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老师介绍南京写作会议上的情况80和90年代的学术交流会议,笔者多次有幸参加。这些会议,多数是各地到会人员互通信息,交朋结友,旅游散心,以及吃吃喝喝,真正学术交流所占时间甚少。而六四以后,则完全成了情况通报会。就是说,与会人员的心思不在学术交流上,而是交换六四镇压和清查运动在各地是如何进行的,下一步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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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晓云及其北京之行在中国官场,一般当官的都是有城府的,特别是在中国特点的政治环境中,级别越高的官员,他们真实的内心想法越是深藏不露。但50年代出生的谢晓云当时已经是正处级,在我和她有限的几次接触中,这是她唯一的一次透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90年代末,她官至副省长。在《为学生募捐及其它》一文中(见《理想与信念的破灭》第1节),我曾经提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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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兰介绍北大近况从陈宏涛的妻子吴晓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六四镇压以后,北大完全陷入恐怖和肃杀之中。不过,这只是一种暂时现象,在最后一节读者可以看到,北大的青年学生并没有向暴政屈服。吴晓兰是陈宏涛的妻子,是我院中文系教师。六月六日,吴晓兰听到北京发生了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的消息,曾经泪流满面,站在教学楼门前说:“有人拟退党声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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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沉闷岁月里的众生
1957年把五十多万敢讲真话和敢提意见的人打成“右派分子”,这些所谓右派分子实际上是代表中国当时的社会正气,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动力。而把这些敢讲真话的有识之士从人间打入地狱,那么喜欢讲假话的无耻之徒便有了适宜生存的土壤,从而造成全国谎言盛行,说假话和说大话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结果在虚报浮夸的喧嚣中,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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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明再谈目前形势和中国的民主化问题在我的人生路上,特别是在80和90年代,和一些有才气的年轻学者如我文章中提到的陈宏涛、刘君山、周向阳等接触,再有就是和同龄人中的彭大明等学者交朋友,使我有了启蒙老师。每次和这些学者交谈,我都觉得深受启发。正是和他们的接触交谈,加上不断阅读有思想深度的文章,才使我从被洗脑以后的愚昧状态中醒悟过来,渐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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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大明谈目前形势和中国的命运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就有忧国忧民的传统,彭大明的专业虽然是俄苏文学研究,但他对中国目前的形势和发展方向,有自己的分析和看法。他的分析和看法已经完全摆脱了官方所宣传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说明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具有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逐渐形成。彭大明早晨来访。(关于彭大明一家的情况见博文《理想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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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国庆四十周年“座谈会”学院国庆座谈会上预先安排好的五个发言人的讲话,除了邓部长的发言还有些水平以外,其它发言不禁令人想起当年国民党搞独裁统治的后期,大批人才涌向共产党;而共产党今天的处境,竟然和那时的国民党一样,把有头脑有水平的人才都加以边缘化,甚至排斥到自己的对立面,弄得自己只好依靠一批投机分子和没有头脑的庸人来维持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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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光友介绍情况昨晚沈光友来我家闲坐,他是我当年在文化局一起工作的同事。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大学毕业后,同时由省人事局分配到省文化局工作。我和沈光友是同龄人,在一起参加了省文化局的文化大革命。造反派起来以后,当时因为他出身成分好,性格温和,为人正派,便被推举为省文化局的造反派头头。他虽然当了省文化局的造反派头头,但并没有干过什么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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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致读者并答“刘海的爸”尊敬的读者,你们好!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我是一个60年代文科毕业的老大学生,已经70多岁。六四事件以后,心情不好,就找亲朋好友闲聊,回家就把聊天内容记在笔记本上。半年的时间写了近20万字,准备死后供儿女和后人去处理。没想到,移民到加拿大以后,儿子给我开了一个博客,在上面可以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发表自己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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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剧协的“政治学习”星期五上午,在文明路办点事。办完之后,顺路走进文联大楼,想看看剧协的几个朋友。推开剧协办公室的门,只见剧协的八员大将正围在炉子旁烤火。“是来参加追悼会不是?”我还未坐在椅子上,爱开玩笑的老陈就注视着我,问了这么一句。我一时有点莫名其妙,就应付说:“还没看到讣告。”说完以后,我突然明白了:原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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