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乡时大家为打发时间都带了书下去,我带了十几本小说,算是最多的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开始换书看,看过后又继续与人交换,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看过的书就没打算它会再回来。到返城那天,我手里就只剩下一本书了,而且不是自己的。或许是觉得十几本换一本太不划算,换来的这本也就一直保存着;书很厚,但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五几年出版的《译文丛刊》的合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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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喜欢保存旧物的通常都是恋旧的人,我不知自己算不算这类人。
这支下乡时吹过的竹笛因出现裂纹声音已不再悦耳,而在当年,它的音色却是极好的——它是一支长长的低音竹笛,记得下乡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大家收工比我都晚,他们走进院门看到我手里的那支竹笛都很诧异,说在远处听还以为吹的是小号呢!由于音色低沉,也有人说听着像长笛。青年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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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是在闲暇时才会写日记,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也是如今写日记的人越来越少的原因。下乡时大家总喜欢翻阅我的日记,说我的日记是本“大杂烩”,里面五花八门啥都有。有时连续好多天找不见那本“大杂烩”我也不着急,知道它离不开青年点;几天后在女知青宿舍里又发现了它,问她们看完了没,然后拿回来再写,然后日记又再次失踪。说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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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我刚入学那年的秋天,父亲找人给家里拉来电线安了插座装了电灯,从此结束了点煤油灯的日子。几天后,父亲又从商店抱回一台有着棕色外壳的红星牌三波段电子管五灯收音机,放在桌上很是漂亮,刚学会画画的我便在一本书的封底内页上将它画了下来。看我认真画完之后,父亲说它不光是放着好看的,这是“戏匣子”,还能唱戏,说着插上电源扭开旋钮,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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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想起来,写日记最多的时期并不是念书的时候,而是插队的那三年。三年里,带队干部换了四个,其中唯有刘队长从没检查我们的日记,现在想想,她大概是不想助长我们写假日记的坏风气,当然,她也因此只干了两个月就被调了回去。在农村的那段日子,大家每人都有两本日记,一本是公开的,就是每次一起学习时都要打开给队长检查的那一本。大家也都明白那是本&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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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第二年的初秋时节,带队干部换成了女的,当然也是木钟厂派下来的。新队长的名字叫刘敏,我们叫她刘队长,原先那个平时总见不到踪影的万队长被调回了厂里。带队干部通常都是厂里的科室人员,听说万队长是基建科的,不晓得刘队长是哪个科的。刘队长同样分管着附近三个村的青年点,但呆在我们石桥村的时间要更多些,学习室的里间小屋就是她的宿舍。可能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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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新冠疫情闹得最凶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牙龈有些红肿,开始没有当回事,过了些天肿得越来越厉害,疼痛也开始加剧,便去口腔医院看了牙周科,大夫说先去拍个片子吧。看了片子大夫说还不是牙周的问题,可能是牙下面长了东西,说不用再挂号,我给你转到口腔外科吧。口腔外科的大夫看完牙周科的片子,说你再去拍张全一点的片子,有可能是下颌骨处有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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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没有学会抽烟,如今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坏事,但下乡时差点就学会了。
下乡的第二天,开始分小队了。别的小队都是分几个知青,而我所在的六队就我一个知青,所以开始时很孤独。说孤独是因为小队长认为我刚毕业干不了重活,便打发我去场上摘花生,去到场上才知道摘花生原来是女社员干的活,我是唯一的男社员。大家围成一圈摘,摘下的花生放入身旁的竹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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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在夏日午后三点这一刻醒来的时候,通常都会产生一种莫名的孤独感,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记得是在高中一年级的一个夏天,午睡时睡过了头,睁眼时看了下墙上的挂钟,正好是下午三点,第一个念头是我又旷课了!屋里只我一个人,窗外一片寂静,一种被世界遗弃的孤独感突然袭上心头,接着便产生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我是谁?人有来世吗?如果没有来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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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四十多年,村里人的名字几乎都忘了,那些经历过的事情随着时间推移也已渐渐变得模糊,有些事虽然还记着,想要写出来却忘了当事人怎么称呼,还能记住称谓的人中,队长奶奶算一个,那就写写队长奶奶吧——队长奶奶是大队长的妻子,人很年轻,不知是因大队长的职务高还是因大队长的辈分大,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反正村里人都管大队长的妻子叫队长奶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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