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父母在鞍钢同一家工厂工作,相识相恋。两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朝气蓬勃,满怀憧憬。但是母亲不肯将关系进一步发展,原因很简单,母亲出身地主,她不想将这个沉重的政治抱负,让看似前途较为光明的父亲来分担。
到了1951年母亲患了重病——骨结核,生命垂危。祸不单行,这个时候从四川安岳老家传来了消息,我外公和两个舅舅,母亲家里的全部成年男子在“镇反运动”中同时遇难。我无法体会当时母亲的感受和挣扎,但是父亲再次向母亲求婚。母亲的回答是,只要她能挺过来,就和父亲共建明天。
像母亲这种处境的人,当时的标准做法是,给组织写一份思想汇报,说明家人被镇压是他们罪有应得,自己坚决拥护,并声明和其他的有关亲人划清界限。母亲并没有写这样一份材料。她后来的解释是,死了的人,阴阳两界,不划自清,活着的老人孩子需要帮助。
简单交代一下母亲的家庭。母亲出生在四川安岳的一个地主家庭,两个哥哥,一个姐姐,母亲在家里最小。老爷子思想保守,重男轻女。只容许女孩学到高小文化,然后嫁人。大姨为此抗婚,和一个后生私奔到成都。后来大姨夫成为四川大学的讲师,大姨在一所中学任教。
母亲有着同样的经历,高小毕业后,逃到成都投奔大姨。母亲从中学一直到49年四川大学化学系毕业,都是在大姨夫妇资助下完成的。这里要提一下的是,外祖母在家没有发言权,但老人家曾偷偷地把私房钱和变卖的首饰钱托人捎给母亲。
外祖父和两个舅舅死后,老家里剩下一个小脚的外婆(地主婆)和五个孙子孙女。母亲不敢多问家中的具体情况,只是定期寄钱回去,心中十分惦念好心的母亲和侄子侄女。两个舅妈领着年幼的孩子再嫁,各奔前程。1936年出生的大表哥和1937年出生的大表姐要自某生路,如何挣扎?容我下回再表。
该不该和反动家庭和亲人划清界限?(二)
1954年,母亲身患骨结核大难不死,父母结婚,有情人终成眷属。母亲病愈又拖了两年多才怀孕,因为医生嘱托骨结核患者不能生育,使母亲犹豫不决。后来的理论又说,怀孕生育有助于钙质吸收,有利恢复,母亲这才释怀。
母亲家庭出身的沉重包袱时时压在心上,阶级界限还是划不清。老家的大表哥,大表姐步入成年,由于这样的家庭成分和出身,前途茫茫。
父母认识的一个同事,在鞍山设计院工作,被安排到新疆公路学校(中专)教书两年,也就是支边吧。同事回鞍山探亲,和我爸闲聊,说到教书困难,主要是生源问题,根本招不到好学生。我爸一听眼前一亮,问那人招生政审是否严格,同事告诉父亲,为了能使内地青年人将来能留在新疆修公路,政审大开绿灯!
父亲眼前一亮,赶忙把大表哥的情况介绍给同事。连夜给大表哥写了一封信,并寄去100元钱。从此,我家有了个“新疆大表哥”。大表哥的爱情,家庭,事业都很美满,甚至有些精彩,我最后会有简单交代。
1957年,父母调到塞外钢城工作。有了我大哥,二哥的四口之家。老家又传来了求救信。大表姐那年20岁,十分聪明,由于成份问题,无法升入高中,初中毕业在家务农。女大当嫁,村里的干部们给大表姐选中了一家贫苦农民当亲家,开始逼婚。
母亲接到信后,也没了主意。想到自己当年的经历,伤心落泪。父亲想了两天,做出一个决定。让大表姐以探亲名义先来我家,然后就在我家呆下来。帮我妈做点儿家务,我家就对外称是乡下来的保姆。她那边村干部虽然不高兴,大概也闹不到内蒙这么远。
大表姐在内蒙呆了5年。1963年国民经济略有好转,国家在甘肃金川上马大型冶金项目。需要动员钢城的工人干部去那里建设。动员工作比较困难,谁都知道甘肃比内蒙艰苦。上级给予了优惠政策,如果被动员到的工人干部配偶没有工作,只要他们有初中文化,到甘肃后就给安排工作。
这件事本来和我家没啥干系,可事有凑巧。我家楼上的老于叔叔,是个东北来的老干部,几年前从东北老家带出来一位晚辈,然后安排他当了一名翻砂铸造工。这人忠厚老实,但没啥文化。自从见了我大表姐后,就猛追不舍,可是进展缓慢。这次小伙子被动员去甘肃,他急急忙忙来找大表姐,把这个好Deal和自己的一颗红心摆在桌子上。牵手成功,我又有了这个“甘肃大表姐”。
该不该和反动家庭和亲人划清界限?(三)
母亲最挂念的无疑是乡下无依无靠的小脚外婆。1960年在我出生前几个星期,母亲接到外婆的一封信,这是一封告别信。外婆在信中告诉母亲,她实在是饿的受不了了,将不久于人世,只是还想念这个20年未见的小女儿。父亲读过信后,决定把外婆接到内蒙家中养老送终。
外婆一共和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多就去世了。然而这三年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特殊的年份之一。加上大表姐和外婆,我家那时一共是7口人。父亲为了照顾老人和孩子,自己患了浮肿和肝炎。我虽然年幼,但对外婆仍有印象。冬天室内气温也低,外婆把我的手放在胸前暖和,口中说着四川话,“毫砍,毫砍”(好看)就是夸赞孩子Cute。
外婆1963年底去世。去世前连说了两遍,娃儿,我知足啊,我知足啊!母亲多年后告诉我们哥仨,听到外婆这句话时,经受的委屈和苦难都觉得值了。
1967年,时任山西医学院教授的大伯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10年徒刑。大伯的家庭解体,大伯母和大伯划清界限离了婚,带着两个年幼的女儿改嫁。该不该和反革命的大伯划清界限的问题又一次摆在了眼前。6岁以上的孩子都知道选哪条路会更容易些。
1969年“九大”结束后,形势稍有缓和,父母就积极托人到监狱去关照大伯。恰巧有一个和我爸关系好的当地军代表,在山西监狱方面有关系。具体的详情我也不知道,我猜应该和水浒传中的描述差不多,柴大官人的书信加上20两银子交给牢城的管营和拨差,免吃一顿“杀威棒”。印象中,父母为了这些事常常低声商讨到半夜。总之,大伯1977年出狱时,精神,身体都没有垮掉。
文革的十年中,我家需要接济照顾的落难亲人有三家。我家按照人均收入原本比较宽裕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们哥仨的鞋袜都是补了又补的。穿母亲为我们哥仨做的布鞋(运动球鞋放在书包里,只有体育运动时才换上)。我大哥还带我们两个弟弟捡过一阵子煤渣和菜叶,后来才被我爸给“取缔”了。
我今天在这里写写往事倒是轻松,其实我并不能切身地体会到父母当年承担着怎样的压力和纠结。有个著名右派顾准,被打成右派后下放劳动改造。顾准有个在公安部当副部长的亲妹夫,妹妹和妹夫在后来的回忆文章中写道,他们当时不敢和顾准来往,怕人说划不清界限。公安部副部长尚且如此,我父母何来那么大的勇气和胆量。我有时会问自己,如果是我,我能做到吗?
风雨过后是彩虹,简单交代一下文中亲人们的下落。
1.“新疆大表哥”新疆公路学校毕业后,分配到新疆喀什公路局工作了40年,副总工程师退休。幸福的婚姻,家庭美满。一个68年出生的女儿86年考到北京上大学。结婚后在北京工作。孙女现在纽约州一所大学上二年级。
2. “甘肃大表姐”在金川的一所幼儿园工作了30多年退休,姐夫去年去世了。他们夫妇共有1儿2女,虽无大富大贵,成家立业,小康幸福。
3. 大伯退休住在北京,与我父亲的养老院只有2公里距离。大伯1982年再婚,老伴是个著名眼科大夫,近90岁高龄还看病人。两个女儿都在北京工作,一个搞技术,一个做官。
下个星期是我母亲离世20周年,特写此文纪念她。
2015年6月23日深夜,写于加州家中。
加点儿补充:
母亲家1951年三人同时遇难,人死不能复活,但冥冥之中也有命数。
外婆来内蒙我家之后,描述了家人当时的遇难细节,小脚外婆还预卜了家人将来命运。我妈在80年代后期和我们谈起。。。
大舅被反绑双手押往刑场的路上,在一座桥上(谁给说说安岳有很多桥吗?),突然纵身一跃跳下桥去,脸面朝上而死。
外婆的预卜是,他的后代不会被压制在很深的地狱里,很快会有出头之日。果然大表哥事事顺利,自己专业/职业做到了最优秀,相亲相爱的妻子,优秀成功的女儿女婿。聪明好学的孙女(美国名校留学)。
二舅身中2枪,面朝下而亡。外婆说大表姐命运要坎坷许多。实际已经比预计的好了不少,但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大表姐的3个孩子都没有受到高等教育,这在父母两边的家族中是唯一的例外。
外婆在预卜自己和两个女儿的命运时说,李家女人勤劳坚韧,会保佑荫泽后代。但李家女人己经折了阳寿,怕不长久。结果是母亲享年69岁,大姨,68岁,外婆64岁。到此为止,一一灵验!
我和大表姐唯一的一张合影,摄于1962年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某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都有能力有义务凭良心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一点儿小事,所谓人在做天在看也。那么这个世界,这个中国必将越来越好
coach兄的父母,可以说是两个大家庭的精神和经济支柱,在那种人人为己不惜害人的时代,保持了人性中最重要的亲情和良知。看似珍贵,其实这是我们古老民族传承了两千多年农业社会乡绅自治人文精神之传承和延续,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中华民族历经多次战乱和磨难,始终屹立不倒。
----不深刻反思毛时代的荒谬和不幸,这样的黑暗和痛苦的经历还会在神州大地上换个面目重演!
但嫉恶如仇的我,坚决不能容忍这种变色龙。
她也有自知之明,透过其他亲属试探能否利用我的关系把孩子孙子办到国外。我跟亲戚们说劝她死了那条心,我可不是我奶奶。
倒是养女的姑姑跟养父母也就是我的祖父母划清界限,找到码头工人的亲生父母,把自己的身份洗白。可是,到了文革结束后分家财的时候,这个养女姑姑第一个跳出来分我们的家产。我的奶奶大度,把自己的应得的一份给了这个养女姑姑。
我们要永远记住那些经历无以伦比的苦难,仍然保持人的良知,顽强的生活下去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