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草园
野草的乐趣就是疯长。而且，杂草丛生的地方才是最自然、最接近本质、最能触摸到心跳的地方。
正文
今天，“呼唤教育家精神理论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很多老一辈教育家和中青年教育家，与各界人士共同交流和总结基层教育创新的经验，研讨和弘扬教育家精神，鼓励更多的人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中成长为教育家。
中国是个盛产教育家的国度，自孔子开创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圣贤的先河，教育之光照亮了文明古国的历程。现代以来，以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黄元培、陈鹤琴、梅贻琦、张伯苓等为杰出代表，教育界大师云集，今天中国现代教育的各个领域，都是五四一代教育家所开创耕耘的。然而，当我们讨论和呼唤教育家时，不得不频频将目光转向过去，却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关于今天为什么缺乏教育家，有这样的说法。一曰我们对教育家的定位太高，如果以企业家的概念来比照，则我们并不缺教育家。的确，如果换一个角度，简直是教育家满天飞，他们大多是重点学校的名师、名校长，正如流行的教育理论那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是，他们与人们心目中的教育家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二曰在文教不发达的艰难时世，易出教育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科层化制度下，难出“个人英雄”、个人魅力型的大家。这说出了部分的真理。毕竟，我们曾经历过一个“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阶级斗争时代。在集中计划、“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今天教育家的成长空间远较前辈为小，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制度条件下，总有一些人会做出不同凡响的工作，创造令人刮目的业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中，涌现出以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典型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家。在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的形势下，仍然有闪光的亮点。
如安徽省铜陵市积十年之功，成为一所没有择校的城市。在李希贵的带领下，山东省潍坊市成为教育均衡发展、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的先进地区。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学校校长杨瑞清，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把一所薄弱的农村学校建设为优质学校。曾为上海市重点名校的校长，吴小仲退休后到浦东郊区的一所薄弱学校，将它改变成优质学校。企业家聂圣哲，在安徽农村创办了以农村贫困儿童少年为对象的平民学校和“鲁班木工学校”。曾经的企业家姚莉、张芳，按照NGO和社会企业的模式创办了面向初中后打工子弟和打工妹的职业培训学校。在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的支持下，在海南省石屋乡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农村社区大学。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校长康毅，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通过“村校结合”的体制，把学校建设成为乡村活跃的学习中心，使得教育与农民的生活改善、增进个人幸福紧密相连……
陶行知曾撰文说，“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们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他呼吁敢探索未发明的新理、有胆量创造的”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开辟的教育家“。如同企业家精神一样，教育家精神的核心，也是创造精神。与过去相比，由于更为稀少，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家就更值得重视。
上述那些教育家（或未来的教育家）的作为，标识了教育家与教育理论家、教育专家的区别。古往今来，真正的教育家无不是在亲自办学的实践中炼成的，从而将教育提升为感人肺腑的艺术。而且，他们不是普通的行动者，他们改变现状的努力，有思想和理想的引领，关注弱势群体、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推行生活教育和平民教育，他们一直在执著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从而使他们的探索具有超拔于现实的精神价值。有先进的思想、有坚韧的行动，有非凡的创造的第一线的教育者，他们就走在了陶行知所说的“第一流的教育家”的路上。
值得认识的是制度环境和教育家的交互关系。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重要的是改造我们的土壤，造就有利于大量产生教育家的制度环境。
这无疑需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改变“教育局办学”、“教育部办学”的落后状态，让学校真正拥有办学自主权，让“教育家办学”成为普遍的现实。然而，这种整体性的制度变革究竟如何产生，仍然是值得探究的。我们当然要呼吁教育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呼吁将教育体制改革提到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整体制度环境尚未改变的情况下，那种来自教育家个人的勇气和创造力，那种自下而上的、一点一滴的突破、探索的巨大价值。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环境中，人的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是社会变革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一场真正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努力的合力。基层和民间自发、自主的改革探索，广泛的公众参与，同时也是宏观体制改革重要的启动机制。应当说，今天，我们比以往更有条件、更有可能去追求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去呼唤我们这个时代“第一流的教育家”。
中国是个盛产教育家的国度，自孔子开创有教无类、人皆可以为圣贤的先河，教育之光照亮了文明古国的历程。现代以来，以蔡元培、陶行知、晏阳初、黄元培、陈鹤琴、梅贻琦、张伯苓等为杰出代表，教育界大师云集，今天中国现代教育的各个领域，都是五四一代教育家所开创耕耘的。然而，当我们讨论和呼唤教育家时，不得不频频将目光转向过去，却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
关于今天为什么缺乏教育家，有这样的说法。一曰我们对教育家的定位太高，如果以企业家的概念来比照，则我们并不缺教育家。的确，如果换一个角度，简直是教育家满天飞，他们大多是重点学校的名师、名校长，正如流行的教育理论那样花样翻新，层出不穷。但是，他们与人们心目中的教育家仍然有相当大的距离。二曰在文教不发达的艰难时世，易出教育家；而在和平建设时期、科层化制度下，难出“个人英雄”、个人魅力型的大家。这说出了部分的真理。毕竟，我们曾经历过一个“教育无学”、“教育无家”的阶级斗争时代。在集中计划、“大一统”的管理体制下，今天教育家的成长空间远较前辈为小，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大致相同的社会环境、制度条件下，总有一些人会做出不同凡响的工作，创造令人刮目的业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教育体制改革中，涌现出以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华中工学院院长朱九思、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邓旭初、深圳大学校长罗征启为典型的教育改革家和教育家。在90年代严重的应试教育、教育产业化的形势下，仍然有闪光的亮点。
如安徽省铜陵市积十年之功，成为一所没有择校的城市。在李希贵的带领下，山东省潍坊市成为教育均衡发展、中小学办学体制改革的先进地区。南京市浦口区行知学校校长杨瑞清，按照陶行知生活教育的思想，把一所薄弱的农村学校建设为优质学校。曾为上海市重点名校的校长，吴小仲退休后到浦东郊区的一所薄弱学校，将它改变成优质学校。企业家聂圣哲，在安徽农村创办了以农村贫困儿童少年为对象的平民学校和“鲁班木工学校”。曾经的企业家姚莉、张芳，按照NGO和社会企业的模式创办了面向初中后打工子弟和打工妹的职业培训学校。在晏阳初农村教育发展中心的支持下，在海南省石屋乡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农村社区大学。山西柳林县前元庄实验学校校长康毅，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通过“村校结合”的体制，把学校建设成为乡村活跃的学习中心，使得教育与农民的生活改善、增进个人幸福紧密相连……
陶行知曾撰文说，“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们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他呼吁敢探索未发明的新理、有胆量创造的”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开辟的教育家“。如同企业家精神一样，教育家精神的核心，也是创造精神。与过去相比，由于更为稀少，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家就更值得重视。
上述那些教育家（或未来的教育家）的作为，标识了教育家与教育理论家、教育专家的区别。古往今来，真正的教育家无不是在亲自办学的实践中炼成的，从而将教育提升为感人肺腑的艺术。而且，他们不是普通的行动者，他们改变现状的努力，有思想和理想的引领，关注弱势群体、农村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推行生活教育和平民教育，他们一直在执著地追求好的教育、理想的教育，从而使他们的探索具有超拔于现实的精神价值。有先进的思想、有坚韧的行动，有非凡的创造的第一线的教育者，他们就走在了陶行知所说的“第一流的教育家”的路上。
值得认识的是制度环境和教育家的交互关系。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重要的是改造我们的土壤，造就有利于大量产生教育家的制度环境。
这无疑需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转变职能，改变“教育局办学”、“教育部办学”的落后状态，让学校真正拥有办学自主权，让“教育家办学”成为普遍的现实。然而，这种整体性的制度变革究竟如何产生，仍然是值得探究的。我们当然要呼吁教育改革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呼吁将教育体制改革提到国家重要的议事日程；与此同时，我们也意识到在整体制度环境尚未改变的情况下，那种来自教育家个人的勇气和创造力，那种自下而上的、一点一滴的突破、探索的巨大价值。事实上，在任何时代、任何制度环境中，人的这种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是社会变革最活跃、最重要的因素。一场真正的改革，往往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努力的合力。基层和民间自发、自主的改革探索，广泛的公众参与，同时也是宏观体制改革重要的启动机制。应当说，今天，我们比以往更有条件、更有可能去追求理想的教育、好的教育，去呼唤我们这个时代“第一流的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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