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事 (38) (下放劳动)
1989年7月30日, 我去那家大公司报了到。
那一年，所有的应届毕业生都被所在单位送到工厂或地方的基层去劳动锻炼，因为政府要我们这些刚刚经历过学潮的人彻底认识到中国的国情，让我们清醒反思，以达到接受社会最基层再教育的目的。
政府规定的劳动期限是至少一年。
现在我们不再是学生了，是社会的一员，所以自然就得听政府的话，有人敢不听吗？如果饭碗给弄砸了，那上大学的意义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人都把生存的需要放在理念和信仰之前。
我到了单位以后，没有把受伤的事告诉任何人，因为我知道这不会对我有任何好处，学潮早已经被政府定性为“反革命动乱”。从字面上讲，革命就是杀人，反革命就是反对去杀人，所以，我始终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人或一群人可以有杀害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的权力呢，为什么动不动就要革人的命呢？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上帝才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因为我们都是他创造的，
我的单位有一个从经贸大学来的应届生，他一来报到后，就告诉别人他在6月4号那天脸上受过伤，单位一听，就立即把他给开除了。
我常想，即便是人犯了错，原谅他比惩罚他的效果一定好不知道多少倍，因为原谅是基于爱，惩罚却有很多仇恨的因素在里面。
我去的那家公司是属于经贸部直属企业，待遇相当好，公司的人出国就跟在国内出差一样。几乎每个星期，公司都会发各种各样的福利给大家，从鸡鸭鱼肉到水果罐头，从酒油酱醋到花生白糖，应有尽有。也许上帝知道我有时比较好吃吧，他一定要让我到这个公司去体验一下人倒底是不是光吃东西就可以饱的。
这家公司太好了，所有的外贸业务都是代表中国政府做的，关系到中国的国计民生，公司的业务总是十分繁忙，所以公司的权力自然也很大。我们这些刚到公司的新人也沾了光，因为公司决定，我们只需要下放劳动三个多月就可以回总公司上班了。
新来的大学生全部被分配到公司在外地的下属企业，名为劳动，实则是走过场。
我与其他五个人被分配到公司在河北省的一个葡萄酒厂，那个地区是一个盛产葡萄的地方，因为早晚温差大，适合葡萄生长。那里唯一的缺点就是风沙比较大，很多女人都会在街上用纱巾蒙住脸。
我们被安排免费住在厂招待所，那里非常干净，因为有些欧洲客户来酒厂谈生意时也住在那里。
八，九月份正是葡萄的收获季节，整车整车的葡萄就会被送到酒厂的榨汁车间来，我们这几个“公子”和“小姐”不需要干任何重活，我们是总部来的，都将成为这个企业未来在北京的上司，所以厂领导只是让我们在各个车间参观了解或打打下手。
大概我们唯一的抱怨就是食堂伙食不好，每天都是馒头和土豆烧茄子，就是把厂里的葡萄酒“顺”回来喝也打不开我们的胃口。不过，由于酒厂离北京很近，我们每隔两个星期就可以回北京开荤。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的到来工厂损失了多少瓶葡萄酒。坦白地说，我至少有从车间陆陆续续“拿”了30多瓶酒回北京送朋友，在89年，厂里的一瓶酒是卖17元人民币，2006年1月回国时，发现那个牌子的酒有的卖到100 多元。
我们从榨汁，发酵，配料，瓶装，包装各个车间走马观花下来，也算是把怎样酿造葡萄酒给看会了，我最喜欢干的活就是给灌好酒的瓶子包那一层又白又软的纸，一来可以坐着与工人们聊天，二来也可以用我干的活去帮助其他工人，因为工人们干活是有强制的定额。
1989年12月，就在我们要结束锻炼的前几天，酒厂所在的那个地区发生了三级左右的地震，当时正好是晚上，我们在睡觉，同屋的那几个哥们儿吓得从我们一楼房间的窗户钻了出去，我当时根本就没有起床，怕死有什么用呢？
很多人一生都在逃避痛苦和死亡，但是看看哪一个人逃脱了呢？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永生，活着根本就没有意义，这个地球上究竟死过多少人有谁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的生命就象肥皂泡，总是有到尽头的一天。
我们万万不能不提的问题是，到了人生的那个尽头以后还会有什么发生呢？如果人生的结局就是加减乘除等于零，那你在这一生得到的所有东西全是虚空，你所有求到的地位和物质财富根本就是枉费心机。
很多人总是本末倒置，他们明明知道死后什么都带不走，却绞尽脑汁，拼死拼命地在这个地球上挣啊，捞啊。但是，你一旦跟他们说，信耶稣你们就一定能得永生，他们就对你耻之以鼻，他们会说，“真无聊，耶稣能给你饭吃吗？”
看看天上的乌鸦，他们也不种，也不收，他们也不仓，也不库，上帝难道没有喂饱它们呢？如果上帝能照管花鸟鱼虫，他能把你给忘了吗？
所以，人不是光吃饭就可以饱的，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能够得到永生。
如果你不信的话，就请你向耶稣祈祷吧，他一定会把永生的礼物交给你，就象当初他把永生带给我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