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父母在鞍钢同一家工厂工作,相识相恋。两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朝气蓬勃,满怀憧憬。但是母亲不肯将关系进一步发展,原因很简单,母亲出身地主,她不想将这个沉重的政治抱负,让看似前途较为光明的父亲来分担。
到了1951年母亲患了重病——骨结核,生命垂危。祸不单行,这个时候从四川安岳老家传来了消息,我外公和两个舅舅,母亲家里的全部成年[
阅读全文]
我当年插队到了内蒙巴盟乌拉特前旗的一个牧区公社。公社书记叫仁庆,一个老资格的蒙古族干部。仁庆和我家关系密切,说是“贼铁”也不过份。
作为一个知青,和书记有这层关系,心里会踏实许多。但是我当年非常谨慎小心,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我家和公社书记的关系。我所在的生产大队(牧区不设小队)的大队长曾经含糊问过我一次,我也没有正面回答。
[
阅读全文]
我小时候生长的城市,一般年份粮食供应的比例大概是粗细粮50%/50%,有那么两三年,粗粮比例高达70%,对粗粮的恶劣印象至今还是难以忘怀。
粗粮不仅是“粗”,主要还是他们是陈年的库存粮食,吃起来发苦发涩,难以下咽。体弱者,又没有其它有营养的副食搭配,容易造成习惯性吐酸水反胃等毛病,引发胃痛等消化系统毛病。
其实当年家庭平均收入高一[
阅读全文]
1970年的寒假,天寒地冻。小学校里号召同学拾粪,支援农业建设。那个时候过来的孩子,没有谁不知道拾粪和回收废钢铁这两项活动的。
拾粪并不难,但是十分辛苦,主要是需要耐力。内蒙的马车驴车很多,牲畜把粪拉在公路上,我们就用小铁铲和扫把将马粪牛粪驴粪拾起来,装进一只铁桶里。最喜欢看到牲畜拉屎,尾巴高高撅起,一串串屎蛋蛋掉在地上,冒着团团的白[
阅读全文]
看到坛子里讨论党籍,官位的话题。我也有参与讨论的冲动,我曾有过一些和父亲较为深入的交流和自身体会。讲出来和大家分享。
我父亲40年代在同济大学上学时,共产党的“进步组织”相当活跃,同学教师中明里暗里和共产党有来往,或本身就是地下党的人不少。这些人有的一夜之间就消失了,有的是事发后跑到了解放区或延安。我父亲厚道稳重,因此是地下[
阅读全文]
到了北京站下车后,父亲要去海淀区的二姑姑家落脚,我则直奔大哥学校。我和父亲约定好,一有消息,我就去姑姑家告诉他。好家伙,几天不见,北京己经不是从前的北京了。到处是荷枪实弹的戒严士兵,立交桥头和一些重要路口,都设置了路障和军用临时掩体。士兵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看着街上的景象,使我想起了电影“战上海”。和政府叫板可不是闹[
阅读全文]
我父亲执意要和我上北京,我也拦不住他。父亲说,学理工的多是死脑筋,我不放心啊。这事儿要是换成你,我就不管了。哎哟,我从来都是不成器的,这回被老爸狠狠地给夸了一下,很不适应啊。
父亲不愿让人知道他去北京,因此也没有通过机关单位买票。由于当天要走,只有硬座车票了。下午4点10分,我俩上车坐好后,过道对面的乘客就发生了争执。一对30三十多岁[
阅读全文]
89年春季,国家体委计划9月26日在北京举行一个大型国际铁人三项赛,我是主要策划组织者之一,忙的不可开交。我每天骑自行车从北京体院(西北角)贯穿清华大学校园和整个学院路到天坛东面的国家体委。完成当天的工作后骑车原路返回。
5-6月间学运渐渐达到高潮,到处是沸腾的人群。一眼望不到边的学生队伍向天安门进发;还有疲劳散漫的人群从广场返回各个校园[
阅读全文]

上了5年小学,两位老师对我影响最大。一个是小学三年级以后的班主任张杰敏老师,另一位就是教体育的刘自立老师。我曾写文介绍过张老师及张老师丈夫教授我小提琴的故事。今年就说说这位对我人生影响极大的刘自立老师。
俗话说小学校里一个体育老师顶半个校长,这话在当年一点儿都不过份。在我们那个钢铁公司下属的11所小学里,体育老师们都是有名有姓,在[
阅读全文]

小时候,北方冬季的天气奇冷,一不小心患个头疼脑热是很难免的。兄弟三人生病,母亲常常不给我们吃药,先采用中医物理疗法,就是人们常说的“刮痧”。用一枚银元,蘸上一点儿食用菜油,在后背上刮磨,直到皮肤通红,出现血斑为止。为什么要用银元而不是别的什么器皿,我直到现在也没搞清其中道理。
“痧痧”后,感觉全身轻快,感冒引起的肌肉关[
阅读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