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46)(“你应该去打胎”)1992年,我的妹妹结婚了,她嫁给了一个非常勤奋善良的公共汽车司机。由于我妹夫的老家不在我们那个城市,他与我妹妹结婚后就跟我父母住在一起。1992年底,我妹妹怀孕了,当时正赶上我爸跟我妈闹离婚打得不可开交。1993年春节,我从北京回家探亲,看到我母亲很伤心。由于我妹妹偏信我父亲那个没有第三者的谎言,她与我母亲连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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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45)(爸爸的私房钱)
记得在1991年,我的父母从老家到北京来玩儿,我陪着他们逛了香山,颐和园和八达岭等风景名胜。
那时候,我父母多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个很难调和的地步,我妈妈依然是那么泼辣,我爸爸仍旧用他特有的一套办法把矛盾激化。
有一天,我们三人正在天安门广场散步,我爸爸把我拉到一边,他悄悄告诉我他已经存了多少多少钱,他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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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44)(一把钥匙和一个苹果)
由于我所在的公司福利很好,即便是单身,也常常可以分到一室一厅的新房子,这在90年代初的北京是非常让人羡慕的事。
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也是北大毕业的,他现在是北京一家很大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1992年的一天,这个朋友来找我,拜托我帮他一个忙。他告诉我,他最近遇见一个女朋友,他想与她上床,只可惜没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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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43)(处长的“555”牌香烟)
我在北京工作时,我们公司经常有宴请和外事活动。每次吃完饭,我们都会得到一两条名牌香烟,象“万宝路”,“骆驼”等等,香烟的价格全部包括在饭费里由公司报销。
虽然我是一个从不抽烟的人,我还是会把分到手的香烟拿回家,不要白不要嘛。有时候,我会把那些烟拿去送朋友,实在想不出有什么朋友要送的话,我就会把这些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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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42)(在法国看脱衣舞)
当我从来没有出过国的时候,我想象中的西方社会是一个绝对人文和性爱自由的地方,而中国给我的感受则是人的压抑,尤其是性的压抑,因为那时候住的地方都是公司分的房子,白天和晚上看见的人全是公司的同事,无论做什么事都在公司同事的眼皮底下,我随时随地都要在他们面前做出道德品质良好的样子,因为在国家的大公司里,别人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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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41)(“七把叉”)
记得小的时候,看过一个连环画故事。从前,有一个外国的乞丐被富人们利用,为了证明他的胃口大,就让他在公众面前狼吞虎咽地吃很多很多的东西,以达到被富人取乐的目的,富人们就给他取了个名字叫“七把叉”。最后,这个乞丐的胃被彻底撑坏了,再也吃不下东西,他于是就倒在街头给冻死了。
在美国纽约市,每到7月4日美国国庆节,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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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40)(不会吃烤鸭)
参加工作后,我就常常会参加外事活动,与外商谈判,吃饭是很平常的事。
记得我第一次与外宾吃饭是1990年初在王府井的全聚德烤鸭店,当时我们公司的一个副总裁也在场。
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吃过烤鸭,我以为吃烤鸭就是拿起烤熟的鸭子送到嘴里啃啃罢了。
到了全聚德的那个包间坐定后,我发现厨师把烤熟的鸭子一片片削下来放在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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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39)(拒绝上帝)
1989年12月底,我在河北省下放劳动后回到北京总公司,好事就来了。
我们公司里有一件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来公司的新人,如果谁先被公司派到国外出差就证明谁在公司混得好。在我们世界这个巨大的名利场上,谁不盼望成功,因为成功意味着在人面前可以把头抬得更高,因为成功的人就会有权力,金钱和别人的羡慕与赞许,成功的人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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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38)(下放劳动)1989年7月30日,我去那家大公司报了到。那一年,所有的应届毕业生都被所在单位送到工厂或地方的基层去劳动锻炼,因为政府要我们这些刚刚经历过学潮的人彻底认识到中国的国情,让我们清醒反思,以达到接受社会最基层再教育的目的。政府规定的劳动期限是至少一年。现在我们不再是学生了,是社会的一员,所以自然就得听政府的话,有人敢不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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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事(37)(中国的早上五点钟)
我在89年6月4日凌晨5点种回到人大时,校园里的气氛非常之热烈。没有一个人在寝室里呆着,所有的学生都站在外面高声议论着这个不可思议的中国之夜。他们不明白,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怎么就这样让坦克给碾得粉碎呢?他们在等待,今日早晨的中国还会有黎明吗?
不时有从天安门广场和长安街上象残兵败将一样撤退回来的同学,他们蓬头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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