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大的印度弹道导弹家族“族谱”。
中评社北京4月18日电/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烈火5的射程影响远不止对中国至关重要,如果它部署在印度东部,这个方向的邻国以及关岛的美军远程轰炸机部队和第七舰队都将在其威慑范围内;部署在西部,将可以威慑欧洲的许多国家;北部,则将影响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而南部则又将掌控印度洋大部分的海上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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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br> 日本新闻网分析文章指出,石原的这枚“炸弹”,是在日本时间17日凌晨在美国华盛顿讲演时扔的,传到记者的耳朵里是清晨6时许,来自通讯社的新闻速报。记者的第一反应是感到很惊讶,第二反应是感到很可笑。 <br><br> 石原当过25年的国会议员,也做过运输大臣,资历很深。他担任东京都知事也已经三届,说实在,东京都民对于他的支持率还是很高,即使已经80高寿,在去年的知事选举中,大多数人依然投了他的票。不过,更多的日本国民把石原看成是小说家,因为他走红日本,是凭着大学时发表的小说《太阳的季节》。因此,日本国民对于石原的一些出格的大嘴话,很少当真,大多一笑了之。 <br><br> 东京都政府的干部一早从电视里听到自己的知事宣布要购买钓鱼岛,吓得不轻。一位干部说:“这件事可从来没有听说过啊”。东京市民在接受电视台的街头采访时也称:“用我们的税金去买一个毫不搭界的无人岛,太离谱了”,“守护国土是政府的事,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知事估计是喝多了”。 <br><br> 感觉一头雾水的,不仅仅是东京都政府的官员们,还有石原慎太郎的儿子。担任日本最大野党自民党干事长的大儿子石原伸晃,面对记者的追问直摇头:“这事还真没有听说过,回头我得问问他”。<br><br> 日本政府对于石原来自美国的发言也颇感惊讶。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在记者会上表示,政府与这个列岛的所有者一直保持着联系。但是,并没有听说如东京都所称的那样要出卖的问题。藤村长官针对记者提出的“今后会不会与石原知事进行协商?”的提问还表示:“是否进行协商要看事情的发展情况”。表示出“静观事态发展”的姿态。随后他也表示,不排除国家出面购买钓鱼岛的可能性。 <br><br> 钓鱼岛几个岛屿中,大正岛属于国有土地,其他都属于个人所有的私有土地,2002年,日本政府从个人手中租借了整个钓鱼岛,实行政府管理,每年的租费为2450万日元(约320万元人民币)。其中久场岛还借给在日美军使用中。 <br><br> 日本新闻网获得的资料显示,钓鱼岛的开拓者为福冈县八女市出身的实业家古贺辰四郎。1895年,古贺从政府手中获得了30年的租期。1932年,其儿子古贺善次用1万5000日元(现约2500万日元)从政府手中购入除大正岛之外的各岛屿。1970年后,古贺家把钓鱼岛的所有权,以4600万日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家住埼玉县的一位好友。去年,钓鱼岛的“岛主”向媒体透露说,已经有外国人开价315亿日元要买这个列岛。 <br><br> 石原知事一直有从岛主手中购入钓鱼岛的想法。他在2010年10月的电视节目出演中就曾经透露,自己已经与岛屿所有者进行了购买交涉,目的是防止这些岛屿落入外国人之手。当然,石原所称的“外国人”,自然是中国人。 <br><br> 那么,石原是否真的如他所愿买下钓鱼岛?<br><br> 日本外务省的一位主要干部17日就此向媒体表示:“难以想像东京都议会会批准这一方案”。这位干部称,东京都政府购买钓鱼岛的计划,这事与其都政没有多大的关系,这是根本性的疑问。这一计划要获得都议会的批准的可能性也很小,难以想像都议会会批准这一购买方案。 <br> <br> 而东京都政府财务局的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要做成这一桩买卖会很难。他说,根据规定,东京都政府要在自己的区域外购买土地的话,首先要有明确的购买理由。在此基础上,凡是购买金额超过4000万日元(约310万元人民币)的,要成立一个由专家组成的“财产价格审议会”进行审议。超过2亿日元的,那就要经过都议会的批准。 <br><br> 看来,东京都的钱包并不是石原慎太郎一个人说了算。 <br><br> 但是,这并不排除石原可能会通过别的途径购买钓鱼岛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最大契机,是他扶植大阪市长桥下彻成为日本首相,而他成为桥下的幕后老板。 <br><br> 唯一一个公开站出来支持石原购买钓鱼岛计划的,就是大阪市长桥下。桥下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只有像石原慎太郎这样的政治家,才会想到用购买岛屿的方法来保证钓鱼岛不会落入外国人之手。他还表示,自己事先知道这起购买钓鱼岛的计划,上周,石原到大阪访问时与他商量过。桥下说,一般的政治家是不会想到这么做,唯有石原知事才有此智慧。<br><br> 今年43岁,养了7个孩子,从一名律师竞选成功大阪府知事,继而辞职再竞选大阪市长成功,桥下是当前日本政治的弄潮儿。他明确提出要“从地方包围东京”,并发誓在下次国会选举中要夺得政权。为此,桥下已经组建了一个地方政党“大阪维新会”,并在全国募集了2000多名弟子,开设“训练营”对这些未来的政治家们进行强化培训。当然,这样的做法在日本是行得通的,因为只要获得选民的支持就行。 <br><br> 桥下如此大张旗鼓的“夺权”行动,得到了石原慎太郎的全力支持,石原公开表示,桥下好似明治维新时期的壮士,拯救日本全靠他。 <br><br> 既然在购买钓鱼岛问题上,桥下与石原已经串通一气,那么,假如真的有一天,桥下率领的“大阪维新会”获得了众议院过半数的议席,那么,他就会成为日本首相,继而实现“尖阁列岛国有化”的计划。 <br><br> 对于民粹主义色彩十分浓郁的石原来说,他的手已经伸得够长。远离东京数千公里的冲绳最南端的一块礁石,本来就没有人管,石原硬是把他浇灌水泥,扩建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岛,命名为“冲之鸟岛”。这个岛边上的水道,偏偏是中国海军舰队进出太平洋的必经之路。如今,这个岛是属于东京都的,好似英国人在南美搞了一个殖民地。 <br><br> 如此的做法,石原一定会在钓鱼岛上炮制。)
钓鱼岛
中评社香港4月18日电/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几年没去美国,前几天动身到华盛顿前留下一句话:“我会扔几个炸弹给大家看看”。没有想到,他在美国抛出的第一枚炸弹,居然是对美国人说,要购买钓鱼岛(日本称“尖阁列岛”)。
日本新闻网分析文章指出,石原的这枚“炸弹”,是在日本时间17日凌晨在美国华盛顿讲演时扔的,传到记者的耳朵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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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弃前嫌,于去年11月和主要反对党新民主党及右翼的东正教人民阵线组成联合政府,帕帕季莫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出任总理。由于两大主要政党执政理念相去甚远,联合政府施政困难重重。雅典经济大学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目前新民主党的支持率约为15.3%,泛希社运的支持率约为14.6%,两大政党难以在大选中获得单独执政所需的议席。如果不出意外,新一届政府仍将是一个联合政府,其执政能力有待观察。 <br><br> 其次,希腊面临的经济问题不会因大选而自动解决。2008年以来,希腊经济已连续衰退四年,倒退总幅度接近15%;虽然有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轮救助贷款,目前希腊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高达160%。更重要的是,希腊在调整经济结构、降低财政赤字、国企私有化等方面一再落后于预定目标,而摆脱债务危机急需的经济增长迟迟没有到来。大选将使希腊社会未来一段时间内聚焦选举政治,而选举后产生的新政府能否找到重振经济之路也是个未知数。 <br><br> 最后,经济形势持续恶化以及一系列紧缩措施的实行使希腊社会矛盾趋于尖锐,大选有可能激化矛盾。债务危机使一般希腊人的收入缩水约四分之一,失业率已超过20%,年轻人更是约半数找不到工作,雅典市中心的宪法广场差不多每天都有抗议活动。4月4日,一名77岁的老人在宪法广场开枪自杀,留下遗言指责希腊政府处理债务危机不当。可以预测,不管大选后哪个政党执政,弥漫整个希腊社会的不满情绪都不会自动消失,并有可能在某个时刻被引爆。<br><br> 从外部条件来说,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的两轮救助并不是免费的午餐。在正式敲定第二轮救助协议前夕,欧元区国家就要求希腊主要政党领导人作出书面保证,不管将来哪个政党上台,都将不折不扣地实施协议规定的紧缩和改革措施。换言之,如果执行这些措施打了折扣,那么救助资金就有可能出现“断供”。 <br><br> 希腊新政府在严峻的经济形势、愤怒的国内选民和苛刻的外国债主之间游走,需要的将不是一般的政治技巧。)
中评社北京4月12日电/经过漫长的猜测和等待,希腊联合政府总理帕帕季莫斯终于在11日晚宣布,将于5月6日提前举行大选。
新华社消息,由于这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来的第一次大选,外界期望新一届议会及政府在摆脱危机方面迈出决定性步伐,让希腊早日重回发展之路。但是,由于希腊目前面临的复杂情况,对这次大选的期望不能过高。
首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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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br> 中评社香港4月3日电/香港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胡伟星日前在中评社举办的《香港新特首:挑战与应对之策》思想者论坛上指出,此次特首选举,梁振英是赢家,他代表了变革,“稳中求变”,所以是香港社会之福,整个香港社会是最大赢家。最大的输家是唐英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所代表的大商业利益集团、大资本家,他们同港英时代某些高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结合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这次输了,输得很惨。 <br><br> 胡伟星还指出,建制派里两个不同的派别矛盾的公开化并不是坏事,这是早晚的事。中央政府为了香港局势的稳定,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央还不时要安抚笼络大商业利益集团。这次选举矛盾公开化了,彻底闹翻了,挑明了不可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对面向2017年普选过渡是件好事,使我们认清了今后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更好地准备2017年普选。 <br><br> 他呼吁下届特首和政府,要想清楚利用、培养什么样的管治人才,才能代表大多数市民和草根大众的诉求,不能同社会现实太脱节,否则香港的管治还会出问题,陷入更伤脑筋的境地。突破管治问题上的怪圈,政制设计上也要创新与突破。 <br><br> 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3月25日产生,中国评论通讯社与《中国评论》月刊在梁振英当选翌日,邀请多位香港专家学者,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会议室举办《香港新特首:挑战与应对之策》思想者论坛,对梁振英未来特首之路展开深入研讨,为新特首未来施政建言献策。 <br><br> 胡伟星在论坛上就以下三个问题,阐述了他的看法:第一,现在有一种说法讲中央让两个建制派候选人竞选是失算,对吗?第二,这次选举到底谁是真正的输家和赢家?第三,有媒体说梁振英还没上台就先跛脚了,对吗?<br><br> 第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说中央让两个建制派候选人竞选是失算,到最后还差点失控,这种说法有道理吗?胡伟星认为,选举中出现了恶性竞争,这么多丑闻和扭曲当然不是中央最初预见的,但竞选也达到了预想不到的结果,是未尝不可的尝试。当初为什么要让两个建制派竞选呢?我想主要考虑是为2017年暖身、预演、做准备。王光亚主任多次讲到香港一直以来缺乏政治人才,缺乏有威信、有经验的管治人才。政治人才要通过选举培养和发掘。有竞争的选举可以锻炼和检验政治人才,否则政治人才不可能被发掘、不可能冒尖、不可能得到锻炼培养。所以,这次让两个建制派候选人竞争,在这一点上达到了目的。 <br><br> 他说,政治人才的民望也只有通过竞争选举才能获得,“钦点”不可能带来高民望。通过竞争可以强化民望,提高认受性。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意选择了梁,而不是唐,从各种民调上看,梁都一直高于唐,有时甚至远抛离另外两个对手。本来如果两个人能够良性竞争,进行“君子之争”,集中在政纲上的辩论,而不是去用负面新闻攻击对方,那么泛民候选人捞不到什么好处,只能被边缘化。泛民没有提出像样的政纲,也没有管治的经验,只能做陪跑,到2017年也不见得有机会。但这次竞选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出现了互爆丑闻、抹黑,在台湾选举中用的乌贼战术都出现了,这是很不幸的。这些选举政治中的劣质化的东西会不会在2017年也出现,成为今后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反思。 <br><br> 第二个问题,这次选举谁赢谁输?在胡伟星看来,梁振英是选举的赢家,他代表了变革,“稳中求变”,所以是香港社会之福,整个香港社会是最大赢家。至于谁是最大输家有很多说法,有人说泛民是输家,也有人说北京是最大输家。我觉得,最大的输家还是唐英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所代表的大商业利益集团、大资本家,他们同港英时代某些高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结合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这次输了,输得很惨。 <br><br>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建制派的分裂也不见得是坏事。”他表示,建制派实际上是由两大成分组成的,一是传统左派,他们是向下的,代表草根阶级,代表中下层人士,像工联会、民建联这样的组织;另一派就是商业精英,包括大资本家、大商业利益集团,这些人在港英时代就能玩得转,获得很多利益,回归后因为中央要稳定香港经济,平稳过渡,他们同样也获得了很大的既得利益。刚刚马先生讲的香港四个深层次的矛盾我非常同意,这些问题在某些程度上也反映在建制派阵营里,反映了代表草根向下的传统左派和大商业利益集团的矛盾。大资本家怎么能够跟工联会打成一片呢?不可能的,利益差别太大了。所以,建制派里这两个不同的派别矛盾的公开化并不是坏事,这是早晚的事。中央政府为了香港局势的稳定,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央还不时要安抚笼络大商业利益集团。这次选举矛盾公开化了,彻底闹翻了,挑明了不可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对面向2017年普选过渡是件好事,使我们认清了今后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更好地准备2017年普选。 <br><br> 胡伟星说,可以预见,2017年竞争会更加激烈,由于是全民参与,为了争取最多的选票,政党必然会出现很多民粹化的诉求,比如说如何解决贫富悬殊、公共房屋、社会福利等问题都会提出来,不可能回避,到时怎么能把建制派这两个大的阵营捏在一起呢?他们能有共同的政纲吗?我看几乎不可能,毕竟利益不同。所以,中央要早有准备,早亮底牌比晚亮底牌要好。这次选举就给了中央一个机会,在关键时候选择支持了梁振英,他代表了建制派今后的方向,他能在2017年团结更大多数人,这些人是有选票的。全民普选中大财团大资本家能有多少选票,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民?中央不能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站在广大市民的对立面上。 <br><br> 所以说,这次选举的输家是唐英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支持唐的自由党也输了,自由党所代表的工商利益阶层面临着政治上重新定位的问题,他们不得不重新检视2017普选时他们的定位,他们在立法会选举时如何争取选票。如果定位不清,他们会输的更惨,连一个席位都没有。这些商业精英和大商业利益集团,因为回归前后的特殊情况,他们可以有影响力,他们政治上的影响力还会存在。但是有了普选之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会日渐稀薄,所以他们一定要寻找新的政治平台,才能成为一个独挡一面的政党,否则在功能组议席取消后就有可能泡沫化。2017年会有很多民生民主和民粹的议题,有普选就会有这些问题,他们如何应对,他们肯定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定位。<br><br> 第三个问题,今天很多媒体报道讲梁振英还没有上台就跛脚了,是不是这样呢?胡伟星认为,689票其实还不错,得到61%选委的支持。但是梁的得票率比前两届要低,民望也比前两位要低,再由于建制派的分裂,凝聚力也低了。这个“三低”是客观现实,他上台肯定会遇到很大的挑战。这次选举由于建制派分裂,泛民的团结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有两个口号上重新凝聚了泛民的力量,一个是反小圈子选举,一个是反西环介入,泛民力量的重新集结势必对梁振英的执政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泛民已经筹划4月1日和7月1日反梁游行,会对梁振英执政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梁振英上台之后基本上没有培训学习的时间、没有蜜月,马上就要进入情况。他的口号是“稳中求变”,不会铺开面地大刀阔斧地改革。我建议他做几件能立竿见影的实事,比如调整房屋政策、解决双非问题等,提高自己的威望。在港人核心价值问题上,也要做一两件事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他才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他毕竟来自草根,个人故事也蛮吸引人的,应当被大多数港人接受。最后一句话:前两届特首都是“开高走低”,马英九也是“开高走低”。 但是,我总觉得“开低走高”比“开高走低”好,希望梁振英如此。 <br><br> 除了以上的分析,胡伟星还讲了他对下届特首和政府的期望。他指出,除了分配问题、贫富不均、公众的质疑和不信任等问题,梁振英还需要重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这里面主要还是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牵涉到社会公正。这么多年香港经济一直在增长,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特别是中下阶层,这一点和台湾社会相似。中产阶级也是一个问题,有利益诉求、向上流动、财富缩水的问题。这些都牵涉到特区政府的管治问题,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每况愈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br><br> 他表示,在这个基础上,再往深处挖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就是现在香港的既得利益集团同广大市民利益差别和冲突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激烈。刚回归的时候还看不太出来,当时中央政府希望利用大财团和商业精英帮助香港进行平衡过度。在香港回归前和初期,管治人才也多来自商业精英和港英时期的公务员,很少从下层草根中来。后来行政会议吸收了一些民建会和工联会人士,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身居要津,直接参与管治,副局长以上管治人才还是从商业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中挑选。可想而知,他们的理念和心态和社会大众的观感形成很大的落差。这么大的矛盾怎么解决?中央政府一定要想清楚。既得利益集团在经济利益上有收获,政治权利上也兼得,很多人看不惯。广大市民会觉得自己既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政治权利,还不能用选票去监督他们,所以很愤怒。这次选举,市民的参与热情大大提高了,还没到2017普选呢,市民的参与程度就这么高了,可以想像5年以后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中央传统的泛统一战线思维,一定要有些调整。要想清楚利用、培养什么样的管治人才,才能代表大多数市民和草根大众的诉求,不能同社会现实太脱节,否则香港的管治还会出问题,陷入更伤脑筋的境地。突破管治问题上的怪圈,政制设计上也要创新与突破。)
胡伟星指出,此次特首选举最大的输家是唐英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所代表的大商业利益集团、大资本家。(中评社记者摄)
中评社香港4月3日电/香港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胡伟星日前在中评社举办的《香港新特首:挑战与应对之策》思想者论坛上指出,此次特首选举,梁振英是赢家,他代表了变革,“稳中求变”,所以是香港社会之福,整个香港社会是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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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亚洲海军发展顾问约翰博士称,德国海军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向中国转让其最新装备的U-214型潜艇技术,中国正借此发展自身的第四代常规潜艇。 <br><br> 韩国军事网站《Viggen军事论坛》2012年3月20日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的近邻韩国已经外购与自行建造了多艘U-214型潜艇,因此,即使该学会的言论属实,对中国潜艇研发与亚太海军战力对比造成的影响也并不大。 <br><br>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已经列装的最新中国国产潜艇,即“元”级上已经展现出越来越多的西方潜艇特点。 <br><br> 因此,即使此次中德的潜艇合作并不属实,中国常规潜艇的发展已经开始向西方风格靠拢,俄制潜艇技术的辅助发展已经终结,最终将形成兼具俄欧技术的中国常规潜艇风格。 <br><br> 俄制潜艇技术对中国的辅助已经结束 <br><br> 截至已经装备部队的“元”级常规潜艇,中国的国产常规潜艇已经发展了三代。 <br><br> 第一代的03、033、035型潜艇均仿自俄制潜艇,或结合有限西方技术,对其进行了少量升级(以613所引进法国技术生产的H/SQZ-262型声纳替换了原有的俄制声纳)。 <br><br> 第二代的039型潜艇使中国自行设计建造常规潜艇的尝试,该型潜艇尽管在技术性能上上存在诸多不足,但由此中国具备了独立研发、建造常规潜艇的能力。 <br><br> 第三代的“元”级(039改进型潜艇)则初步实现了对中俄欧技术的整合,尽管与世界顶级常规潜艇相比,具体技术略显粗糙,但却首次实现了在整体技术上的世界顶级水平的赶超。 <br><br> 需要注意的是,在整个中国常规潜艇发展的历程中,俄制潜艇技术的地位正在逐渐降低,并将随着“元”级常规潜艇的研发成功而走向终结。 <br><br> 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中国常规潜艇的进步,更重要的是俄制潜艇技术的裹足不前。 <br><br> 1、中国已经完成潜艇技术整合。 <br><br> 众所周知,如果从宏观的角度看待高端装备的研发,技术整合在难度与重要性方面均远远高于单项技术的研发。回顾中国自建国至上世纪90年代初的高端装备研发,几乎全部都是在获得外来整机技术之后,通过摸索与仿制,参照自身的实际需求对装备进行有限的改进。而随着中苏关系紧张,当时的中国失去了唯一的系统装备引进渠道。自此至上世纪90年代初之间的20余年间,尽管中国在单项技术上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受制于技术整合方面的局限,一直难以将技术层面的成果转变为装备水平的进步。而随着苏联解体,俄制装备恢复了对中国的输出。在潜艇领域,中国分3批引进了12艘“基洛”级常规潜艇。以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中国并未对这些俄制潜艇进行升级。因为对于中国而言,这些性能并不十分突出的外来潜艇所能提供的最大财富,正是在于对各项潜艇技术的整合经验。 <br><br> 通过对“基洛”级潜艇的使用,中国首次接触到了采用水滴型艇体的常规潜艇。该型潜艇在降噪方面的巨大成就,使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受益匪浅。而该型潜艇的武备布置与装填设备(在首批引进的877型“基洛”级潜艇上并未装备鱼雷快速装填设备),也使中国获得了通过升级打击灵活性提升潜艇战力的手段。而随着引进“基洛”级潜艇后,中国在原有潜艇上进行的技术升级,以及对“元”级潜艇的大量建造,中国已经充分消化的“基洛”级潜艇的技术整合模式,而该型潜艇相比中国国产,以及周边国家装备的同类潜艇并不突出的性能,也使其对中国的吸引力越来越有限。因此,在中国逐渐具备常规潜艇技术整合能力,以“基洛”级为代表的俄制潜艇也就结束了其在中国的使命。<br><br> 2、俄制常规潜艇缺陷已经暴露。 <br><br> 作为正在处于高速上升期的中国海军而言,其日后必然面临数量与种类均大幅增加的作战任务,仅靠高端潜艇无疑是难以胜任的。因此,既然中国国产常规潜艇在性能上已经逐渐超越俄制潜艇,那么保有一定数量的俄制潜艇用于第二梯队,应对强度相对较低的作战任务也是可以考虑的选择。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受制于使用环境与自身技术的限制,俄制潜艇原有的一些技术特点已经逐渐演化为缺陷,与自身原本具有的一些不足,共同影响了其在中国海军的服役。 <br><br> 作为一款苏联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成功研发的大型常规潜艇,其无疑不可能再装备AIP系统,但其已经试图通过增加蓄电池装载量提升其水下航行能力,但尽管其装备了2组共240块铅酸电池,其最大水下航速也达到了20节,但即使采用经济航速,其水下航程也仅有400海里,与采用AIP系统的当代潜艇最低8000海里存在明显差距。众所周知,世界范围内同时代研发的同类潜艇均通过加装AIP舱段解决了其水下航程的巨大局限,但作为典型俄制潜艇的“基洛”采用的双层艇体结构却决定其几乎不存在进行此类改装的可能。因此,无论与已经采用了AIP技术的中国国产潜艇,还是广泛采用此项技术的周边国家潜艇相比,“基洛”级潜艇在性能上无疑均处于明显的下风。 <br><br> 如果回顾上世纪90年代中早期对“基洛”级潜艇的报道,尤其是与德制U-209型潜艇的技术对比不难发现,当时的“基洛”级潜艇除了装备鱼雷,还能装备早期的“俱乐部”潜射反舰导弹,射程仅为65公里,大大低于同时代已经在西方潜艇上广泛装备的美制“鱼叉”导弹(潜射型射程100公里)。而在采用最新的“俱乐部”3M54E1型导弹后,其射程已经提升至300公里(也有观点认为该型导弹最大射程为220公里),实现了对西方同类导弹的超越。但这表面的优势背后,却存在着危机。现阶段,中俄两国在实用性远程反舰导弹方面难分伯仲。尽管有消息认为,中国的新型远程反舰导弹借鉴了大量俄制技术,但其已经自成体系,与俄制同类装备存在极大不同。“基洛”级潜艇目前仅能采用俄制导弹,尚无兼容中国产导弹的能力,而如果对已经略显陈旧的“基洛”级潜艇进行适装中国导弹的升级,其消费比很难优于建造性能类似“元”级的中国产潜艇。因此,自身的技术缺陷与不足,已经使俄制潜艇较难适应中国的使用环境。<br><br> 3、俄制潜艇发展难以满足中国。 <br><br> 作为冷战时期久负盛名的“大洋黑洞”,“基洛”级潜艇原有的性能无疑已经越来越难以满足中国的需求。但这似乎对“基洛”级并不公平。因为对于一款研发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潜艇而言,能在今天仍保持较高的作战能力已经实属不易。而作为海军力量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俄罗斯能够提供的潜艇设计也远非“基洛”级一款。众所周知,早在苏联时期,用于替换“基洛”级的“拉达”级(外贸型号为“阿穆尔”级)潜艇就已经设计完成。其在保留“基洛”级强大打击能力的同时,在诸多性能上均提升明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其静音性能较之“基洛”级提升了6倍之多(注意,并非潜艇噪音的分贝数降低6倍,而是静音效果提升6倍,且这是俄媒自己的说法,尚未得到其他渠道的证实)。但为何中国在能够更加方面引进俄制潜艇技术的今天,并未选择继续以俄制潜艇为国产潜艇的发展样本呢?原因就在于表现突出的俄制潜艇发展,已经难以满足中国。 <br><br> 如果仅以俄制的“拉达”级与中国的“元”级进行单纯的性能对比,则两款潜艇在新能上并不存在明显差别,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在研发“元”级的过程中,西方媒体一直认为中国获得了“拉达”级潜艇的核心技术。但需要注意的是,研发年代要晚很多的“元”级潜艇目前已经证实的服役数量已经达到4艘,且还有一艘被认为是已经装备AIP系统的实验型潜艇。但“拉达”级潜艇至今尚未获得俄罗斯海军认可,而现阶段该型潜艇仅有装备AIP系统的计划,尚无具体的实施。因此,从两性潜艇的发展动向来看,至少在最新型常规潜艇的发展领域,中国已经实现了对俄罗斯的全面超越。发展速度较慢,且苏联遗留的先进技术已经消耗殆尽的俄制潜艇,显然难以再次引起中国的兴趣。<br><br> 中国常规潜艇技术风格逐渐接近西方 <br><br> 如果仔细回顾中国国产常规潜艇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早在上世纪70年代,中国在升级国产第一代常规潜艇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引入西方技术,只不过此时受制于自身的技术水平与西方的封锁,西方技术的采用仅限与对装备的升级,并未对潜艇的设计产生影响。但通过长期的技术积累,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在于西方“蜜月期”期间的技术引进,中国国产潜艇已经展现出越来越多的西方风格。而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研制的039型潜艇预示,中国在常规潜艇技术风格方面,开始逐渐接近西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潜艇的安全性能、火控与武器方面的改进。 <br><br> 1、安全性能提升促使结构西化。 <br><br> 上世纪80年代不仅是美苏冷战的顶峰,也是两国军备发展的顶峰。在此期间,类似核潜艇这类高端装备处于最佳的技术状态,不仅各种性能趋于均衡,此前一直困扰核潜艇使用的安全性,在此时也获得了明显进步。但与核潜艇相比,潜艇安全性方面的进步却未能完全在常规潜艇的研发过程中得以应用。对比同时代的西方常规潜艇,俄制常规潜艇前期体积类似,但采用双壳结构,从而造成了内部可用空间相当有限。而到了后期,俄制常规潜艇在体积上已经明显大于西方同类潜艇,除仍采用双壳结构之外,艇内大量的备份设备也成为体积增大的重要原因。而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源,就是俄制潜艇的各项核心技术安全性不高。在技术上需要靠备份来保证可靠,而在整体结构上,需要更加坚固的双壳结构保证潜艇整体的安全性。 <br><br> 因长期受到俄制常规潜艇技术影响,中国潜艇早期同样采用双壳布局。而在国产的第二代潜艇,即039型潜艇上,尽管尚无资料显示其就行采用何种艇壳布局,但其在动力装置、火控等方面应全面西化,即使在艇体选型方面,也采用了同时代西方常规潜艇普遍采用的“鲸型艇体”。由此可以推断,至少在039型潜艇上,中国已经大幅提升了潜艇各核心系统的可靠性。在做小体积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进步。因此,至少在该型潜艇的改进型上,中国极有可能采用西方风格的单双混合艇体,即除在尾部动力舱采用双壳结构之外,其余舱室全部采用单层艇体。由此产生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中国常规潜艇不仅在结构上更加简单,也能使潜艇通过远比之前简单的改进,实现较大程度上的技术升级。而归根到底,正是借助西方技术,中国潜艇因安全性获得的提升,此时整体结构获得了逐渐西方化的条件。<br><br> 2、火控性能提升促使操控西化。 <br><br> 随着2000年8月13日,俄罗斯海军“库尔斯克”号核潜艇的沉没,关于其所在的“奥斯卡”级核潜艇的资料逐渐被披露。在冷战时期被视作顶级机密的潜艇指挥舱的照片中,即使俄制最顶级的巡航导弹核潜艇仍采用原始的黑白与阳极显示器,大量传统机械仪表充斥操作台。这似乎也从另一个角度上解释了,俄制的各型潜艇在体积上均超越了西方潜艇的原因。反观早在1968年9月开始建造首艇的德制U-209型潜艇,其装备的4组双屏幕多功能液晶显示器囊括了潜艇可能涉及的全部作战信息。这也成为U-209型潜艇在排水量较之“基洛”级潜艇小近1000吨的情况下,获得了与后者相似的作战能力。同时,通过其广泛的出口成绩显示,其即使不进行类似切断艇体,加装AIP舱段一类的大型改装,也能在原有艇体内进行各种程度的技术升级。相比之下,西方常规潜艇在火控系统方面的优势,无疑是促成这一优势的重要原因。 <br><br> 本世纪初,在西方设想的039型潜艇的作战舱室中(这一设想图当时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媒体上广泛转载,可信度较高),中国已经为该型潜艇装备了3套综合作战指挥系统,通过3面多功能液晶显示屏显示所有作战信息。尽管相比同时代的德制U-209型潜艇与法制的“阿戈斯塔”级潜艇,039型潜艇的潜艇操作与作战管理系统仍是分离的,且上存在相当数量的传统机械仪表,但通过与同时期获得的“基洛”级潜艇的对比不难看出,中国已经在039型潜艇上开始了潜艇火控系统的集成化尝试。而通过039型潜艇日后的大量建造与成功使用不难看出,中国的此次尝试是成功的。有鉴于此,作为中国第三代常规潜艇的“元”级潜艇,在尚无证据显示获得更多西方技术注入的情况下,中国在研发该型潜艇时,无疑将继续对其进行火控系统的继承升级。而这一改进持续推进的结果不仅使潜艇的火控系统获得明显提升,更重要的是,能使潜艇在艇体体积不大幅扩大的情况下,有效减少人员,提升自动化程度,转装备更多武器,提升整体作战能力。真正获得西方潜艇完全建立在技术进步上的健康发展模式。<br><br> 3、武器性能提升促使作战西化。 <br><br> 众所周知,冷战时期产生的诸多美苏装备都是在竞争环境中,交替产生的。这不仅造成装备技术水平的快速提升,也是一国长期占据某领域内最高水平的情况极少出现。但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即美国一直占据潜射武器的总体技术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弹药本身突出的作战性能,也体现于建立在小型化弹药基础上的多用途。以广泛装备西方各型潜艇的美制MK-48型重型鱼雷为例,该型鱼雷不仅在威力上曾创下单发击沉“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靶船)的记录,同时,其用途也相当广泛。在进行相当有限的技术升级之后,即可适应对各种水面与水下目标的攻击。且攻击范围涵盖了敌方海军目标可能挥动的全部范围。而武器系统性能的提升,对潜艇造成的最大影响就是作战方式的多样化。而这也成为西方潜艇的代表性性能。 <br><br> 在武器的多用途性能方面,目前中国已经走到了俄罗斯的前面。以中国最新研发的“鱼”-6型重型鱼雷为例,其相比美制MK-48鱼雷,除在射程上稍有不及(MK-48鱼雷的最大射程为50公里,“鱼”-6型鱼雷的最大射程为45公里)之外,在其他几乎全部性能山,均处于同一等级。由此使国产潜艇首次具备对进程水中目标进行灵活打击的能力。而最为新时代潜艇必备的武器,中国的潜射导弹方面的发展同样值得称道。中国在成功研发C-802型导弹,并将其整合到战舰与战机上之后,在本世纪初也成功推出其潜射型号。其总体性能已经达到美制“鱼叉”导弹潜射型的水平。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以324mm口径的鱼雷,代替了C-802导弹的战斗部,研发了模式与性能均与美制“阿斯洛克”反潜导弹类似的国产装备。而后者尽管早在1961年就已装备部队,但其却代表了目前最高端的反潜导弹模式。由此可见,中国已经在作为潜艇最主要的两种装备,即鱼雷和导弹上实现了多用途,从而为潜艇战力在多用途方面的提升,以及装备风格的西化创造了条件。<br><br> 中国常规潜艇仍将兼具俄欧技术特点 <br><br> 在很多西方军事专家看来,“元”级将成为最后一款带有俄制常规潜艇风格的中国潜艇,中国在独立研发第四代常规潜艇时,将采用完全自主的技术模式。逐渐形成一种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种已有潜艇模式的自主风格。但问题在于,刚刚摆脱俄制潜艇技术影响的中国,其自身常规潜艇风格将具备怎样特点?在解答这一问题之前,首先要着重强调一点,中国完全摆脱俄制潜艇技术风格,绝不意味着中国在独立研发常规潜艇过程中,对俄制潜艇基础采用绝对的抵触态度。而是采取其可用部分,在适当的领域发挥作用,以自我为主的研发模式,代替之前过于注重俄式技术的情况。因此,所谓的中国国产常规潜艇风格,就是在国产技术框架下,兼具俄欧技术。 <br><br> 1、艇体设计局限使中国潜艇俄欧兼具。 <br><br> 文章在论述“基洛”级潜艇技术局限时,也提到了这样一种现象,即尽管“基洛”级潜艇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但时至今日,其仍保持者很好的作战能力。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就是俄制潜艇在一些固定技术,即较长时期内,不会出现大规模技术革新的技术上的领先。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基洛”级潜艇在进行整体设计时的听体选型。 <br><br> 在“基洛”级开始研发的年代,包括核潜艇在内,在世界各型潜艇中尚未确定一种最佳的艇体类型。尽管水滴型艇体早已证明其优异性能,但个别国家却抱着潜艇的水面性能不放,最终造成这一优异艇型难以迅速获得广泛应用。而苏联在“基洛”级之前的T级大型常规潜艇上采用了性能较差的鲸鱼型艇型后,果断在“基洛”级潜艇上采用了水滴型艇体。即使如此,苏联仍进行了大量计算与实验,借以确定究竟应采用何种比例的水滴型艇体。最终,苏联选择了7.45:1这一最佳的艇体比例。尽管该艇型牺牲了一定的水下航速(“基洛”级的最大水下航速为17.5节,而其前一级俄制常规潜艇,即T级的最大水下航速为19节),但却为其赢得了“大洋黑洞”的称号。 <br><br> 相比之下,中国尽管具备了独立研发常规潜艇各种核心装备的能力,但在艇体选型方面,仍经验不足。已经列装的三代国产潜艇的艇体选型均来自已有方案,尚未实现完全的独立研发。而对于目前新研发项目数量过多的中国,对于艇体选型这一“次要技术”完全可以采用已有的设计。同时着眼于中国在潜艇火控、武备等方面的集成与小型化程度尚未完全达到欧洲水平,因此,内部空间较大的俄式艇型无疑更加适合中国。而此时,欧洲新技术的价值在于,使中国能在俄制风格的艇体上实现欧洲工艺,从而实现国产潜艇在各种作战环境中性能的提升。 <br><br> 另外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对于中国这样的技术新兴国家,对新技术的盲目依赖与抵触都是不可取的。在潜艇关键技术的性能方面,尽管中国已经超越了俄罗斯,但毕竟与欧洲国家尚有一定差距,因此仍需对国产潜艇提出较之欧洲潜艇更高的安全要求。因此,在艇型选择上,应在吸收西方单双混合艇体的有点时,暂时不采用其大分舱布局,继续采用俄制的小分舱布局。从而在独立研发常规潜艇初期,形成具备中国特色的小分舱单双混合艇体。<br><br> 2、动力系统局限使中国潜艇俄欧兼具。 <br><br> 在动力系统方面,AIP系统尽管对中国而言尚存一定技术难度,但作为一种在国际常规潜艇领域广泛扩散的技术,中国的新型常规潜艇必须具备。因此,在动力系统中,值得探讨的只剩下了潜艇的推进装置。即在下一代中国国产潜艇上,究竟应采用传统的低速大倾角9叶螺旋桨?还是更新的泵喷推进技术呢?答案是前者。 <br><br> 众所周知,尽管在漫长的冷战期间,俄制武器一直在性能上与美制武器难分伯仲,但即使是俄国人自己也承认,自身的技术水平与美国相比存在明显差距。因此,其在装备研发领域内,普遍采用集中力量使单项技术获得突破,之后借助集成手段实现装备整体水平的发展。但明眼人都明白,这种装备研发模式过于功利,其意义也仅限于对单个武器,对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并不大。但在苏联的整个武器研发系统中,潜艇却是一个例外。或许是很清楚可靠性对潜艇的重要意义,苏联在一来是就选择了相对稳妥的发展方式。而这也使潜艇成为俄制转隔壁中,位数不多的,在性能上与美制同类装备前面齐平,甚至有所超越的领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时间,即使俄罗斯为最新的“雅森”级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推进装置选型。尽管苏联在武器研发过程中,曾经犯过急功近利的错误(其实美国也是一样),但在未“雅森”级进行推进系统选型时却表现的相当理智。其首先在“基洛”级Б-871 (“阿尔罗萨号”) 号上装备了泵喷系统。但在最终面试的“雅森”级首艇“北德文斯克”号上,采用的仍是传统的低速大倾角9叶螺旋桨。由此可见俄罗斯在这一事件上的谨慎态度。 <br><br> 相比俄罗斯,潜艇技术相对有限的中国在发展全新技术时,更需要谨慎的态度。比较可行的方法是“开放研发,保守采用”,即在研发过程中广泛吸纳尤其是来自欧洲的先进技术,在成本获得有效控制的前提下,对各种有前途的技术类型均进行适当研发,但在选择哪项技术最终被用于实践时,态度一定要归于俄式的保守。<br><br> 3、武器开发局限使中国潜艇俄欧兼具。 <br><br> 与日前俄媒热炒中国将大批采购苏-35战机一样,本世纪初至今,另一条最早出自俄媒的消息同样值得关注,即中国向俄订购8艘最新的“基洛”636型潜艇及大量配套武器装备。与中国迅速对苏-35传言进行辟谣不同,对于采购“基洛”级潜艇的传闻,中国官方一直没有否认。由此不难认定,中国至少在独立研发艇载武器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而对于中国而言,吸取俄罗斯经验,同时结合欧洲技术,以导弹优势弥补鱼雷性能的劣势。 <br><br> 回顾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潜艇武备会发现这样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同等级的鱼雷中,俄制鱼雷的射程明显低于美制鱼雷(俄制最新型的71型鱼雷的最大射程为20公里,而美制MK-48鱼雷的最大射程为50 公里)。而俄制战术艇载潜射导弹的射程却远高于美制装备(最新型的俄制“俱乐部”3M54E1型潜射导弹射程为300公里,美制潜射型“鱼叉”导弹射程为100公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涉及到一个之前曾被人长期误读的概念,即提升鱼雷射程的难度要远大于提升潜射导弹射程的难度。原因很简单,鱼雷的整个航行攻击过程都是在水中完成的,要克服密度是空气800倍的水的阻力,实现较远航行,显然要比主要在空气中飞行的导弹难的多。同时,受到鱼雷发射管的限制,鱼雷体积已经发展到极限,其职能以技术难度较高的,提升发动机性能的方式提升射程,而导弹提升射程则要简单得多。因为世界主流鱼雷发射管533mm×5000mm的空间,对于大多数潜射导弹而言,事实相当宽松的。 <br><br> 因此,尽管中国通过研发“鱼”-6型鱼雷,已经获得与美国同级的鱼雷技术。但装备的成功研发与大量装备部队并有效使用毕竟是两回事。通过中国未否认引进俄制潜艇与艇载武器的行动中,对中国在鱼雷装备上的局限可见一斑。因此,中国在对待研发潜艇武备时,应采用与处理动力装置类似的做法,在俄国重视潜射导弹,以导弹优势弥补鱼雷性能局限的发展思想下,吸纳欧洲先进反舰导弹技术,以有别于俄罗斯的方式,更快速的提升潜射导弹的技术水平,进而提升国产潜艇的整体战力。 <br><br> 长期给人体积较小,战力较弱的欧洲常规潜艇,通过德国成功竞标澳大利亚潜艇换代项目的U-216型潜艇彻底改变了自身不太阳刚的形象,同时也为急需本国发展高性能大型常规潜艇的中国提供了技术参照。此时,对于在海军装备技术方面进步很快的中国而言,盲目的崇拜与抛弃任何技术都是不理智的。通过结合自身已有技术,同时整合传统的俄式与全新的欧洲潜艇技术,必将使中国的常规潜艇部队获得更加可靠稳固的战力提升。)
中国海军最新型元级常规潜艇。
中评社北京3月27日电/东方网消息:近日,NSL学会(注:资料显示,NSL是欧洲比较著名的“国际海军潜艇联盟协会”。他们经常参与包括美国海军在内的关于各国海军的潜艇建造与发展的探讨与分析研究)的亚洲海军发展顾问约翰博士称,德国海军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向中国转让其最新装备的U-214型潜艇技术,中国正借此发展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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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相龙昨日表示,到目前为止理事会选择了13家基金,一共存了195亿元。这一份额仅为国务院批准金额的约四分之一。“我们管理的资金不能集中在一两年都投出去。我对私募的选择是严格的,我是诚惶诚恐地投资,我希望这些私募的管理者也是诚惶诚恐的”,他说。 <br><br> 戴相龙说,选择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主要看三条,一是有没有优良的投资回报历史,二是现在的团队是否有潜力,三是是否有好的项目。 <br><br> “大家都担心,养老金买股票了,股票有风险。”戴相龙说,“我们买股票,特别是散股,都是委托18家专业机构投资人去买,我们进行监督,他们搞得不好,我就把它除名,我是用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为我管。” <br><br> 据新华社报道,戴相龙此前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金融改革与直接融资”国际研讨会上介绍,2008年全球养老金资产有25万亿美元,而我国不足2000亿美元,占全球养老金不足1%,大大低于我国经济总量占全球7.3%的比例。我国正在多渠道增加养老金,特别是个人账户逐步做实后,预测到2015年个人账户累计结余和中央养老储备金可超过3.5万亿元。)
中评社北京3月6日电/昨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会场外表示,养老金是“人民的养命钱”,一定要管理好。他还表示,养老金并不会完全入市,购买股票的比例仅为30%左右。
养老金买股票必须有长期投资价值
据新京报报道,戴相龙表示,目前中国社会资本不是很合理,大量财富都进入银行,银行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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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流泪宣布胜选
中评社香港3月6日电/俄罗斯总统大选告一段落。普京虽已宣布当选,但美国认为现在给当选总统发贺电还为时尚早,另一方面,国际选举观察团报告显示,俄罗斯大选这回传出许多舞弊争议。美国国务院五号发表声明,希望俄罗斯方面,能尽快调查相关争议。
凤凰卫视报道,普京虽已在俄罗斯大选中,获得超过百分之六十的得票率,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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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日,两位财政保守派人士第一次公开宣布支持罗姆尼: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埃里克.坎托(Eric Cantor)说:“罗姆尼是今年的年度人物”;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科伯恩(Tom Coburn)则称,罗姆尼最能解决当前美国人遇到的诸多问题。前密苏里州州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也于周一加入了罗姆尼的阵营。 <br><br> 美国《纽约时报》刊登评论文章称,美国总统大选年,共和党多位竞选人一路混战的情况终于开始有所变化了。有地位的议员和有影响力的保守派人士纷纷表态支持罗姆尼,使得共和党内战喧嚣慢慢降了许多。之所以有这么多人忽然公开表示支持罗姆尼,是因为美国当地时间周二将有十个州进行投票,罗姆尼想抓住机会造势拉大支持率,确保自己能够成为最后的共和党总统选举唯一候选人。这个“超级星期二”的投票日,很可能标志着共和党开始团结并聚党内力量,重点对抗奥巴马。 <br><br> 文章报道,许多支持罗姆尼的州长、赞助商等近期纷纷出来助选,并一致表示“共和党若长时间内斗,势必将损耗整个党的力量,降低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控制众议院和获得参议院多数席位的机会。”<br><br> 罗姆尼竞选团队还安排一系列官员发声,以求降低对罗姆尼有害的党内争斗。周二的超级选举日异常重要,这一天要么是支持率拉大的分水岭,要么是招致大内斗的泥潭。 <br><br> 罗姆尼的支持者,俄亥俄州参议员波特曼(Rob Portman)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还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共和党人公开表明自己支持的对象,这是一个好时机,现在需要停止无谓的内斗,需要集中力量对抗奥巴马了。 <br><br> 文章还称,但周二不仅仅是罗姆尼的重要时刻,也是桑托勒姆、金里奇等候选人的重要一天。在罗姆尼和桑托勒姆势均力敌的俄亥俄州,这里的初选还有可能决定共和党初选的时间长度,乃至共和党的未来走向,甚至可能是桑托勒姆咸鱼翻身的最好地点。 <br><br> 在这里,社会保守派人士积极帮助桑托勒姆:挂海报,打电话,奉劝选民不要听从支持罗姆尼的建议。<br><br> “当党内有声音说,我们需要集中力量支持某一个候选人时,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对,”桑托勒姆支持者约翰•麦卡沃伊(John McAvoy)说。 <br><br> 桑托勒姆阵营不愿放手,罗姆尼团队也不愿示弱,反而行事更为小心,努力争取那些秋季可能会投票给罗姆尼的选民的好感甚至认同。虽然部份共和党人认为“罗姆尼是奥巴马最有力的竞争对手”,但持这样想法的人并不是全部。 <br><br> 文章表示,虽然当前有更多的人表示支持罗姆尼,但是想赢下俄亥俄州对罗姆尼并不容易。如果罗姆尼在俄亥俄州势力败给桑托勒姆,则会大大降低自己的士气,证明他并不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的候选人。同样,如果罗姆尼在田纳西和乔治亚州败选,则更会让人质疑罗姆尼在南部的支持率。 <br><br> 不过,赢下俄亥俄和南部任何一个州将快速提高罗姆尼的声望,巩固自己的领先地位。)
罗姆尼与支持者握手
中评社香港3月6日电(记者 黄蔚编译报道)上周日,两位财政保守派人士第一次公开宣布支持罗姆尼: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埃里克.坎托(EricCantor)说:“罗姆尼是今年的年度人物”;俄克拉何马州参议员科伯恩(TomCoburn)则称,罗姆尼最能解决当前美国人遇到的诸多问题。前密苏里州州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Ashcroft)也于周一加入了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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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召开的“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房地产业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坚持现行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正在研究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长效机制。从近期调控目标来说,希望房价能有合理回归。 <br><br> 在物价方面,张平说,去年(2011年)的物价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全年物价涨幅是5.4%,没有实现年初确定的控制在4%左右的目标。“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我也借这个机会做自我批评。在稳定物价方面我们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有一些工作还没有完全做到位,或者说没有做好。”张平说,今年具备稳定物价的有利条件,当然也面临一些挑战,但对于控制今年物价还是有信心的。 <br><br> 对于房价的调控决心,在温家宝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能找到明确的表述。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今年要严格执行并逐步完善抑制投机、投资性需求的政策措施,进一步巩固调控成果,促进房价合理回归。” <br><br> 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长效机制预示着哪些相关政策将要出台?稳定物价,将会有哪些相关改革陆续实施?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来“评说两会热点,洞察财经大势”。 <br><br> 坚定不移推长效机制 保障住房供给 <br><br> 在“两会”之前,就有很多人在猜测“两会”之后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因为在“两会”前夕地方政府试探性的放松动作频频出现,房地产商也纷纷呼呼政策微调,但是“两会”上,中央依然坚持房地产调控不动摇。对此,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的表述是“在坚持现行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正在研究建立房地产宏观调控的长效机制”。屈宏斌表示,张平的表述跟中央的一贯表述是一致的,也就是今年要坚定不移地调控房地产市场。<br><br> 屈宏斌:张平的表述进一步强调了这一点,意味着从去年以来我们所实行的限购、保障房建设等政策今年都将持续。与此同时,张平也强调我们在坚持现有政策的基础上,要逐步地研究实施长效机制。关于长效机制,我的理解主要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如何把目前抑制投资或者投机性需求的这些短期性的政策如限购政策,逐步转化成一种可持续的有长期效果的政策。未来是不是可以考虑通过房地产税的逐步推广,以此来逐步取代限购政策,这可能是发展的方向。 <br><br> 更为重要的是在供给方面,保障房的建设也是长效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方面中央已经明确,未来五年要建设3600万套,去年已经开工了1000万套,今年再重新开工700万套,意味着还有差不多将近2000万套的保障房在未来几年会逐步建设,这可能是未来我们的所谓长效机制两个主要的方面。 <br><br> 房价下降趋势将持续 关注财政改革 <br><br> 屈宏斌进一步指出,房地产税是一个大的发展方向,全面推广的时机中央会根据房地产市场的动态来调节。 <br><br> 屈宏斌:去年四季度房价首次出现拐点,在这种情况下坚持目前的一些现行政策,保持房价出现拐点以后的调整趋势,这可能是中央希望看到的。我们也期待着随着政策的坚持,维持这种政策不变,房价出现拐点以后这种趋势也能坚持。目前房价逐步下降的趋势,我个人认为至少在今年上半年还会继续维持。 <br><br> 今年“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认为,土地财政是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房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里是不是也包含着要“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屈宏斌认为财政的问题跟房地产土地财政是紧密相关的,财税改革在未来几年应该是重要的改革领域。 <br><br> 屈宏斌:财政改革包括很多方面,其中主要的一方面是如何进一步更合理地调整中央跟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分配,从而使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与事权更匹配,这意味着是不是考虑给地方政府更多的财源和更多的税源,特别是在一些正规的长期收益的税收方面。 <br><br> 另外一方面,地方市政办进一步的推出也会有助于解决地方政府目前面临着负担着的庞大的市政建设的任务,但是收入方面没有足够的收入渠道这种不匹配的现象。这一现象如果得到逐步解决的话,土地财政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br><br> 其他“两会”代表观点 <br><br> 全国政协委员、河南省工商联副主席王超斌认为,应该实行阶梯性房地产调控,对于购买130平米以上豪宅的高富阶层,取消限购令,以拉动经济发展。 <br><br>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认为,重庆试点房产税一年后,效果非常好,建议今年在全国推开或多一些城市试点房产税。房地产调控也应该从行政性为主,转向经济杠杆为主的调控。他说房地产调控需要考虑税收、金融贷款等多种手段,发挥作用。)
中评社北京3月6日电/房价还能再降点吗?物价也能再降点吗?这依然是今年两会期间,普通民众迫切想听到的政府声音。对此,官方的回答充满了坦诚。
据经济之声报道,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昨天(5日)下午召开的“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房地产业宏观调控取得了一定成效,在坚持现行政策措施的基础上,正在研究建立房地产宏观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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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学中文系主任、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 <br><br>??随著台湾大选的脚步逐步逼近,决战双方的硝烟味也日渐浓烈。而就在这一场选战过程中,也夹著所谓的辛亥百年的纪念活动,但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了,马政府在纪念活动中所设定的主轴,乃是“中华民国与台湾的连结”,这个主轴对台湾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因为它试图传达某种重要讯息,特别是由国民党政府来传达这样的讯息,更凸显了它的特殊性。但媒体对这点却似乎毫不关切,民众也似乎认为理所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吗?我们从媒体的相关讨论,几乎只聚焦在所谓的两亿元补助的事件来看,台湾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某种重大的转变真的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轻舟便渡过万重山了。然而我们可以从这样的现象里,看到台湾究竟发生了甚麽事情吗? <br><br>??这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现象,而在选季中选择了这样的主轴,要说没有选举考量,那也就未免太天真了。当然你可以把这种选择解读为选举语言,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选後就无效的语言,反正台湾的选举就是这麽一回事,陈水扁不是可以以台独之姿当选,选後立刻就说四不一没有吗?以此类推,像这种涉及意识形态的做法,为了避免在选举期间发生伤害选情的效果,蓝军为什麽不可以比照办理?选战本来就不是那麽君子的一件事,兵不厌诈不是自古而然吗?可是就算是这麽说,它也意味了某些重要的转变。我们只要想想,连蓝营的领导者都必须以如此的主轴设定,来避免“争议”,这难道不意味著某种台湾整体“意识结构”的转变吗? <br><br>??於是我们必须问的是,这个转变是怎麽来的?而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如果它是一个结构的转变,那麽它还有扳回来的机会吗?以下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下这个现象。 <br><br>??偏安的历史与人性 <br><br>??上述这个主轴设定当然意在表达一种偏安的倾向,而且已经比偏安更进一步,甚至渐渐和独台的论述合流了,因此我就想从历史的偏安现象说起。 <br><br>??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个有名的偏安政权,那就是东晋、南宋,另外如果也勉强算上,则包括明郑在内的南明政权,也许也可以算一个吧。这几个政权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都是被秋风扫落叶式地打败,因而败逃至一个相对比较富庶的地方,东晋大约延续了一百多年,如果连同南朝算上,则有超过三百年的时间。南宋则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南明如果从崇祯甲申事变算起,到郑克 降清,则也延续了大约五十年之久,只是多数都在流亡之中而已。 <br><br>??就这些政权中延续得比较久的东晋与南朝而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基本的特色,那就是“怯懦自保”与“逐渐本土化”,而这两个特色间是有些因果关系的。由於西晋败亡得极其凄惨,司马睿在仓促之间建立了东晋政权,虽然因此保住了南渡士族的特权,但南渡的士族也几乎吓破了胆,根本就不敢再去想如何回家的事。世说新语里“新亭对泣”的典故,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些士族除了偶而因为想家而哭一哭,其他了无想法的状况。而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属祖逖了吧!祖逖算是少数仍然心怀故土,而且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他也许看不惯了这些士族的颓唐堕落,所以要求北伐,东晋政权的衮衮诸公不知道该如何表示,又不好意思拦阻,於是乾脆准他北伐,但既不给人,也不给装备,一切任他自生自灭,於是留下了“渡江击楫”这麽一个悲壮的场景。 <br><br>??後来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庾亮的想要北伐,但其实这根本只是权力斗争下的幌子而已,即使如此,我们也看到了那位写兰亭序,名垂千古的大书法家,也是东晋最重要士族——王家——代表人物的王羲之,他是如何反对北伐的。在东晋真正的两次北伐,主要是两个军阀,一个是桓温、一个是出身於北府军——也就是曾在淝水之战一战成名的那支东晋唯一像样的军队——刘裕,但他们当然都有藉此抓兵权的用意在。其中桓温还算是士族出身,但刘裕就是个北方南渡的寒门子弟了。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整个政权,以及做为政权骨干的整个士族的集体怯懦。要不是当时北方胡人政权的分崩离析,也无意南渡,东晋能守住多久,实在也很难讲。淝水之战胜得如此侥幸,就足以证明一切了。 <br><br>??像这样的集体怯懦,我们再一次在南宋的政权中看到。王夫之的宋论曾以极其严厉的口吻,痛骂了由那位泥马渡江的宋高宗开始的南宋皇帝,他们一个个都是毫无骨气的人,即使国家遭逢靖康之难的羞辱,也几乎都毫无北进的打算,甚至卑词称臣。南明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郑成功一度曾反攻南京,兵临城下之外,是一点作为都没有,即使是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因战略失误而败阵之後,其实是“逃”往台湾的,当时甚至一度考虑要走得更远,想东渡到菲律宾去。郑家政权在台湾成立後,也毫无进取的打算,只希望守住一亩三分地就可以了,这当然也是一种集体怯懦的表现。 <br><br>??也就在这种集体的怯懦中,他们迅速开始转认他乡是故乡。本来迁徙也是人世的常态,迁徙之後渐渐在几代之後,转认新土为故乡,原也是人性之常,但像这种因为战争的失败,所导致的大规模迁徙,并且迅速地采取了“土断”政策,这就不免更有了另一层的意义了。特别是由於这些迁徙的族群,到了新土之後,仍然是新土的统治者,而由这些统治者迅速发动土断,这实在不能不说乃是一种怯懦的表现。因为怯懦,所以“偏安”也不以为意,“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反正南方富庶,甚至比故乡还好,为什麽还要想回去的事呢?就这样,於是政权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渐渐启动了。<br><br><img src=http://webpic.chinareviewnews.com/upload/201202/14/102010356.jpg><br>台湾真的变了,一种歴史宿命的变。<br><br>??古代由於是帝制,所以这个本土化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像南宋与南明都还没看到这个过程,就已经亡於北方的入侵,但南朝的转变,这个轨迹就十分清楚了。东晋政权与南朝最大的区别,乃是东晋政权牢牢控制在北方南迁的士族手里,这些人也就是把西晋政权丢掉的同一群人。但南朝的刘裕和後来的萧家,其背景就差多了,这表示了政权的流动也意味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原来的士族在没落中,新阶级崛起了。然後我们就看到了陈霸先这个完全南方本土政权的出现。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当社会流动发生,某种很容易想像的人情的必然,终会打破原本的垄断之局,并导致政权性质的丕变。换句话说,偏安是个过程,而政权的本土化则是其最终的归宿,这是历史曾经证明给我们看的一段经验,也是某种人性必然的例证。 <br><br>??“中华民国”的从偏安到独台 <br><br>??而我想说的是上述这个经验,事实上早已出现,也在现在的台湾复制之中。无论我们高不高兴承认,“中华民国”自从1949年被迫播迁来台之後,就在一点一滴地滑向偏安,只是在两蒋时代,因为领导人的特别警觉,并且一直在抗拒这个趋势,所以在前三十几年里,它都只在潜隐的层面里进行著。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古代最大不同的一点,就是有了国际因素的介入。大概从韩战爆发,美国决定协防台湾开始,其台海政策不明说的层面,就是希望“中华民国”能走向偏安的道路。在中美协防条约签定的同时,原本就有一个秘密换文,美国人在这份换文中,基本上限制了当时国府军队的行动自由,也因此,中美协防条约事实上就形同由国际力量迫使“中华民国”偏安。这也就是说,当世界走入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时,美国一方面提供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实质上推动了没有两个中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由於台湾的力量和美国实在不成对比,所以即使蒋介石极力抗拒,但事实上并无力完全扭转这种逐渐偏安化的走向。 <br><br>??不过也由於国际冷战格局,美国基於其需要,仍然维持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这也给了国府一个援引蜀汉之例的空间。诸葛亮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成为国府正统论述下鼓舞民心士气的最重要口号。而为了正统论述的需要,国府的教育文化政策,仍一贯地奉行一套大中国论述。因此在我们小时候受教育的过程中,为整个中国未来而牺牲奉献,仍然是我们最核心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正是这样的世界观,让偏安的潜趋势一直没有台面化。 <br><br>??但是这个状况在“中华民国”终於退出联合国之後,便迅速有了重大的改观。因为在几年间,“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几乎是以崩盘的速度恶化,此一情势也让潜隐了二十年的集体怯懦迅速爆发(所谓的恐共症),而在和美国断交的时刻,达到了最高峰的状态。那时,台湾只要稍有办法的人,都只想到如何把家眷和财产移往国外。在那几年间,台湾有所谓的“牙刷主义”的说法,就是有些人把家小都安顿在国外妥当後,自己则继续留在台湾赚钱,而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一把牙刷就可以走人,这真就是当年的写照。 <br><br>??当时蒋经国主政,其最险峻的形势,还不在外在形势的快速变化,而在台湾内部人心的浮动,那种集体的怯懦其实足以把民心士气整个毁掉。但蒋经国以迅速和美国谈妥了台湾关系法的方式,确保了台湾的安全形势,也稳定了人心。然而其代价就是让台湾进一步被美国牢牢地控制住,换言之,蒋经国也更难以扭转这种由外部国际结构所构成的偏安化趋势了。另外,随著外交处境的恶化,“中华民国”的正统论述也越来越难以为继,在无力突破冷战格局的制约,与合法性论述的双重需求下,蒋经国也被迫实质上采取了某种默认偏安的政策,所谓“革新保台”的政策纲领,就是某种对偏安默认的表现。从此开始,蒋经国实质上开启了政权本土化的进程。 <br><br>??其实我相信,对这样的政策方向,蒋经国应该是心知肚明,也深感无奈的,但形势比人强,他也不得不如此。可是他毕竟还是做了许多努力,试图抗拒这种从偏安到本土化的趋势。最明显的就是他改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句口号来取代反攻大陆的说法。我以为这实在不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它代表了在论述上两岸从武力以争正统的时代,转向了以制度实践来争正统的时代,这样蒋经国也才能由之推衍出其他政策,来平衡这种偏安的趋势,比如说他可以把建设台湾解释为建设中国的模范省,而不是巩固偏安等等,後来在他晚年,开放老兵探亲,当然也是一个重大的试图扭转偏安趋势的政策。 <br><br>??但是随著蒋经国晚年,他对政治的实质控制力的减弱,政权本土化的进程也就在“民主化”的口号下,迅速而且铺天盖地地展开了。民进党的出现,当然是最重要的催化剂,加上美式民主在价值论述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不能反对民主,於是一种彷佛带著理想主义包装的政治工程,便提上了日程。首先是蒋经国的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这也就是说它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开放竞争。在我看来,蒋经国是希望通过主动的作为,来引导政治走向民主化的,可是由於这一民主化过程的本质,其实只是一种在长期的集体怯懦与偏安的趋势中产生的政权本土化的内在要求,所以这个所谓的民主化过程,很快就在民进党决定以族群动员的方式中变质了。 <br><br>??如果我们从现在事後诸葛的角度来看,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其理想性似乎很迅速就消散了,社会也很少真正讨论何为民主。这一过程如果说是“自由化”则有之,但真正民主的内容是不多的。当蒋经国过世,李登辉接掌政权後,他为了巩固权力,很快就决定要和民进党竞逐民主这块招牌。 <br><br>??他修宪扩大“总统”的权力,改变“总统”选制,这些看起来都是民主制度的工程,可是实质上却正如胡佛先生所说,这些修宪都意在把“中华民国”宪法解构掉,把它变成一部漂浮的宪法。这也就是说,李登辉的所做所为,实质上是在进行一个本土化的工程,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化。关於这点,在上个月本刊张亚中教授的文章中,已经论述甚详,我就不多说了。<br><br>??但值得进一步说的则是另一点,那就是李登辉在教育文化上所进行的本土化工程。我们一般都把这个工程称之为去中国化的工程。他是通过所谓的“教育改革”工作来进行的,而同时,他也发动了“换发新身分证”的工作,来进行一次彻底的“土断”,也就是取消了身分证中的“祖籍”栏位。还记得当年在推动这一工作时,整个社会几乎平静得毫无波澜,不只所谓的本省人没有意见,就连所谓的外省人也大体都“欣然同意”,这点如果对照历史上的土断经验,台湾的平静还真是历史“奇迹”呢!但土断的意义是甚麽呢?它当然是个政治建构,由之以塑造一种新的政治认同。 <br><br>??至於李登辉在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作法,就是在语文教育中,逐步抽掉了有关文化精神的教育;另外在历史教育中,则以所谓的“同心圆”史观,来改变以中国为核心的史观。这一改变的进行过程是缓慢,但却是坚定的。随著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谈话的公布,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越来越强调语文能力,而弱化文化涵养,也看到“认识台湾”这样的历史教材被纳入了教学之中,乡土语言也变成了正式课程。而一些日常的语汇,比如说“大陆/台湾”的对举,也渐渐被“中国/台湾”的对举所取代。在我看来,这真是最不能小看的一步,因为它是从意识的根部,一点一滴地把偏安固定化了下来,於是它就为“独台”的政治论述,布置了最丰沃的土壤。这也就是为什麽在1999年李登辉两国论这种最典型的独台论述出台,台湾的民意支持度竟然高达百分之七十的理由所在。至此,政权的本土化这个由偏安而来的结果,也就终於完成了。 <br><br>??此後,陈水扁在李登辉的协助下,当选了“总统”,表面上完成了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权轮替这一重要工程,但实质上我们都已经看到,在民进党的八年政权中,民主化事实上几乎毫无进步,反而是台独的冒进政策,成为了主流。在我看来,台独的冒进乃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因为连陈水扁都清楚,他根本办不到。其实台独根本就是个假议题,李登辉在这点上,早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他所走的乃是一条独台的路线;陈水扁在刚上台时,也是对这条路线亦步亦趋,後来才在某些因缘上,开始了他冒进的尝试,并因而刺激了华盛顿与北京的联手压制。可是我们如果撇开了陈水扁在政治上的冒进不论,而单就在教育文化上的作为而论的话,那我恐怕得说,他完全贯彻了李登辉的一贯作法,并且更成功地改造了台湾年轻人的意识。如果笼统些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人,他们都早已彻头彻尾是个独台论者了。我们想想看,今天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是先教台湾史,再教中国史,然後是世界史,而且把“中华民国”一切为二,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放在中国史里教,1949年後则放在台湾史中教,这怎麽不会形塑出“一边一国”的史观呢?而从认识台湾这本教科书出台,到後来的九五课纲,已经整整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不是已经是整整一代人接受了这样的史观教育了吗?试问这样的一代人如何可能不把台湾带向独台的巩固化? <br><br>??2008年,因为陈水扁的贪腐,终於导致了政党再度轮替。可是马英九先生当选後,虽然在两岸政策上大幅修正了陈水扁的冒进政策,而代替以和平交流的政策,因而快速稳住了政治局面,但在教育文化上,却是瞻前顾後的。而瞻前顾後的结果,不只不能将独台意识逐渐巩固化的趋势遏制住,反而是让自己也陷入了泥淖之中。由於这一过程我几乎无役不与,所以感触也就特别深刻。这几年来,马政府对文史课纲的确做了微幅的修正,这点不能说马政府都没做过一些努力,可是在最关键性的同心圆史观上,则是分毫未变,这就让人扼腕了。坦白说,这点不修正,就算马政府把文化基本教材恢复了,就真能扭转独台论述吗?日本韩国以前也都读四书,他们接受了中国认同吗?而从马政府其他都还敢改,却惟独不敢改同心圆史观来看,我们可以断言,其实这表示就连国民党政府,在其意识层面,也完全接受了这种独台史观,而这又代表甚麽意义呢?它当然代表了独台意识的彻底巩固化,因为它代表了蓝绿都共同认可了这点,所以台湾再也没有比较强大的组织力量来反对这点。於是“中华民国”已经从偏安到完全本土化,它已经自动切断了和整个中国的连系了。这也就是为什麽马政府要以上述主轴来纪念辛亥百年的原故。 <br><br>??而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的提问——“台湾究竟发生了甚麽事”——的具体解答。这真的是一次中国古代偏安历史的再复制,也是再一次的由宋而齐而梁而至陈霸先这种本土政权的出现。马政府的具体政策和李登辉、陈水扁的政策当然有本质的歧异,但就本土政权的完成,则是完全一致的,而支撑著这个本土政权的,就是一套或隐或显的独台意识与论述。 <br><br>??独台可有和平的化解之道? <br><br>??真的不用怀疑,有一件从偏安到独台的事,已经在台湾发生了,同时通过了两次政党轮替,这件事已经被巩固了,而且无论谁当权,它都已经是一个以或隐或显之独台为论述基底的本土政权了。这也就是说,当一个结构已成,个人的某些特质就未必再撼动得了这个结构。比如说我完全不怀疑马英九的个人特质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中国论者,我也同意在这次大选中,马英九“总统”能够再连任,对两岸局势的维持会比较有帮助,可是这都未必意味著马的连任就不会造成两岸局势的恶化,因为一个两岸结构性的新冲突点已经成形,而且这个新冲突点将使中国大陆面对一个三合一的冲突对象,那就是蓝、绿和国际势力。而如果我们都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两岸不应该再以武力来解决问题的话,这个新冲突点还有没有和平解决之道? <br><br>??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握两个基本原则,则解决之道还是存在的。这第一个原则就是千万不要太快地把独台论者都上纲到敌我矛盾上。以前大陆以敌我矛盾的方式视台独论者,大陆还可以因此在台湾找到盟友;但如果也以敌我矛盾来视独台论者的话,则大陆恐怕很快就会发现,在台湾将会很难找到盟友了。独台论者之间当然还会有各种类型,而且最好是把所有独台论者都视为是有可能转化的对象,如此才有可能制造出解决的契机。而如果只是简单地以“B型台独”来定位独台论者,则恐怕会治丝益棼。 <br><br>??第二个原则,我以为必须“以结构对结构”。如果独台论已经形成了一个意识结构,而且是个有人性与历史基底的结构,那就也必须要以某种结构的创造来破解。这也就如同我们两岸统合学会的朋友提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之构想一样,必须能够提出一个对台湾人民有足够说服力的构想,一个可以真正解决中华民国问题,也让大陆有台阶可下的论述结构,同时也必须能够开放中国的话语权,让台湾真正能够平起平坐参与到中国发展的空间,它也许才足以化解偏安背後的那种集体的怯懦,化解某种想“逃”的心理,从而可以产生对独台论的约制力量。换言之,就以目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如果只有经贸交流的政策,它是过渡不到政治上去的,同样的道理,只有政策,而没有论述,事实上就是把国民党也给推到了独台阵线上去,这当然是得不偿失的。 <br><br>??坦白说,我以为两岸的形势并非一片大好,而其原因也并不只是民进党有可能在2012年胜选而已。台湾真的变了,一种历史宿命的变,也只有能够深切体察历史脉动的人,才真能应对这个复杂而棘手的现象。但愿我上述所观察到的变局,不至於再把民族推到另一个痛苦的深渊! <br><br>??(全文刊载於《中国评论》月刊2012年1月号,总第169期))
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上大幅修正了陈水扁的冒进路綫,但其“偏安”趋向的危害性值得关注。
??中评社 题∶从偏安到独台?作者∶谢大宁(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主任、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
??随著台湾大选的脚步逐步逼近,决战双方的硝烟味也日渐浓烈。而就在这一场选战过程中,也夹著所谓的辛亥百年的纪念活动,但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了,马政府在纪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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