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岁月里的众生（4）

     阮老师介绍南京写作会议上的情况

     

       80和90年代的学术交流会议，笔者多次有幸参加。这些会议，多数是各地到会人员互通信息，交朋结友，旅游散心，以及吃吃喝喝，真正学术交流所占时间甚少。而六四以后，则完全成了情况通报会。就是说，与会人员的心思不在学术交流上，而是交换六四镇压和清查运动在各地是如何进行的，下一步该如何应对，中国的前途命运如何？……

    阮老师说，古人讲，哀莫大于心死。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处于心死的状态。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刚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一镇压，谁还再有积极性？

 

       阮老师三十年代生人，五十年代从高校中文系毕业。当时，他是那种所谓“又红又专”的好学生，所以，一毕业便留校任教。屈指算来，他已有二十多年教龄和近三十年的党龄。阮老师是个聪明人，也很有能力，可不知为什么，他的仕途一直不顺，始终是个教研组长。有人说，这主要是因为阮老师太风流，甚至有人说的更难听，说他作风有问题。那个年代，一提哪个人作风不好，领导就不敢重用提拔了。其实，他在六十年代和妻子离异之后，作为一个单身男人，他的确接触过不少女性。当时，一个单身男人，或者一个单身女人，如果接触异性多一些，人们往往会有看法，并且认为这就是作风有问题。其实，现在来看，那无非是一种选择，也算不上是什么作风问题。

阮老师经过七八年的选择，最后找了一个年轻的农村姑娘为妻。阮老师从小生长在远离大城市的偏远小县城，二婚妻子又是个农村姑娘，所以他对农村的黑暗和贫穷比较熟悉，特别是对六十年代农村饿死人的惨景，亲眼目睹，谈起来如历历在目。

阮老师多年来，一直上写作课。快三十年的教书生涯，在死水一潭的高校里，是很容易把人的志气消磨掉，让人变成一个捧着教材混饭吃的教书匠的。但阮老师对文学的兴趣一直很浓，在内心深处，一直有当作家的愿望。四人帮垮台以后，在清算文化专制主义的背景下，文学艺术出现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许多年轻的文学爱好者，纷纷拿起笔来，投身文艺创作。在这种形势下，阮老师也把自己关在屋里，潜心文学创作，写了好几篇小说。没想到，送到省市文学期刊编辑部，竟发出了两篇，而且还受到了好评。这对年近五十的阮老师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然而，到八十年代中期，一批年纪更轻、才气更高的文学新秀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阮老师那些小说稿子在编辑部一压就是一两年，几乎很难再发出来。他渐渐意识到，写小说的路对他来说，是很再走下去了。但是，他不甘心，他写散文、编教材，研究小说技巧，陆陆续续出了不少书。在省内外教写作的高校教师中，也算是有一定才气，有一定成就的教师。

可是，阮老师虽然头脑很灵，又很早入党，但在仕途上却一直不顺，连个系主任都没混上，始终是一个教研室负责人，科级干部。这在学而优则仕的中国社会，对他来说，无疑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失落感。再一个就是婚姻失败，中年离异，给一儿一女的心灵造成不少创伤。五十多岁，找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农村姑娘结为夫妻，又引来不少闲言淡语，加上夫妻间的文化差异太大，阮老师心灵深处的忧伤，更是可想而知。还有，就是八九年六四以后，按常规，阮老师由副教授晋升正教授本不存在什么问题。可是，这次申报职称条件中，加了一条，就是必须在动乱期间表现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或者说，至少是没参加过游行示威，没参加过追悼会之类的活动。阮老师从来不是那种头脑冬烘僵化的教书匠，几十年的风风雨雨，经历了那么多政治运动，对共产党的那一套早已看得清清楚楚，自然不会站在学潮的对立面。六四以后，在评职称的关键时刻，有人检举，说他虽然没参加游行，但参加了六月五日学生举行的追悼会。阮老师知道以后，曾经愤愤地说，当初我还不如参加民主党派。参加民主党派，自己遭整，还有组织为自己出面讲话；在共产党里，我遭共产党整，谁替我讲话？

大约是在八份，他以省写作学会副会长的名义，到南京去参加全国写作学会的学术年会。回来后，他简单向我介绍会上的情况，他说，在会上会下，我没有发现一个支持政府当局的人。我发现人们谈到六四和学潮时，都对邓小平、李鹏的镇压表示不满，有的甚至非常愤慨。会下有位山东师大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学校的党委在北京学生集体绝食时，曾经集体给党中央拍过电报，要求中央领导人出面接见学生。还有一位西安师大的老师告诉我，他们学校的师生曾经在布标上写过“绞死李鹏”的大标语，从楼顶垂到楼下。广大师生看了无不拍手称快！从会上谈到的情况来看，全国几乎没有一所大学没有卷入学潮，这说明这场运动有着多么广泛的群众基础。也可以说，这次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反映了全国绝大多人民的愿望。除了少数搞官倒的特权阶层，除了少数头脑极端僵化而手里又掌权的知识分子，几乎没有什么人反对这次学潮。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李鹏一伙不仅出动军队进行血腥镇压，而且还在全国进一步搞清查，制造新的冤假错案，这必然会加深矛盾，使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对共产党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他说，中央里的决策人真是太不明智。

他还提到这样一件小事，就是有位上海教师想托他买一本《山坳上的中国》。那位老师说，《山坳上的中国》是一本难得的好书，作者是中山大学一位很有才气的中年教师。这本书出版后，在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他曾经从朋友处借来翻了翻，觉得书作者对中国社会各领域中存在的问题认识很深刻，值得细读。他希望我回来在书店里帮他找找，倘若有，买一本给他寄去。可是临走前，他又说，算了，不买了，也不给你添麻烦了。我问他为什么又不想买了？他说看了以后，问题依然是问题，我们这些人起不了一点作用，无非是增加一些烦恼，徒劳无益。讲完之后，他和我握手告别，脸上充满忧伤和无奈……

阮老师说，从这件小事中，也可以反映当前不少知识分子的心态——一方面忧国忧民，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十分关心，对比较真实地揭示中国社会现状的文艺作品，对深入思考中国社会问题的学术著作，千方百计想找来读一读；另一方面，六四以后不少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已经失去信任，不抱希望，便灰心丧气，想从此不再过问政治，在庸庸碌碌中了此残生。

阮老师说，古人讲，哀莫大于心死。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处于心死的状态。近十年的改革开放，刚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一镇压，谁还再有积极性？

我听了，只能点头叹息！

                                                                               (1989年10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