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童年 21

下放农村开启我新一段的童年。我童年的主体无疑属于城里那段时光；用当时火车儿童票限定的身高一米三的要求，我余下的农村童年时光只有一年左右了。

 

汽车赶在太阳落山前到达我家落户的村庄。车开到一处开放着的、墙还没有围上的院子里，停在一排有着四间屋子的房子前。众多已等候在院子里的村里人一起动手，瞬间就把我们那点家当搬进了四室房子中把头一间还没竣工、窗还没安上的屋子里。屋子由厨房进入，厨房是四室房子中的一间屋子，正面中间开门通向院子。厨房另一侧连通的两间屋子已住上了人家。爸爸让众人将卸下的煤倾倒在厨房我们这半侧的地上，用清空下来的几件草袋将屋子那扇空窗框挡上，再找出一条被子挂在屋子进入厨房的门框上。众人在厨房我们这一角砌上带来的大铁锅，连上手拉风箱，水缸灌上些水。我们一家就算安置了下来。

 

安置家那当儿，生产队第一时间就和我们家做上了交易。当看到卸下的煤乌黑亮铮铮的，他们说，这难得的好煤可以用来打铁什么的，比他们手中的无烟煤好多了。舍不得被我们烧饭消费掉，他们就用无烟煤换取了我们的“大烟煤”。在热情地帮我们搬家同时，他们就像问候个熟人那样地问道：“挣多少钱？”。瞬间，全村都知道来了一家“大户”。

 

天色很快暗了下来。晚饭时村里有一户人家送来一份从来没见过的食物，乌黑色一粒一粒地装满了一大盘。过后才知道这是地瓜做粉丝剩下的残渣粒。这道几乎没有味道可以记下来的菜，那个颜色却一直让我不能忘怀。每见到地瓜我都会想象里面的白色随着人们喜爱吃的粉丝被抽走后所剩下的残渣会是什么样的乌黑色？就是这样的乌黑色地瓜残渣填饱了我当晚的肚子。那时村里还没有电，家里拿出带来的煤油灯，挂在还没贴上白纸的泥土墙上点燃，屋内依旧光线黯淡。饭后，听着房外冷风吹在窗户上草袋发出的丝丝声，全家五口人挤在一张炕上早早躺下。我第一次躺在土炕上，开始了我在农村岁月的第一夜。

 

这是一座有近三十多户人家的村子。村子前面是一片平坦的田地，东侧相邻一座杂有灌木丛和耕地的小丘，西侧隔着一水塘躺着一条平时并没有水、对岸又另是一个村庄的小沙河。村子背后的一小丘后面不远处有一群小山林，山前又有另一个村庄。在我们之前，村子里已有四家“下放户”从城里落户到这里。“下放户”不带工资。和我们同一个屋檐的便是其中的一户。原本他们家在城里靠修自行车谋生，现在家中大妈带着都已成年的三男一女，其中老大患有精神病，落户到这里。我们被临时安排住进他们家还没盖好的房子，直到生产队盖出我们的房子。他们一家人热心地帮助我们度过开头的难关。第二天一早第一件事就是那位大妈教我们生火做饭。另外三家状况类同。有一家女青年患严重的心脏病，几乎没有多少劳动能力。有一家就是老两口子，也干不了什么大活。两口子有一做海员的独生子，已经自己在城里成了家。另一五口之家是这几家下放户中全员壮劳力户，他们被下放主要是因为出生不好。这四家都是在革委会成立后执行“不在城里吃闲饭”最高指示时被下放的。除了我们五家外来户，当地的村民都姓同一个姓，各家彼此亲戚套亲戚。

 

很快，我和弟弟就学会从水井中用扁担钩着水桶打水，学会挑水，学像当地人一样直接用水瓢从缸里舀水喝。如此这般，像当地的孩子一样，开始拾草捡粪。搬到自己的新盖的三间室房后开始养鸡养鸭，有了猪圈开始养猪，有了一块分到的自留地，开始沤肥种菜。春天起开始种土豆，种小白菜，种黄瓜，种茄子，种芸豆…….收了土豆，再种大白菜，大萝卜，胡萝卜…..成了实打实的自家小社员。想不到，第一年，我家种的黄瓜竟是全村自留地里长得最好的。当时，我还和城里那位最要好的军属家庭的同学小伙伴保持着书信往来。我把当小社员的新鲜事儿写给他看。他告诉我之后班里又谁谁谁成了数学学霸…….

 

我新的农村小学就在我们村子前面那片平地的前面，五、六分钟的路。石头房子的校房呈L状，共有七、八间房间作教室。不足半个足球场大的操场竖立着一对篮球架。学校一个年级仅一个班，学生来自本大队自然形成的、分散在长宽七八里一片区域里的八个村庄的住户。每个村庄是一个独立核算的生产队。学校老师基本都是男的，只有一位女老师。我进入四年级，男班主任和我同住一个村。班级有六十名左右学生，其中竟有九位像我这样的来自“五七战士”的家庭：差不多每一个生产队有一到两户，且大家的父母年龄都相近。班里只有一位下放户家庭的孩子，他做我们的班长。其实每个生产队的下放户都比“五七战士”家庭多，但下放户的大人年龄上一般都高出“五七战士”半辈子，他们的孩子大多数已经成人或者接近成人。农村同学岁数差别大，有的比我大出三四岁。除了岁数上有别于城里来的，竟还有一位岁数差不多的同学被说是不久前才断奶。同村的同学是三位女生：一位做班副，曾经跟家里闯过北大荒，见过些世面；另一位在家里做老七，上面有六个姐姐，妈妈还在继续努力；剩下一位腼腆不太说话的，平时就跟在班副的后面。

 

农村天高皇帝远，这里的学校没有城里的一进校园就见到的“学校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大标语所宣示出的那种阶级斗争气氛，农村还承续着尊重读书人的传统。学校里唯一一位来自我们村的农宣队贫农大爷只是偶尔进驻。他建国后从部队复原回乡，患有严重的哮喘，和老师打交道时给予尊敬如同自己就是一个普通农民，到学校就是和大家打打乒乓球，和学生们说说话，没有半点城里工宣队成员那种威严和管人的样子。学生在学校成绩好就是好，没有别的弯弯说道。只是农村人家在那个年代不太重视读书，成绩好的大多是像我们这些城里来的。农村学校师资比城里的差一些，有部分领取大队工分的甚至都不是科班毕业，而是由当地“读书人”选上来的。但他们认真讲课本。我的班主任领工资收入，是村人中唯一吃皇粮的当地人，也是科班老师中唯一的本大队人。其他几位为数不多的科班老师要骑自行车骑很远的路来上班，有一两位还不得不经常在学校住宿，周末才回家。农村物质匮乏。男同学们唯一的玩具是猪肘和猪蹄间卸下来的一块小骨头，玩法如同城里的翻烟纸牌。大家最好的零食是花生榨油剩下的压块饼渣。

 

“学校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在这里就是农忙时老师带领学生们去各个生产队劳动：从插秧、上肥、除草、抗旱、…….到收割，无一不包括。这儿种有水稻、花生、大豆、玉米、高粱、地瓜等，农耕时我们只被派去插秧。其他的农作环节，我们的劳动就不仅限于水稻了。各种劳作中感受最“现代化”的是上化肥：只需简单地将混有化肥的泥丸踩入成长中的作物的根部就完事。劳动休息期间，大家都盼望能得到点慰劳，甚至在去劳动的路上都会猜会分到些什么吃。一般有的分我们一个煮地瓜。能有煮花生是让大家最高兴的。也有挑几桶水应付的。遇到这样的，劳动结束后，都能听到几个血气大的小伙伴骂上几句。

 

“学校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比较对题的一次，是我们竟被带去各个生产队平坟。上面说不能“活时用地，死后占地”。遇到村民阻力，上面搞不动的，便把我们小学生孩子们派上场。这又让我看到文革初平大连第二号人物许西的母亲墓的一幕。这次的墓都是草民的，期间遇到一座入葬不久的，搞得几个同学事后说当天晚饭都吃不下去。

 

“学校必须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真正被用到点子上的，是大队书记将我们学校变成革命文艺节目的排练基地。那几年我们大队的文艺演出在公社总能排名第一，书记大人十分风光。演员中一大半来自我们学生，城里来的是主力，之中不少城里时就有过文艺功底。我们的班长，装扮成一位头上捆着白毛巾的陕北农民，唱“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越读那个心理越亮堂…..”他有节律地晃动着头同时舞动着长长的烟杆，那神态下面农村大妈不用听歌词就已经忍俊不止了。我们的班主任拉二胡，上课之外十分热衷演出。生产队社员被入选来参加排练的绝对是得了个美差：不必田野中劳作却拿生产队的全额工分。我们村便有一位，从我家要走一套单位工作服演工人，还不时抬走家中那单腿圆桌。他扮演李玉和敬酒不吃吃罚酒怒斥鸠山那一段，一巴掌一巴掌地往我家圆桌上猛拍。村里人的热情就是这样，我家带来的新自行车我爸还没开始学，利用率早就已经很高了，甚至不会骑的也借我们家自行车去学。

 

村里没有和我同班的男同学，课后常在一起的是村里高我一年级的彼此为堂兄的两位男孩子。要好的我们，常常一同在村里各处乱窜，一同去远处的山丘收树叶和桑蚕粪这些生火的好东西，去后坡的采石场捡小石板……其中一位，爸爸常年工作在四十里外的县城医院。家里也是吃皇粮的，我们两家越走越近。另一位做堂哥的，爱说话的嘴永远闲不下来。他时儿会说出一些我前所未闻的新鲜事儿。他说以前每家吃的东西“远去了（当地话——海去了）”，家家都晒满了地瓜干。那次他说这话儿的时候，我们三人正坐在一处用“地瓜下蛋”新推广技术种植的地瓜田边上。我心想，现在的新技术不是会种出更多的地瓜吗？他又描述了一堆其他收成丰盛的事儿，话题一转：“统购统销后，什么吃的都没了。” 然后又接着说了些没吃后的贫困景象。

 

到农村后我会听到些以前在城里闻所未闻的事儿，比如曾经住在一起那位“下放户”的大妈有次说，他那已去世的孩子他爹很早以前曾为山东海面上的英国军舰做帮厨，说英国人面包时间长了就丢进大海，他每次回家都能带回来成麻袋的面包。这我听了心里还能说，英国人面包多还不是从我们中国掠夺的。可是这次那位大同学说的却让我有些愕然，一时想“打破砂锅问到底”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去打破这个砂锅？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统购统销”，第一次风闻点“统购统销”前后发生在农民身上的事儿。日后凡是面对“农民事物”的话题，脑子里也先会闪动出“统购统销”这四个字。最后，我还是找出了个地方去打破那个砂锅，我笑着问他：“你家出身什么？” 他道：“中农。”马上又补充道：“下中农。”

 

不管我的这位农村小伙伴说得如何，历史上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事儿，有的还真是不容置疑。我们的和另一边不远处被沙河分开的那个村的村名，分别叫大林东和大林西。然而我们下放来的时候，两个村庄除了几处零星的小树冠群外没有任何树林。为了做饭取暖，我们还得到远处它庄小丘里去拾取柴草。老乡们说，以前这儿是成片的大林，而且成片的林不止这两个村庄。想想我们这个拥有八个村庄的大队竟然同样名叫大林大队，可见这儿不远的过去曾经有过相当规模的林海。说是搞大跃进时这儿要建一个大水库，加上大炼钢铁烧土炉，反正这么下来没多久林子就全没了。据说改革开放后反思，有人说如果土地私有，这种毁林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来到美国，见到这边环境是那么地原生态，我也让一位愿意听我过去故事的老美朋友模拟个反思。不料他说美国的是因为民间拥枪自发保卫家园的结果，要是完全由着政府说了算，同样也会被政府给折腾个完蛋。听得我怎么有一种宿命论的感觉—-那片我没见到的林海注定在那儿留不下来似的。

 

我们这个村还不算穷。在农村青黄不接、偏远地方会出现部分人外出逃荒的时候，“青黄不接”在这儿还不算是个大议题。但生产队满额的一天工分也没超过五毛。村里人说，有一年花生允许种的面积大些，又碰上大丰收，一天的满额工分八毛多钱，村里那年一下子娶进了好几位媳妇。

 

父母的“五七连队”虽然设在公社镇上，但爸妈的日常劳作都在所在的大队和小队（生产队）。因为个人的收入和当地没有关系，生产队并不介意这些其实没有什么劳动力的“战士”能接受多少他们的再教育。我父亲便有时被分配到大队做点上边无中生有拍脑子拍出来的科学种田养猪小项目，有时则在生产队里参加体力劳动。我妈基本就在生产队里劳动。当地的习俗，家庭主妇一般只要求干半天活，剩下半天在家做饭：农村的拉风箱做大锅饭也是个累人的体力活。我妈被按照农村主妇对待，一般只去生产队劳动半天。但因为妈妈是位被村里认为应该无所不会的城里来的读书人，从吃药、打针、做衣服、理发、断识个病伤、等等…….村里无所不求。其实很多事情妈妈也得从头从带来的书本中学，一天下来也闲不着。

 

农村当地人普遍对我们城里来的有两个负面看法：一，能耍嘴皮子，没理也能辩三分。二，娇性——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第一个信誉是知青们闯出来的，确实当时还是朴实的农民斗嘴斗不过他们。我们大队有两个青年点，分别设在两处靠近山丘脚下的两个生产队里。第二个棒子打的就不分先来后来的了。我就挨了一棒子。虽然我的力气比不过农村的孩子，但插秧需要的弯腰耐久功夫还是不差的。这源自于我广东老家一年可种三季稻的南方农家“基因”。大学时去农场收割水稻，北方农村来的同学一般不是我的对手。尽管童年时那个功夫在同学间相差的还不是很大，但至少不差过大多数的本地同学。然而，北方的早春天冷水凉，妈妈非让我穿上双高腰水靴去插秧，这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说是我这弯腰耐久的农家“基因”来自于能种三季稻的南方，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这连出生都是在南方的正宗南方人，对北方天冷水凉格外地“水土不服”。我又有个受苦的命，白天在天冷水凉中可以若无其事于大众前，“水土不服”全都发作到晚上自己孤身入睡时。妈妈当然不要我充什么英雄，非要我穿水鞋去插秧。另外，水田中还有一种不常见的现象：稻田里有一种叫做“蚂蝗”的细长虫偶尔会咬破腿部皮肤钻入血管，需要第一时间拍打将它赶出来，若不然虫子最后会钻到心脏里。我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如此丧命的，但确实亲眼见到有身旁的急拍腿部赶出了“蚂蝗”。穿水鞋还可以保护不被“蚂蝗”伤人。然而没别人穿，自己“鸡群鹤立”独一份地穿便产生了“影响不好”的问题，被贴上“骄性”的标签。

 

为了加强理解，妈妈私下沟通同住在一个村里的我的班主任。不想，一天班主任不点名地在班上评判起这件事儿。我并不知道妈妈和班主任的交代，但他在全班端上事儿，我一听就知道这棒子是打我的。后来爸妈知道这件事，很大不满，由此便和同村的这位班主任心中产生不小的芥蒂。但我可不敢在班主任面前“死猪不怕开水烫”。不久来了一个机会：班级被分派去清理一间储藏间。那里掀动任何一件储存物都会扬起满天灰尘。在众人见景退却的时候，我一步冲在最前面、站在最高处，几乎身处在满屋灰尘的中心。我注意到身后门口处的班主任，望着我的眼正显露着一种否定再否定的疑惑。别人是跳进黄河洗净自己，我是跳入灰尘中“洗刷”自己；但也不指望他人能懂得天生的“怕冷”和性格上的”怕苦”并非是一回事。

 

我们是来农村接受再教育的，吃苦是必经的教育课。上边规定，虽然“五七战士”家庭带着工资来农村，但不允许到农村集市上买肉过起“大户”的日子。农村没有城里的猪肉之类的副食品供应，解决猪肉问题全靠养一胎猪长大后自己用，这需要一年的养猪时间。农村每逢初一和初十五在公社所在镇上举办集市，周边四村八屯的人会带上自己家的农副产品来到这里出售。上边限令我们不得赶集购“肉”。在那个抓阶级斗争气氛浓厚的年代，我父母没有雷越半步，我们也就真的近一年几乎没有吃到过猪肉。其实就是不被限令，北方农村的杀猪集中在秋冬时节，平时季节的集市上也很难见到有猪肉出售的；但老农缺钱时，也会拿出自己家腌制的咸肉来换些钱。所以我们是近一年来新鲜肉和咸肉都没得吃。一天，“五七战士”之间相传，公社的供销社商店来了些猪肉罐头。十二里的路，父亲马上骑上自行车前往。我和弟弟站在炕上眼巴巴地望着窗外等候，直到一个小时后爸爸带回两瓶猪肉罐头。

 

这段近一年没吃上猪肉的经历让我们兄妹三人终身难忘。我弟在吃上了自己家养的猪后给没等到杀猪时便去了南方的我写的信，整篇一页有一大半是关于这个久违的第一顿猪肉。我从信中第一次知道之前在城里从没听说过的里脊肉和扣肉。当地的习俗，杀猪的那一天，家里要用第一刀的里脊肉红烧，请杀猪人一起吃；扣肉是妈妈之后为全家做上的第一顿大肉餐。这让远在广州的我，也留下不少口水。我走之前，田地里的地瓜已经收了。 生产队收割完的地瓜田先开放给全村的人“收秧”，之后再放全村的猪去拱。猪比人厉害，精密“收秧”过的地，照样能拱出不少地瓜饱餐。这个时候，村里找个猪官，把各家猪赶到一起，然后再赶到收了秧的各类田地里。群猪拱地，景象壮观。也是这个时候，各家养的猪一天天地壮起来。

 

因为我春天经历的那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的对寒冷“水土不服”之原因，家里决定在寒冬来临前借舅舅出差大连之际将我带去广州，在南方过一个冬天。不想这一去，不用求医就自然而然地根治了我的那份在北方对寒冷“水土不服”的病。之后，在农村剩下的几个寒冬里，我再也没有出现过那份寒冷惹出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