敢于替知青说话,还有更深的原因:6810月,五连准备迎接天津知青那天,李同王有一段不寻常的对话:李:“老王啊,你想往上爬吗?王反问:你呢?”李答:“我想!”李又问:“你写入党申请书了吗?”王问:“你呢?”李答:“我写了。”李又说:“要想往上爬,得定个方案……。”

五连水稻专家陈某被整起因是:他把毛主席像章装在了自行车尾灯里。对他也是关押、批斗、殴打。记得在一次连队组织的讨论会上我说了一句“认识问题”,一个主持会的天津知青说:“什么认识问题,是反动,是仇恨毛主席!”

幸运的是,两人最终都没定成反革命,但原本身强体壮、乐观豁达、喜爱说笑的两位老职工,事后变得沮丧、萎靡、恍惚、呆滞。

在那个时代,整人这类问题,似乎绝对天经地义,没有错误可言。

专职积肥

在指导员宣布不许再叫我“老道”的当晚大会上,连长宣布了我的新工作:调离知青排,同两个受管制的人组成三人小组,专职积肥、拾粪、刨厕所。由一贫农任班长,工作地点:猪圈、马号及一切有粪有屎的地方;并立即搬出知青集体宿舍,住到贫农班长家。连长话音未落,全场哗然。连长马上制止:“安静,不要笑,这是支部决定。”

支部决定,人员调整,工作安排,理由很正当,也很堂皇,不能说是“报复”。

我当然必须服从“支部决定”,但要求支部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举办学习班。我的理由也很正当,不能说我对“支部决定”有“意见”。

会后一知青来到我的新住处探视,一支委急忙找此人作思想工作:“咱们都是工人阶级的后代,可不能忘本啊……。”他的话饱含敌意,令人不可忍受。

对此,我要求党支部举办学习班的愿望更加强烈了,我除了通过班排长、各位支委向许某转告我的要求,还向能够见到的营、团来人,不管职务级别,都提出了这种要求。

近一个月后,听班长说,一个营干部认为连队的作法不恰当,决定把我调离连队。“大牙”通知我去营部报到,并说我的入党申请书已转过去了。我表示在五连的问题不解决,不离开连队。许某对人说:“我们本不想整他,是他沉不住气,自己跳出来的!”同时极力推脱责任:“我们没点你的名,又没给你戴帽子,党支部没整你,工作组没整你,都是李某一人搞的,他不代表组织!”

我认为必须和许某见面,把事情说清楚。近一年来,他一直拒绝同我谈话。7141日下午5点钟,我闯进他的住处,也是他的办公地,他正斜靠在行李上与人闲聊。问:“你有事?”我说:“要离开连队了,想听听您的教诲。”他说:“好!等我把工作交待完。”他们说得很起劲:结婚生育,老婆孩子,没听到什么正事,就是不理我。我坐在桌边,一张《兵团战士报》翻过来翻过去熬时间。直到午夜,他突然一翻手腕说:“都12点了,咱们明天谈吧!”

43,我离开了连队。410,在营部看到许某,本想躲开,却被他叫住。他双拐往腋下一支,用手指着我:“小王啊!你看你,那天让我等到12点啊!”见到他那虚伪的样子,只有暗笑。连忙说:“指导员,您一个典型人物,真忙,怕影响您的工作,不想再去打扰您。但只要您同意,我随时可以回连队找您谈。”他马上说:“是-是-是!我一定跟你好好谈一谈。”

押解回连

414下午,听连队传来消息:高排长问指导员,“把他押回来还是绑回来?”我决定回连队看看。刚爬上卡车,就被营教导员喊下来。我对教导员说:“听说要把我绑回去,我去看看!”教导员说,“你来,我跟你谈!”营党委正开会,他让我等,等到深夜未见散会,书记员通知我:“你先睡觉,不用等了,明天早晨找你。”第二天清晨,教导员把我叫去对我说:“党委决定,让你回连队接受审查!”我说:“要审查,在营部审查,到连队审查,等于到阎王面前告阎王,说不出理来!”书记员插嘴,“没关系,团部、营部都去人。”我问:“出了问题,谁负责?”书记员说:“营里!”

415我随团、营专案组被押回五连,见我回来,很多知青跟我打招呼,我指着身边专案组的人连忙声明:“我是被押回来接受审查的,不要跟我说话。”“大牙”安排我住在五保户刘某家。晚上由他看着,白天两个上海知青“陪”着。“大牙”是联合专案组成员。我要求连队公开宣布对我实行看管审查。因为在这之前,连队一直对外讲:“我们没整过他呀!”

审查开始当晚,联合专案组在同连队各排代表座谈后,团部的人撤走了。第二天早饭时,一知青趁排队,塞给我一张纸条,内容是昨晚宣布的我的罪状:一是宣传封资修思想,有黑书《燕山夜话》(文革初期,受到批判的“三家村”的代表作);二是抄写淫秽诗词;三是准备组织人强奸女知青曲某。我向专案组抗议:抄写一些唐诗宋词和名言警句是一些知青练习写字要我写给他们的,内容都很健康,不是封资修。《燕山夜话》和淫秽诗词,纯属李某捏造,栽赃诬陷。至于要强奸曲某,“大牙”拿出了“证据”:“你们说过,曲某(该女知青的弟弟)是你小舅子,小舅子是什么?是姐夫的内弟,他是你小舅子,你跟他姐的关系不就很清楚了吗!”“大牙”极无知,又无赖,这种“推理”令人哭笑不得,但凡是整人,在前边张牙舞爪的总是他。

“大牙”:“你要那么多书干什么?贫下中农不读书、不看报,批判刘少奇比知识分子都好!”

我说:“要书是看的!”

“大牙”:“看什么书!有一本《毛主席语录》什么都会了。”

我说:“你们还不向中央建议,今后大学不用办了,每人发一本《毛主席语录》什么都学会了。”

“大牙”:“你别你们、你们的,分得这么清楚,你把自己划到支部对立面了。还说自己没问题。”

我说:“你们审查我,不能说‘你们’,还能说成‘我们’审查我吗?”

“大牙”:“你说你没问题,我都不敢说自己没问题,”

我说:“你有问题,为什么不交待?……”

这样的对话,除了能表现出“大牙”的无知、无赖外,没有任何意义。我要求上大会接受群众“批判”。

“大牙”:“不行!你得先承认自己有问题,才能让群众批判。”

我说:“我顽固不化,需要群众帮助。”

“大牙”:“你不承认自己有问题,不能见群众!”

他们还给我罗织了不少的罪名:

李说:他派人带材料去北京控告兵团。他说要出蒋介石全集,他要当王克思”。

许说:“五连的路线斗争越来越明显了,他有半箱子帝修反的书。”

还有不少谎言,因为谎撒得太离谱,没敢向我当面提出。

6月初的一个晚上,看管人把我从梦中叫起来,说是有事,带我来到连部经常开会的小屋。屋里一盏油灯发出微弱的光,看不清人的面孔,“大牙”让我交待问题。我毫无准备,只是说:“五连的问题,全在李某身上……。”没等说完,“大牙”站起来要揪我,我极力反抗。周排长见事不妙,示意看管人把我带离会场。事后才知道,这个会叫“贫帮会”,会上李曾躲在角落里暗示一知青上前动手。并在会上宣布:“明天,我在全营批斗他。”

奇怪的看管

4个半月过去了,专案组好像不存在了,一直没人理我,看管我的人由两个变成了一个,还照样跟着,但放松多了。我可以和连队的人一同干活,与外界可以接触。我仍然抓住各种机会向营、团反映问题,但没有结果。

5个月过去了,还是没人理会我的事,一次见到“大牙”,我问:“某师傅,咱们的事什么时候完啊?”“大牙”:“我早不管了,支部让干别的事呢。”原来他已经入党,并升为司务长了。说着,他掏出一堆食堂钱票,背面全是抄写的名人语录:“这是你写的?”“是!与世隔绝,只能用这种方式宣传毛泽东思想!他无言应对。

后来,看管我的人也不来了,于是每到吃饭、上厕所,我都主动跑到宿舍找看管我的知青,叫他跟着我。持续了近半个月,这位老弟对我说:“当初支部交给我们的任务是:看着你,还不能让你看出来是看管,但必须把你看住。现在说我被拉下水,给你通风报信,当初看管你时,我是支部培养的对象,正在接受考验,现在吹了。支部对我不满意,你又追着我,我是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左右为难!”

我理解他的难处,看下去,没结果;不看下去,又没人出来表态。的确很难。

许某在这方面很聪明:表态等于承认事实;不表态,还可以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现在他就是采取装傻的态度,想不了了之。

私拆私扣来信

一天,看管人交给我一封信,我发现信封被拆过,随即提出抗议。事后,再有来信时不再由看管人交给我,而由看管人带我去“信箱”处自取,我还是发现了被拆的痕迹,再次提出抗议后,一封来信都见不到了。我怀疑为了不让我发现他们私拆信的行为,索性把来信全扣压了。为了得到证实,我请外出或探亲回城的知青将10余封自写自收的信带出连队后再寄回连队,结果一封都没有收到。

一天,偶然在八排宿舍一知青(专案组成员)的棉手套里发现了我的一封半月前的来信,我把手套放回原处,躺在铺上等着。这位知青进屋后,躺在对面铺上,还主动跟我说话,表示友好。等同屋的人到齐后,我坐起来问他为什么扣我的信,他从对面铺猛扑过来抢手套。我顺手把手套抓在手里,掏出信,让大家看,见无法抵赖,只得承认是许某让他干的。

“黄豆事件”

7110月豆收后,场院里堆满了晾晒的黄豆。一上海知青想吃黄豆,又不敢拿,要我给拿一些。我当时虽在看管期,却是没人管的人。要收工时,我把黄豆装在棉衣兜里,高排长见了,拉我去见许,这是审查中第二次见许。许愣住了,我们都清楚,事已至此,谁也别想躲避,硬着头皮摊牌:在会上,偷黄豆,我检查;看管审查问题,许代表支部表态。

其实,许某根本就不打算开什么会,他明白,开不开会,都不会收到他期望的结果。所以,还决定采取回避态度,于是“偷黄豆”事件又无声无息,不了了之了。

对我的审查,营清查办的人曾表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

李某听后大发雷霆:“你给他定性了?他就是对审查不理解,认识不到是在帮助他……。”

许某比李某高明,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人,会表示不同意见:面对首长,他会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面对不明真相的同僚,他会说:“不能批判,我们要对他作过细的工作。”面对群众,他会说:“有些问题,还未解决,还悬着,不是不搞了,我们是看他跳,看他表现,以后我们还要办阶级斗争学习班,”

对看管我的事,支部拿定主意拖下去,耗下去。营部的态度也是拖,也是耗。

悄悄回营——不明不白收场

我静静地等,没有任何消息。我想把事情闹大点,促成问题的解决。写好了大字报准备张贴。当时兵团规定,不准贴大字报。我想把材料交到营部,只要半天内不答复,就有理由把大字报贴出去。没料到,还不到一个小时,营部来人把我接走了。营部也在寻找时机。刘教导员说:“你回来吧,过去的事别提了,我过去挨整的时候比你厉害。”对刘教的表态,虽然很不满意,但可以理解。

第二天我找到陈副教,我说:“当初大张旗鼓押我回连队,一年后却悄悄回来,总该有个结论吧!”陈副教说话了:“那是1971年,现在是伟大的1972年,你就该回来了。怎么?你还想让党支部向你赔礼道歉啊!”

陈副教的一席话令我难以接受,它又一次教育了我――解决这种问题,不能寄希望于组织或上级部门,只能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解决。――我把写给许的信做成摘录,散发给我认为很正直、有头脑的知青们,让人们认清这个“知识青年的老妈妈”。我认为利用书信摘录比利用名人语录对许的揭示更直接、更有力。

在五连时,许想方设法避开同我见面,但当我离开五连后,他又不甘心了。据说当我在营部享受探亲假准备回家时,许跑到营部质问刘教:“谁教你们把他放走了?”刘教对他的质问好像有些不满,说了句:“你把他整了两年,人家最后没要求什么,够可以了,不要再没完没了。”许忿忿地走了。又据说,事后刘教后悔了:“不该为了一个知青,弄得我们干部不和。”(刘教与许当时同是6团团党委成员。)

“偷麻袋”

在看管期间,许曾扣留了我自己装行李的麻袋,说是偷连队的东西。我服从营党委的决定,决心无条件悄悄离开五连。在五连的是是非非没作任何解释,也没有任何结结论。像麻袋这样的事情,我本不想同他们计较,没有讨要这麻袋。

但是他们又开始拿麻袋这件事做文章。许向新单位的领导介绍我:“他有严重问题”。“他偷连队的麻袋!”

对许的没完没了,继续“编故事”的行为,实在令我气愤。我决定要回自己的东西。我通过正在五连办事的营保卫干事于,传话给许,于又转达许的话给我:“许指导员说了,麻袋还你可以,但要你拿发票来!”我说:“许说得对,很合理,没有发票的东西就是偷来的。我去拿发票。不过请你转告他,等他不在屋的时候,我会把他的行李搬走,那时,他不拿出发票来,就别想要回去!”于又去找许,回来后对我说:“许指导员说目前正是用麻袋季节,连队想先借用一下,可以吧?”我说:“连队急用,可以,如果需要,我还可以贡献床单,但请告诉他,以后不要用‘偷麻袋’来搬弄是非。”

我跟于的接触只这一次,但他就事论事的行事方法,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时,我们在五连听到的都是:“我们不能就事论事,我们要用阶级斗争的眼光看待、分析一切人和事。”在许某、李某眼里,一切都是阶级斗争,只要把人和事挂上阶级斗争,就能成为他们的英雄事迹。

离开六团

1973年春,六团向六师转调大批知青,营部借机想把我调走,并把我的瓦工工种改为木工,在当时,这绝对是领导对我的恩惠,其实我一天木工活都没做过,但他们认为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整整三天,我往返于六师参谋长和六团军务股之间,如果六团对我的问题有个正式结论,或者六师出面帮我跟一师交涉处理这些问题,我会毫不犹豫去六师。最后六师把我退回六团,而营部的意见是,不去六师可以,但不能留在六团。

当时一师正组建工程连,要我去工程连。我想,只要不出一师就有解决问题的机会。在团部开调令时,发现工种又变成了瓦工,说是营部电话通知的。我找到宗股长:“这几天我一直是木工,怎么开成了瓦工?”股长当即批示办事员说:“他是木工。”我拿着团部的调令刚回到营部,听说营部的调令刚送去团部,工种还是瓦工。

90度的一鞠躬

1973726,兵团落实有关知识青年问题的21号文件,营教导员刘德地寄给我一封以个人名义写的道歉信。

此时,我已身心疲惫,在逆境中,虽然没有屈服,没有低头,但耗尽了精力,感到很累。

一年后,我回一营,偶遇李某,当时我正下车,他准备上车,看见我,突然对着我慢慢地弯下腰,深深地一鞠躬,身体弯过90度。我们都没说话,他上车走了。我沉思良久:难道是歉意?!

回顾当年,那是政治生活极不正常的年代,那是少数人横行,多数人无奈的年代。在那个年代,黑白被颠倒,正气被压抑,邪气受推崇。

每逢提起那段历史,人们常常感叹说:“那年代把人都扭曲了!”其实,不如说是那个年代给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机会,使这种人得以充分表演和暴露。生活就是一场戏,各种人物都要登台亮相。

这种靠“运动”﹑靠权术起家的人,在那个年代能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在当前就会不择手段捞取不义之财。

不信!查查已落网的腐败分子在那个年代的历史,肯定是不光彩。

 

离开兵团已经30多年了,文革也早已被国人深恶痛绝,今天回首这些痛苦的往事,只是为了记录下一个真实的年代发生的真实往事,并由衷地希望这样的事情永远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人应该永远绝迹。

作者说明:

此文不是文学创作,文中事件、情节、时间、人物、对话全是实录,为的是想让那些没经历过“下乡”,更没经历过“文革”的人能知道——“文革”中政治家们以堂皇的理由,疯狂地打击对手的后果是: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和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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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roarforward 回复 悄悄话 本人作为文革的赞成者,读了此文,不由得深思!!!
我相信作者的诚实。也谢谢作者的诚实。
文革不能简单用“对”或“错”来评价,那样太粗略了。
钟鼓楼豁口 回复 悄悄话 俺觉得一个人的品德,和他所处的哪个年代,什么政治背景是没有多大关系的,如果一个人品德恶劣,走到哪都是一样的,这样的人最叫人深恶痛绝了,特别理解作者写这篇文章此时此刻的心情.
SUNNE 回复 悄悄话 那个年代,任何地方都有像李某这种人物,整人是他们的乐趣。
陕北老农 回复 悄悄话 多少年了一直争取入党,申请书写了有一米高。据说讨论时我不能入党的两条罪状,一,某人入党时,在下幸灾乐祸的说了,这下好了纯洁了群众队伍。二,老婆一家都是军人,老婆在军队混了八年也没入党。结婚时办公室主任问我她是党员吗?当然不是了,我敢操共产党吗?两条罪状,加上党也不靠拢我,终身未能跨入此门。甚憾。
陕北老农 回复 悄悄话 多少年了一直争取入党,申请书写了有一米高。据说讨论时我不能入党的两条罪状,一,某人入党时,在下幸灾乐祸的说了,这下好了纯洁了群众队伍。二,老婆一家都是军人,老婆在军队混了八年也没入党。结婚时办公室主任问我她是党员吗?当然不是了,我敢操共产党吗?两条罪状,加上党也不靠拢我,终身未能跨入此门。甚憾。
ASUN 回复 悄悄话 "文革也早已被国人深恶痛绝"
这一句话,我无法同意。事实是,文革具备十分广泛的群众基础,左粪绝对比要民主的人数多。
而且我断定,在不远的将来,文革还会回来的,这一次新文革会血流成河,再次把中国打回石器时代。
SHIWANG 回复 悄悄话 这种靠“运动”﹑靠权术起家的人,在那个年代能不择手段捞取政治资本,在当前就会不择手段捞取不义之财。

他们和他们的太子公主们可都是现在的当权派!
星星光 回复 悄悄话 可悲!可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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