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让我们回到山丘树丛里窜来窜去的是接下来不久的69年“反苏备战”。珍宝岛事件后,校门口的宣传栏上张贴出苏联远东以及日本海岛轰炸大连的飞行图和所需的飞行时间,以及近代战争史上发生突然袭击事件的警示文字。学校和家家户户的窗户这时都贴上了“米”字纸条来加强玻璃对抗爆炸的冲击。离我们家一站远的斯大林广场上那座高大的苏军铜像曾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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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之“文化大革命”起首的“文化”这两个字之高冠,范畴也属于文化领域的教师们便在文革的爆发中被首先推入到运动的浪潮中,成为红卫兵造反的对象之一。这番猛然到来的冲击,造成教育界顷刻间一片混乱。但小学的状况还不算严重,秩序仍然能得到维持。68年工宣队进驻学校后,文革运动在我们课堂上便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忆苦思甜是文革的基本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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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换了位严厉的老师,课堂的秩序得到了恢复。我势必还是个能够自觉读书的学生,不是老师的问题人物。这期间,我们手中领到了文革爆发后下发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导下的首版教材。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学习在孙老师的带领下进入了相对正常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自行处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语文课上的烂尾楼”所产生的恶果,开始在我的身上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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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的课上课后的持久伙伴说到底还是一帮男同学。其中喜欢当个头的是位长得方头方脑说话洪亮的伙伴,班里除了大王和二王差不多就该是他的了;另一位群里活跃的是身上颇有些文采的伙伴,爸爸在工学院里做司机;我的来自军队家属的伙伴也在这里;还有一位送过我孔雀鱼的,加上其他一两位。学校里学业的绸落也使得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共度时光。和我在幼儿园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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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造反有理”口号响彻云霄。在这股革命浪潮中,群众纷纷批倒批臭各级当权派,将他们赶下台。这是社会上的事儿和我们无关,造反夺权并不出现在复课闹革命后的小学的校园里。之前班级的“当权派”继续当官。这当然和老一辈教师依然喜欢传统的乖孩子有关。这点和我后来上中学遇到的文革中毕业出来的新一代年轻教师就不一样了。我们班级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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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导下的新语文课本出来了。新的课文不会出现孔融让梨之类的故事了,代之的是领袖诗词,歌颂领袖的赞歌,批判万恶的旧社会的批判稿,学习英雄的宣传稿,等其他宣传革命的选文。文革之后专家评价我们文革中用的第一版课本:“干巴巴的选文,没有写作,也没有练习,缺乏基础知识和基本能力的训练。课文导读中除了思想政治方面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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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的课程还没有结束文革就爆发了。虽然小学没有出现像中学那样学生批斗老师的情景,我们的高年级生也并不乏革命精神,他们将教室“革”得一地桌椅七横八躺。自然,学校停课了。时间1966年。当时,我们一年级语文课的拼音正好学到三个字母的元音。这是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烂尾楼”在我们这一届语文学习上的坍塌点。这个坍塌点如果接下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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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学,就是不一样了。我开始参与家属楼里的“社区事务”了。政府发放如布票、生活用品票(文革后还有肉票、鸡蛋票、豆腐票)等票券,小小的我去楼里的负责人那里混在大人和大孩子们中排队领取。楼里还有一项公共事务:因为每一门洞八户人家共用一只电表,所以同一门洞的住户每次轮流一家,根据各家耗电度数,负责算账和收费。临到我们家,大人算好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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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市场上的商品已经开始变得多样丰富。我去秋林商店旁边的饭店买大米饭,途中会经过一家南货商店。那里展示琳琅满目美味的橱窗陈列着方方大大的金黄色沙琪玛,以及手掌那般圆圆厚厚的蛋黄面糕,让小小的我每每路经时总忍不住多看几眼。我每天的午饭常会有一根广水肠,由妈妈在单位蒸熟,我去单位吃完午饭后匆匆赶去上学。家里的午饭通常在单位食堂就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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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学区的分配我入学松山小学(文革后改名红岩小学)。这所小学也坐落在一处宁静的山脚下,校园有三个从教学楼后面的山地中平整出来的宽敞的大操场。校园的背后便是那座今天山顶上立着大连电视塔的大山。上学后,我开始接触一个由我家周边、松山小学、和幼儿园连成的几乎等边三角形的新天地,这每个边大概要走二十多分钟到半个小时。那天,身背书包、书包上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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