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了洋,移了民,习惯了天天早上冲凉,习惯了日日换内衣内裤,习惯了喝凉自来水,习惯了凡事先打电话预约,习惯了讲话低分贝,习惯了张口一个Please闭口一个Thankyou,甚至习惯了掩嘴打哈欠冲着胳膊打喷嚏,唯有中国胃难改。好吧,我承认:作为研究外国语言文化的专业人士,我是不及格的。不过这不能怪我,怪只怪大学课本上那篇英语散文太精彩。文章惟妙惟肖地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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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叫咱是“刚丝”来着?隔着浩瀚太平洋,仍喜欢冯小刚导演的作品,上次《老炮儿》莅临多伦多,我们没有错过。这回《我不是潘金莲》(以下简称《潘金莲》)来袭,我们又去捧场。订票时上Cineplex院线网站搜索,发现影片改名为“IamnotMadamBovary”,“我不是潘金莲”改口成了“我不是包法利夫人”。片名往往集中概况反映影片内容,属于诉求性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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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灯亮了,看见走道旁金发碧眼的放映厅清洁工,我才从李雪莲的世界走出,回到太平洋彼岸。今夏,冯导携《我不是潘金莲》(简称《潘金莲》)莅临加拿大,入围多伦多国际影展特别展映单元,宰获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可惜我们失之交臂。近日《潘金莲》卷土又来,我们前往一睹风采。
近年来,中文电影市场在北美逐渐升温,异国他乡观看华语影片并非难事,通过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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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问得认认真真,做人得清清白白——这是我生活准则。唯一例外是18岁上违心所为,此事至今影响着我。1977年,我参加工作学采煤。师傅姓万,嗓门大,人称万喇叭。万师傅天生罗汉像,一天到头总听他哈哈笑,好像他的字典里没有“愁”字。万师傅很照顾我。我弱不禁风,一米八几的高个儿,低头弯腰在一米四五的坑道里连续几个小时采煤实在“憋屈&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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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的学校走廊尽头,藏一间神秘小屋,门上不像其它房间有标示,平时也未见有人出入。在学校学生满员房间不敷使用的情况下,竟有这么一间空置的房间,煞是令人不解。
原来,这是一间专为一位变性学生使用的洗手间。这位学生身为女性,但天生一个假小子,一举一动甚至于后来穿戴打扮都跟男孩看齐。后来,这位学生提出变性要求,除了学籍登记上一时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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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打国内“富二代”频频犯事,屡上头条以来,俺颇不服气,一直瞪大眼睛竖起耳朵,打起灯笼窥探国外洋“富二代”的动向。俺暗地琢磨着这么个理儿:外国的许多劳什子,中国其实都有;反过来,中国有的劳什子,外国一定也有,俺就不相信逆命题不成立,外国就没有不争气的富二代。去年,多伦多一富二代半夜飚车,把一位巴基斯坦裔出租车司机送上黄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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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当时,我正读小学二年级。虽然我和爷爷奶奶偏居四川成都,但火药味已经在空气中蔓延。大街上,大字报铺天盖地,打倒刘邓陶(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标语无所不在,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四处可见。时任学校少先队大队旗委的我觉得红卫兵很威风,于是和小伙伴相约去参加红卫兵。可惜小伙伴出身资本家,不够格,我年纪太小,人家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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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物质匮乏。有客自大西北来,父母破费以一尾鱼待客。客人应邀举起筷子,冷不丁,一只绿头苍蝇哼着小曲从天而降,俯冲到令人唾涎的干烧鱼上,桌上唯一的晕菜让客人食欲顿消。这是我第一次遭遇餐桌上的尴尬。
毕业留校任职外事办公室,为学校领导当翻译,更经历不少餐桌上的尴尬。有位校长历史系出身,喜欢掉书袋,席间更要大显身手。此公每招待外国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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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也奇怪,动物之中我最惧爬虫。爬虫无獠牙利齿,血盆大口,绝不会伤害我等性命,且爬虫小得可怜,行动缓慢,一不留意反倒被人踏上一脚,断送了卿卿小命。然爬虫却让人毛骨悚然。
孩提时,我折桑树树枝,折到的是一条小爬虫。细小的爬虫长得跟桑树一个颜色,倒立树干上,活脱脱一根掉光了叶片的干树枝。我顿时吓得尖叫起来。
后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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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到医院为一位受伤的大卡车司机任翻译。这位司机原为国内工程师,40来岁,一米八几的高挑个,浓眉虎眼,长得似电影明星,只是呆坐不动面带愁容。外科医生一阵风似的开门进来,先核对姓名生日等问题,“验明正身”后,医生让他撩起裤腿:整个小腿外侧呈褐色,体无完肤,满是褶皱,恰似一大块风干了的肉。几十年前我在煤矿采煤时,见过类似的伤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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