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子罗衿
为亲身经历留下笔墨
班级换了位严厉的老师，课堂的秩序得到了恢复。我势必还是个能够自觉读书的学生，不是老师的问题人物。这期间，我们手中领到了文革爆发后下发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导下的首版教材。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学习在孙老师的带领下进入了相对正常的阶段。
在这个阶段里，我自行处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在我语文课上的烂尾楼”所产生的恶果，开始在我的身上表现出来了。
语文课的朗读回来了。老师在前面念一句，我们学生下面集体跟随着重复一句；结束全文后老师会抽叫某位同学朗读其中某一段。我的那位爸爸是工学院司机的小伙伴在朗读方面有着出色的天赋。他的朗读表情饱满，音调抑扬顿挫，充满感染力。如果课文中有外国地名和人名，他能将它们读出在国外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但在国内国人却自认为属于老外的那种过度鼻音和夸张滑稽的语调。他朗读出来的韵味让他备受全班同学的崇拜。老师经常会让那些朗读不够好的站立在座位前跟随着他的朗读一句一句地念。期间某句话老师认为没有达到效果，还会要求多次重复。朗读课上，我也受到过这种待遇，但一番下来，老师虽然没有摇头，表情上还是有些无奈。
课文《克里姆林宫上的红星》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众多外国人名和地名，这让我那位小伙伴将其朗读发挥的淋漓尽致。特别是外国人名和地名，我来不了他那圆滑出的腔调，但也没到最差。有的跟着念，刻意去捕捉那份圆滑的腔调，一张口全班哄笑。其实我的朗读还算顺畅，但老师脸上的无奈还是让我想了好多年，多年后才找出一点所以然。
我们那一届文革爆发时汉语拼音没有学全，我之后自学时心中的默读不仅出了不少大白字，而且还出了另一类的发音自认为正确而实际上不准的问题。比如国人的姓有周和邹，我会把“邹”也发音成“周”。发音已经固化的我，即使跟随着老师念“邹”，如果没有特别的提醒我还会发音成“周”——-重复时已失去了应有的声差分辨。我发音本身并不存在着部分东北人将“日本”说成“ 异本”那种卷不起舌头的缺陷。如果知道该如何念，我发的音不失标准。除了失准，我发音的固化还卷入了部分大连本地话，以至于我在大学班级为全班念那时的一篇热点社论《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一出口全班哄堂大笑，这里我把“越窄”发音成“越着”。我们大连话就是这么发音的！
汉语拼音没有学全，新发下来的语文课本又没有拼音标注。老师表情上的无奈，或许表示朽木已不可雕，此读也只能到此为止。老师的无奈或许就是发现我这个学生在烂尾楼上自建的问题房已很难拆除了，只要不去充当广播员也没什么大碍。那个时候的书店只有毛选、红宝书，毛诗词，和老三篇，后来又有点鲁迅的书，但没有汉语字典。据说字典里的封资修东西太多了。当我有了第一本字典，已经是中学以后的事儿了。
也许因为封资修的东西太多，文革就一直在不断地进行着。随着运动的发展，工宣队开始领导起了学校的文革：忆苦思甜、三忠於四无限、反修备战……课程学习的同时，我们也开始进入了那无休无止的各项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