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架上放着两本高中最后一年用过的课本,一本物理,一本化学,平整的封面干净如初,当时已取消高考,大家没了学习兴趣,所以书本都很干净。高中时的语文课本找不到了,课本里的内容已毫无印象,可是,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虽然也找不到了,但课本里的内容直到今天依然能够背诵下来,都说有些记忆会越远越清晰,看来是没有错的——刚入学时文革还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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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事翻看相册,翻出一张上小学时的照片,照片上的我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时隔五十多年,仍能记起来当时的我在想些什么。照相时母亲特意在我胸前别了一枚大大的毛主席像章,那时能弄到一枚毛主席像章还是很不容易的,那一年我上小学二年级——
文革开始后,一切都不正常了,刚戴了没有多少天的红领巾不准再戴了;班级称谓也改了,班改名为排,小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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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的头一年,带队干部要我们多了解一下村子的历史并记录下来,说他会检查的。认真的我有段时间真的在本子里记录了一些从村民那里了解到的“村史”,写完后才发觉不适合交给带队干部看,可又不知道怎么写才会让带队干部满意,便一直没有重新再写。好在带队干部没再提“村史”的事,心里就想到时候再说吧,也没敢问其他人写的“村史”交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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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下乡时大家为打发时间都带了书下去,我带了十几本小说,算是最多的了。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开始换书看,看过后又继续与人交换,不管是不是自己的,看过的书就没打算它会再回来。到返城那天,我手里就只剩下一本书了,而且不是自己的。或许是觉得十几本换一本太不划算,换来的这本也就一直保存着;书很厚,但不是长篇小说,而是五几年出版的《译文丛刊》的合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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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喜欢保存旧物的通常都是恋旧的人,我不知自己算不算这类人。
这支下乡时吹过的竹笛因出现裂纹声音已不再悦耳,而在当年,它的音色却是极好的——它是一支长长的低音竹笛,记得下乡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大家收工比我都晚,他们走进院门看到我手里的那支竹笛都很诧异,说在远处听还以为吹的是小号呢!由于音色低沉,也有人说听着像长笛。青年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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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常是在闲暇时才会写日记,这种说法还是有些道理的,这也是如今写日记的人越来越少的原因。下乡时大家总喜欢翻阅我的日记,说我的日记是本“大杂烩”,里面五花八门啥都有。有时连续好多天找不见那本“大杂烩”我也不着急,知道它离不开青年点;几天后在女知青宿舍里又发现了它,问她们看完了没,然后拿回来再写,然后日记又再次失踪。说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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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我刚入学那年的秋天,父亲找人给家里拉来电线安了插座装了电灯,从此结束了点煤油灯的日子。几天后,父亲又从商店抱回一台有着棕色外壳的红星牌三波段电子管五灯收音机,放在桌上很是漂亮,刚学会画画的我便在一本书的封底内页上将它画了下来。看我认真画完之后,父亲说它不光是放着好看的,这是“戏匣子”,还能唱戏,说着插上电源扭开旋钮,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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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回想起来,写日记最多的时期并不是念书的时候,而是插队的那三年。三年里,带队干部换了四个,其中唯有刘队长从没检查我们的日记,现在想想,她大概是不想助长我们写假日记的坏风气,当然,她也因此只干了两个月就被调了回去。在农村的那段日子,大家每人都有两本日记,一本是公开的,就是每次一起学习时都要打开给队长检查的那一本。大家也都明白那是本&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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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乡第二年的初秋时节,带队干部换成了女的,当然也是木钟厂派下来的。新队长的名字叫刘敏,我们叫她刘队长,原先那个平时总见不到踪影的万队长被调回了厂里。带队干部通常都是厂里的科室人员,听说万队长是基建科的,不晓得刘队长是哪个科的。刘队长同样分管着附近三个村的青年点,但呆在我们石桥村的时间要更多些,学习室的里间小屋就是她的宿舍。可能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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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夏天新冠疫情闹得最凶的时候,有一天突然发现牙龈有些红肿,开始没有当回事,过了些天肿得越来越厉害,疼痛也开始加剧,便去口腔医院看了牙周科,大夫说先去拍个片子吧。看了片子大夫说还不是牙周的问题,可能是牙下面长了东西,说不用再挂号,我给你转到口腔外科吧。口腔外科的大夫看完牙周科的片子,说你再去拍张全一点的片子,有可能是下颌骨处有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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