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童年 20

文革社会家庭生活篇7

 

我爸被放出牛棚归家没多久，不想我弟出事儿了。幼儿园毕业后被分配到位于斯大林广场背后的“五四路小学”的我弟被诬陷在班级里写了反标。说是有人在写着领袖名字的三个大字上打了一个大叉，案发的位置离我弟的座位不远。经过两三年文革洗礼的教师们，和我入学时的状况已非同日而语。案发后，班主任首先想到我父亲是个有问题的人，所以我弟的嫌疑最大。我弟被列作头号嫌疑犯，爸妈被叫到学校，搞得家里一时父母紧张。我弟保证不是他做的，才多少缓和了一下这份紧张。最后不知学校怎么破得案，总之案子和我弟没有关系。

 

我父亲是放回了家，但回不去原来的科技工作岗位，被分配去烧锅炉。农民出生的父亲，作力气活并不怕。新的工作有两个好处：一，锅炉房有自己的工作小澡堂，我们家属几乎随时都可以去沾个光。二，烧锅炉需要连续工作两班，这样每工作一天会得到一天放假，这让我父亲有更多的时间集中钻研自己的“副业”，其中包括翻译一本学科前沿领域的经典著作，作者是位获诺贝尔奖的该领域领头人。这项副业一直坚持到下放去农村后的许久。后话：某天国家有关部门计划组织人力翻译这本著作，我父亲呈上译稿，这样稿费就都让我父亲给拿了。这外快就是从烧锅炉那时起开始挣的。

 

不久我们家被赶出了原先的家属大楼，搬到幼儿园那儿“南山”脚下的那群家属楼中的一栋，和另外一家三口人共同分享单元的大门、厨房、和厕所。单位重新调整家属楼住户安排时，原本规定五口之家是不在搬迁之内的，但上边硬说我们三个孩子小，我们家不能算作规定中的五口人家。我们受到特殊待遇，成为唯一一户五口之家，被强行要求搬离那栋我从小居住、守在大连主干线上、单元独门独户的日式家属楼。

 

这次住房搬动，说透了，就是虽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革完了命后还是要请客吃饭的，而且还是分吃别人的饭的。当时，我家的搬迁并没让我想太多，但饭桌上听我爸讲到的一件事，却不由让我产生些想法：一位团级军官的军宣队大人，地方的新班子里任上了高职，便骑上自行车满市转，看中了我父母单位原当权派一把手住的独门洋楼，坐落在我们小学下面不远，临靠劳动公园，位置极佳。他动了心要赶走那一家人自己家搬进去住。 那位虽说是被夺了权的单位原第一把手，照样没客气地指着那人：“你这个臭县团级的算哪根葱啊？也敢到我这儿撒野”。虽然那个人的企图是狂想了，但这件事儿挺触动我的：还健在着的林副统帅不是教育我们要“很批私字一闪念”吗？这里的私已经远不是一个“一闪念”的程度了！

 

尽管有点触动，但被培养出来的对革命的热情和对领袖的忠诚丝毫没有改变。随着老爸的回归，弟弟幼儿园毕业，妹妹从婴儿长大成幼儿，我们五口之家的生活开始进入正常状态。这时的家已经和以往只有我和父母时的三口之家不同了。管理我们孩子，父母制定的定期评奖包含一毛两毛的金钱奖励。当我的“奖金”有了一定的“可观数目”后，爸妈便带着我去了一趟以往买玩具的大连商场。九大过后，群众对领袖的崇拜到达了顶点，我也是这个群众中的一小员。在商场的二楼，我没有停留在幼儿时留念不舍的玩具柜台前，而是领着父母到了货架上摆着领袖石膏像的二楼中部。那里有多种尺寸的头部和肩膀上端一体的领袖局部身躯石膏像，大多是白色的，也有少量金色的。大概以十多根冰棍的代价，我请了一尊白色的、可以用正常书本做底座那样大小的石膏像，放立在自己的书桌上。当时自己内心十分高兴，不仅跟上了那份时代的崇拜，而且比别的伙伴时髦得更为高大上。搬到“南山”新住所，屋子空间变小很多，石膏像没地方摆放，便被收了起来。又不久全家下放到农村，我连书桌都没有了，就再没有摆上来过。

 

新的住所还没有住出个感觉，我们就又要离开。一天爸爸回到家，精神状态不是太好，进家后躺倒在床上两眼看着天花板，说了一句：“我们要准备去农村了”。爸爸刚从单位开会回来。原科研组宣布“五七战士”光荣入选名单。第一号是那位原家属楼里我幼儿园最好伙伴的妈妈，第二号就是我父亲。那位最好伙伴的妈妈运动中也没少受到专政队的整治，她被检举抗日胜利后一次蒋介石视察大学时她竟然现身去欢迎了。这次单位宣布了不少人光荣地入选成为“五七战士”。辽宁和全国的其他地方不一样：全国都有“五七战士”，其他的地方一般是“五七战士们”集体去一座自己单位在农村建立的“五七干校”，家属仍然留在城里。辽宁则将“五七战士”连同家属一起分散地下放到农村生产队落户，全家城市户口取消。带着工资的“五七战士”行政归属到所去公社的“五七连队”，家属则归属到落户的生产小队。那位幼儿园最要好的伙伴在工学院工作的爸爸没成为“五七战士”。他家房子不用退，他爸爸和奶奶仍然可以住在那栋家属楼里，但他们兄妹得随妈妈落户农村。我家，妈妈也被选入了“五七战士”，全家都得落户农村。

 

上次搬家就让我知道我们家其实没什么自己的家具，除了一个竹子书架和一架缝纫机，其他的所有睡床、大小书桌和各式椅子都是公家的。这次落户，家里需要大买特买。这在单位里很普遍，所以那些天家属区内只见许多人在买这买那，搬运着大大小小的家具和工具。当时寒冬，还要到单位煤场领取烧煤的份额，装进草袋里带到农村。不知那些铲子锄头扁担等工具是不是单位发的，爸妈买了做大锅饭的大铁锅，烧大铁锅的风箱，盛水的大缸，挑水需要的大水桶和扁担，农村吃饭用的炕桌，鸠山请李玉和喝酒时用的那种落地圆桌，配套的椅子，放衣服的大木箱，照明的油灯，和家人从没骑过的自行车……然后老爸又买了一堆农业书刊、医学用书、土壤温度计、酒精灯、医用针管…….等等。

 

69年深冬的一天早上，寒冷的天气，众多的家庭集中到大连火车站乘车去城子坦。所有的家产前一天已被装上火车，一家人是合衣在那单元住上最后的一晚，简单的早饭后便离开了这座城市。行驶了一个上午的火车到城子坦，已有汽车队等候在那儿，各家的家产再转载到汽车上，然后各家乘汽车奔向各自所落户的村庄。我们的汽车路程还需要半天。天空飘扬着零星的雪花，一家人和司机都挤在驾驶室里，孩子们靠在身后坐在座位上的爸妈身上。司机表现得亲切，一路说着话，还时不时向我们孩子们展示他向驾驶室内放热气的操作。温暖的驾驶室内，一路看着车外冰冻的田野的我，不知接下来生活的艰难，的确一路上也没怀着艰难的心情。汽车一路前行，我们一家即将来到一个未知的田野村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