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罗衿
为亲身经历留下笔墨
67年7月发生的武汉陈再道事件，让这种武装化游行达到了极点。造反派们展示自己强大的武力表明支持中央文革的决心，同时借机震慑对方。我已经没有了之前看红卫兵游行的心情看这些游行，再也不会挤到楼前，连从二楼的窗上伸出脖子也都不再，只是带着些新奇从关上了窗的玻璃后面看着这些耀武扬威走过的队伍。上面不是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吗？”
也有单独某一造反派因为武斗死了人上街游行的。气氛肃穆的游行哀乐不断，宣传车反复用低沉的声音广播：“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就是平时，也会经常从一些建筑物上的广播喇叭听到这句口号。我家不远的工学院下面那个剧场上对着大街的高音喇叭，没有放过什么歌曲。在武斗气氛浓厚的那段日子里，最多听到的就是这句话：“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这句话真实地写照着文革头几年那代人的信念。
反观今天的或许可以夸张到“砍头也要钱财真”的现实。前后也就四、五十年不到，两种不同的极端都可能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真是让人恍如幻世。
社会武斗发生以后，原本活跃的我家上面工学院那一带，虽然还会继续出大字报，但再也不是文革的热点地方了。在平静下来的我家周围，让我碰上的和武斗相关的事，一次是看到科学院一座楼房上站着一位带着防毒面具的武装人员张望警戒；一次是遇到过在三角邮局公园边马路上行驶中的一辆吉普车内有人无故朝天开了一串枪弹；最严重的一次是路过工学院的一个下午，工学院楼前突然冲出来一群人，手提扩音器大喊大叫地驱赶行人。这帮人带着枪迅速地在楼前的主干线和旁边的分岔口上布置起警戒线，据说是要拦截对方的武斗增援部队。那天果然出了事儿，工总司一位主要头头在武斗中被打死。事后满街都贴有工总司为他鸣不平的案件现场相片。
后来听同学小伙伴说，说革联攻打工总司那家宾馆踞点是如何如何地一层楼一层楼地往上攻，上面的守卫人员是如何如何地用桌椅木板一层楼一层楼地阻挡楼梯，用火力反击直至退到楼顶平台，最后这位头头被射杀在宾馆的楼顶平台上。还听小伙伴生动活现地吹过革联如何围攻海港的工总司，打得海港的工总司急了，通过海路从旅顺迅速运来土坦克，才压住阵脚。武斗案例成了我们小伙伴中“消息灵通”人士不明真假的吹牛素材。
砸烂了公检法，打倒了各级当权派，又发生了武斗，我们的社会秩序还算没有滑到过度的混乱。这可能是因为全国有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存在。另一方面大众的良心和善心还在。直到夺权成功后成立革委会之前，秩序的维护在社会层次上依靠基层的群众专政，在个人层次上依靠大众的良心。
这段期间没有毕业生离校，积压下的新生没地方入学，街道居委会便成立“抗大小学”接纳他们。他们入学的第一天，就直接学习那些“万岁”的口号。没有课堂，他们带着小板凳到街道委员会。天气情况好，他们甚至会坐到街道边上上课，授课任务由那儿的街道大妈承担。
如此的社会动荡，治安自然开始变差。我们上学的路上会遇到那类“小白鞋”青年，他们拦路搜身抢钱，也可能看你不顺眼给你一顿棒揍。群众专政没心思管这类“小白鞋”痞子流氓的事儿，但“抓破鞋”并不失职。一天傍晚我家马路对面菜店的路口出现很多人涌向一条街里。我随着人群没走过半个街区就见到一家房前挤满人群。房前的灯光下站着一位中年妇女，低着头，脖子上挂着一双黑鞋。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破鞋”，以前也没听人说过，不明白她究竟犯了什么罪——-事后和小朋友一说也明白了。这里倒是没什么人喊口号，大家只是吵吵闹闹地围观着。天色要暗下来，有人要推她游街，人群开始骚动，我赶忙抽身原路回家。
在原路回家的不长的路上，我突然注意到身边的街墙上新贴上好几幅崭新的大标语：解放军是无产阶级的钢铁长城！谁反对解放军就砸烂谁的狗头！……..。不同于我过去为小将们贴的标语一张长条一句口号，这里一张方块大纸一个大字，标语格外醒目。文革期间社会治安没有糟糕到极度还是因为军队没乱。没过几天一位在不久前武汉陈再道事件中还耀武扬威的中央文革大员轰然落马。
虽然群众专政能抓“破鞋”，还能掌管家属大楼的政治活动，像组织跳忠字舞，检查文革活动的落实，如前文提到过的挨家挨户检查“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最高指示的落实情况…….等等，家里大人还是开始担忧起居家生活的安全。一天爸爸从单位带回一些木板钉死了家大门上的两扇磨光玻璃窗。虽然我们的大门洞上锁，但外面送信的、送牛奶的、查电表的、查看家属落实文革活动的…..，都有钥匙，让人不放心。爸爸还一同带回一支没有红缨的红缨枪。还没有那枪高的我拿起它比划比划，有了一份武打的家伙在手能让人增加点安全感。
市场供应同样大不如前。二、三年纪的我担任家里买菜的任务，菜市上已难见到蔬菜。有机会“抢”菜都会感到幸福。如果在马路上见到估计是运往家门口菜店的拉载着蔬菜的马车，马上跟随其后，这样才会有个先机。肉类鸡蛋豆腐等副食品的供应也同样渐渐短缺，最后这些副食品全部需要凭票购买。蔬菜类，只有在入冬前的大白菜和萝卜可能会享有这份待遇，这样才能和大人一起抱回几颗大白菜或者萝卜以备过冬。平时的蔬菜，就得靠碰上机会去“抢”。至于文革前一年级时午饭我经常会有一条广水肠吃，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买不到菜，没有什么好办法的家里只有买水果代之。水果因为价格贵所以情况不同。那时候普通人购买力低，有时一些大连苹果甚至还得靠动员买“爱国果”来推销。但也有过水果都没得买的时候，家里曾经买过价格贵但也不见得好吃的大蒜罐头。肉类的短缺上，大连的渔汛能带来堆积如山的海鱼，这时候可以不必凭票买来充肉，只是每年的渔汛次数有限。渔汛时柜台还会出现如金昌鱼、大鲅鱼等价格不菲的高档鱼，没人去抢。家里会买一些晒干慢慢吃以替补平时肉类的短缺。这是那个年代在吃的方面完全靠钱能走到的解决极限了。
那时候大多数人生活并不富足。一次住马路对面班里那几位社会底层家庭的同学难得地也端上盆子去抢海鲜，原来是店里上了一大堆二分钱一斤的罐头厂处理下来的大虾头。不知他们买来是直接用来吃、还是用来腌大酱？平时他们家里吃的就是简单的玉米面饼子配大葱蘸大酱。
文革期间家里曾有过一次意外解决吃的问题。那次我和爸爸穿过秋林商店边上的一个墙角时突然被人招呼，看四周无人，他示意有花生卖。爸爸犹豫了一下，掏出一块钱。寒风中快速交易后那个人也马上迅速离开。这种意外也就这么一次。
我那最要好的小伙伴家里不受文革动荡的影响。他家门口的专门服务军属的供销社永远有菜，成堆地堆在菜店门口。他们享受独立的供应。一次年底的时候，我从他家出门回家迎面碰上他爸妈下班回来。他身着军装的爸手里提着一大网兜冻肉块儿，任何一块都比我们家凭票办年货买下来的大。没出息的我，回家一路上眼前全是那网兜里的大肉块。
有一次在秋林商店后面的大连市场碰到一个好人。那时少数民族有专供的牛羊肉柜台，凭证供应。那位卖肉的穿着白大褂的叔叔，看我独在柜台前两眼订着肉，招招手让我上来，切下一小块羊肉卖给我。这让我一直记到今天。
文革动荡至此，有的如我那最要好的伙伴军队之家，家庭生活没有受到半点影响。有的如原本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虽然会增加些不便，但反正还是在最底层，家庭生活不变。只有像我这样的家庭，收入虽然不减，生活却切切实实地从高处滑向低谷。都吃不上菜了，怎么请客？所以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