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偏安到独台

马英九在两岸关系上大幅修正了陈水扁的冒进路綫，但其“偏安”趋向的危害性值得关注。

??中评社　题∶从偏安到独台?作者∶谢大宁（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主任、两岸统合学会秘书长

??随著台湾大选的脚步逐步逼近，决战双方的硝烟味也日渐浓烈。而就在这一场选战过程中，也夹著所谓的辛亥百年的纪念活动，但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了，马政府在纪念活动中所设定的主轴，乃是“中华民国与台湾的连结”，这个主轴对台湾而言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因为它试图传达某种重要讯息，特别是由国民党政府来传达这样的讯息，更凸显了它的特殊性。但媒体对这点却似乎毫不关切，民众也似乎认为理所当然，这不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吗？我们从媒体的相关讨论，几乎只聚焦在所谓的两亿元补助的事件来看，台湾社会在意识形态上某种重大的转变真的已经在不知不觉间，轻舟便渡过万重山了。然而我们可以从这样的现象里，看到台湾究竟发生了甚麽事情吗？

??这当然不是可有可无的一个现象，而在选季中选择了这样的主轴，要说没有选举考量，那也就未免太天真了。当然你可以把这种选择解读为选举语言，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选後就无效的语言，反正台湾的选举就是这麽一回事，陈水扁不是可以以台独之姿当选，选後立刻就说四不一没有吗？以此类推，像这种涉及意识形态的做法，为了避免在选举期间发生伤害选情的效果，蓝军为什麽不可以比照办理？选战本来就不是那麽君子的一件事，兵不厌诈不是自古而然吗？可是就算是这麽说，它也意味了某些重要的转变。我们只要想想，连蓝营的领导者都必须以如此的主轴设定，来避免“争议”，这难道不意味著某种台湾整体“意识结构”的转变吗？

??於是我们必须问的是，这个转变是怎麽来的？而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如果它是一个结构的转变，那麽它还有扳回来的机会吗？以下我想进一步讨论一下这个现象。

??偏安的历史与人性

??上述这个主轴设定当然意在表达一种偏安的倾向，而且已经比偏安更进一步，甚至渐渐和独台的论述合流了，因此我就想从历史的偏安现象说起。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几个有名的偏安政权，那就是东晋、南宋，另外如果也勉强算上，则包括明郑在内的南明政权，也许也可以算一个吧。这几个政权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特色，他们都是被秋风扫落叶式地打败，因而败逃至一个相对比较富庶的地方，东晋大约延续了一百多年，如果连同南朝算上，则有超过三百年的时间。南宋则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南明如果从崇祯甲申事变算起，到郑克　降清，则也延续了大约五十年之久，只是多数都在流亡之中而已。

??就这些政权中延续得比较久的东晋与南朝而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基本的特色，那就是“怯懦自保”与“逐渐本土化”，而这两个特色间是有些因果关系的。由於西晋败亡得极其凄惨，司马睿在仓促之间建立了东晋政权，虽然因此保住了南渡士族的特权，但南渡的士族也几乎吓破了胆，根本就不敢再去想如何回家的事。世说新语里“新亭对泣”的典故，很明显地说明了这些士族除了偶而因为想家而哭一哭，其他了无想法的状况。而最有名的例子大概就属祖逖了吧！祖逖算是少数仍然心怀故土，而且想要有所作为的人，他也许看不惯了这些士族的颓唐堕落，所以要求北伐，东晋政权的衮衮诸公不知道该如何表示，又不好意思拦阻，於是乾脆准他北伐，但既不给人，也不给装备，一切任他自生自灭，於是留下了“渡江击楫”这麽一个悲壮的场景。

??後来我们当然也看到了庾亮的想要北伐，但其实这根本只是权力斗争下的幌子而已，即使如此，我们也看到了那位写兰亭序，名垂千古的大书法家，也是东晋最重要士族——王家——代表人物的王羲之，他是如何反对北伐的。在东晋真正的两次北伐，主要是两个军阀，一个是桓温、一个是出身於北府军——也就是曾在淝水之战一战成名的那支东晋唯一像样的军队——刘裕，但他们当然都有藉此抓兵权的用意在。其中桓温还算是士族出身，但刘裕就是个北方南渡的寒门子弟了。这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整个政权，以及做为政权骨干的整个士族的集体怯懦。要不是当时北方胡人政权的分崩离析，也无意南渡，东晋能守住多久，实在也很难讲。淝水之战胜得如此侥幸，就足以证明一切了。

??像这样的集体怯懦，我们再一次在南宋的政权中看到。王夫之的宋论曾以极其严厉的口吻，痛骂了由那位泥马渡江的宋高宗开始的南宋皇帝，他们一个个都是毫无骨气的人，即使国家遭逢靖康之难的羞辱，也几乎都毫无北进的打算，甚至卑词称臣。南明就更不用说了，除了郑成功一度曾反攻南京，兵临城下之外，是一点作为都没有，即使是郑成功，在南京城下因战略失误而败阵之後，其实是“逃”往台湾的，当时甚至一度考虑要走得更远，想东渡到菲律宾去。郑家政权在台湾成立後，也毫无进取的打算，只希望守住一亩三分地就可以了，这当然也是一种集体怯懦的表现。

??也就在这种集体的怯懦中，他们迅速开始转认他乡是故乡。本来迁徙也是人世的常态，迁徙之後渐渐在几代之後，转认新土为故乡，原也是人性之常，但像这种因为战争的失败，所导致的大规模迁徙，并且迅速地采取了“土断”政策，这就不免更有了另一层的意义了。特别是由於这些迁徙的族群，到了新土之後，仍然是新土的统治者，而由这些统治者迅速发动土断，这实在不能不说乃是一种怯懦的表现。因为怯懦，所以“偏安”也不以为意，“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做汴州”，反正南方富庶，甚至比故乡还好，为什麽还要想回去的事呢？就这样，於是政权本土化的过程也就渐渐启动了。


台湾真的变了，一种歴史宿命的变。

??古代由於是帝制，所以这个本土化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像南宋与南明都还没看到这个过程，就已经亡於北方的入侵，但南朝的转变，这个轨迹就十分清楚了。东晋政权与南朝最大的区别，乃是东晋政权牢牢控制在北方南迁的士族手里，这些人也就是把西晋政权丢掉的同一群人。但南朝的刘裕和後来的萧家，其背景就差多了，这表示了政权的流动也意味了社会阶层的流动，原来的士族在没落中，新阶级崛起了。然後我们就看到了陈霸先这个完全南方本土政权的出现。这当然不是偶然的现象，当社会流动发生，某种很容易想像的人情的必然，终会打破原本的垄断之局，并导致政权性质的丕变。换句话说，偏安是个过程，而政权的本土化则是其最终的归宿，这是历史曾经证明给我们看的一段经验，也是某种人性必然的例证。

??“中华民国”的从偏安到独台

??而我想说的是上述这个经验，事实上早已出现，也在现在的台湾复制之中。无论我们高不高兴承认，“中华民国”自从1949年被迫播迁来台之後，就在一点一滴地滑向偏安，只是在两蒋时代，因为领导人的特别警觉，并且一直在抗拒这个趋势，所以在前三十几年里，它都只在潜隐的层面里进行著。当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和古代最大不同的一点，就是有了国际因素的介入。大概从韩战爆发，美国决定协防台湾开始，其台海政策不明说的层面，就是希望“中华民国”能走向偏安的道路。在中美协防条约签定的同时，原本就有一个秘密换文，美国人在这份换文中，基本上限制了当时国府军队的行动自由，也因此，中美协防条约事实上就形同由国际力量迫使“中华民国”偏安。这也就是说，当世界走入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时，美国一方面提供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实质上推动了没有两个中国的两个中国政策。由於台湾的力量和美国实在不成对比，所以即使蒋介石极力抗拒，但事实上并无力完全扭转这种逐渐偏安化的走向。

??不过也由於国际冷战格局，美国基於其需要，仍然维持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这也给了国府一个援引蜀汉之例的空间。诸葛亮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成为国府正统论述下鼓舞民心士气的最重要口号。而为了正统论述的需要，国府的教育文化政策，仍一贯地奉行一套大中国论述。因此在我们小时候受教育的过程中，为整个中国未来而牺牲奉献，仍然是我们最核心的价值观与世界观。正是这样的世界观，让偏安的潜趋势一直没有台面化。

??但是这个状况在“中华民国”终於退出联合国之後，便迅速有了重大的改观。因为在几年间，“中华民国”的外交处境几乎是以崩盘的速度恶化，此一情势也让潜隐了二十年的集体怯懦迅速爆发（所谓的恐共症），而在和美国断交的时刻，达到了最高峰的状态。那时，台湾只要稍有办法的人，都只想到如何把家眷和财产移往国外。在那几年间，台湾有所谓的“牙刷主义”的说法，就是有些人把家小都安顿在国外妥当後，自己则继续留在台湾赚钱，而只要稍有风吹草动，一把牙刷就可以走人，这真就是当年的写照。

??当时蒋经国主政，其最险峻的形势，还不在外在形势的快速变化，而在台湾内部人心的浮动，那种集体的怯懦其实足以把民心士气整个毁掉。但蒋经国以迅速和美国谈妥了台湾关系法的方式，确保了台湾的安全形势，也稳定了人心。然而其代价就是让台湾进一步被美国牢牢地控制住，换言之，蒋经国也更难以扭转这种由外部国际结构所构成的偏安化趋势了。另外，随著外交处境的恶化，“中华民国”的正统论述也越来越难以为继，在无力突破冷战格局的制约，与合法性论述的双重需求下，蒋经国也被迫实质上采取了某种默认偏安的政策，所谓“革新保台”的政策纲领，就是某种对偏安默认的表现。从此开始，蒋经国实质上开启了政权本土化的进程。

??其实我相信，对这样的政策方向，蒋经国应该是心知肚明，也深感无奈的，但形势比人强，他也不得不如此。可是他毕竟还是做了许多努力，试图抗拒这种从偏安到本土化的趋势。最明显的就是他改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句口号来取代反攻大陆的说法。我以为这实在不只是一句口号而已，它代表了在论述上两岸从武力以争正统的时代，转向了以制度实践来争正统的时代，这样蒋经国也才能由之推衍出其他政策，来平衡这种偏安的趋势，比如说他可以把建设台湾解释为建设中国的模范省，而不是巩固偏安等等，後来在他晚年，开放老兵探亲，当然也是一个重大的试图扭转偏安趋势的政策。

??但是随著蒋经国晚年，他对政治的实质控制力的减弱，政权本土化的进程也就在“民主化”的口号下，迅速而且铺天盖地地展开了。民进党的出现，当然是最重要的催化剂，加上美式民主在价值论述上的优势地位，以及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不能反对民主，於是一种彷佛带著理想主义包装的政治工程，便提上了日程。首先是蒋经国的解除戒严，开放党禁与报禁，这也就是说它直接导致了政权的开放竞争。在我看来，蒋经国是希望通过主动的作为，来引导政治走向民主化的，可是由於这一民主化过程的本质，其实只是一种在长期的集体怯懦与偏安的趋势中产生的政权本土化的内在要求，所以这个所谓的民主化过程，很快就在民进党决定以族群动员的方式中变质了。

??如果我们从现在事後诸葛的角度来看，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其理想性似乎很迅速就消散了，社会也很少真正讨论何为民主。这一过程如果说是“自由化”则有之，但真正民主的内容是不多的。当蒋经国过世，李登辉接掌政权後，他为了巩固权力，很快就决定要和民进党竞逐民主这块招牌。

??他修宪扩大“总统”的权力，改变“总统”选制，这些看起来都是民主制度的工程，可是实质上却正如胡佛先生所说，这些修宪都意在把“中华民国”宪法解构掉，把它变成一部漂浮的宪法。这也就是说，李登辉的所做所为，实质上是在进行一个本土化的工程，而不是真正的民主化。关於这点，在上个月本刊张亚中教授的文章中，已经论述甚详，我就不多说了。

??但值得进一步说的则是另一点，那就是李登辉在教育文化上所进行的本土化工程。我们一般都把这个工程称之为去中国化的工程。他是通过所谓的“教育改革”工作来进行的，而同时，他也发动了“换发新身分证”的工作，来进行一次彻底的“土断”，也就是取消了身分证中的“祖籍”栏位。还记得当年在推动这一工作时，整个社会几乎平静得毫无波澜，不只所谓的本省人没有意见，就连所谓的外省人也大体都“欣然同意”，这点如果对照历史上的土断经验，台湾的平静还真是历史“奇迹”呢！但土断的意义是甚麽呢？它当然是个政治建构，由之以塑造一种新的政治认同。

??至於李登辉在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作法，就是在语文教育中，逐步抽掉了有关文化精神的教育；另外在历史教育中，则以所谓的“同心圆”史观，来改变以中国为核心的史观。这一改变的进行过程是缓慢，但却是坚定的。随著李登辉与司马辽太郎谈话的公布，我们也看到了台湾的中小学语文教育，越来越强调语文能力，而弱化文化涵养，也看到“认识台湾”这样的历史教材被纳入了教学之中，乡土语言也变成了正式课程。而一些日常的语汇，比如说“大陆/台湾”的对举，也渐渐被“中国/台湾”的对举所取代。在我看来，这真是最不能小看的一步，因为它是从意识的根部，一点一滴地把偏安固定化了下来，於是它就为“独台”的政治论述，布置了最丰沃的土壤。这也就是为什麽在1999年李登辉两国论这种最典型的独台论述出台，台湾的民意支持度竟然高达百分之七十的理由所在。至此，政权的本土化这个由偏安而来的结果，也就终於完成了。

??此後，陈水扁在李登辉的协助下，当选了“总统”，表面上完成了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权轮替这一重要工程，但实质上我们都已经看到，在民进党的八年政权中，民主化事实上几乎毫无进步，反而是台独的冒进政策，成为了主流。在我看来，台独的冒进乃是一个历史的偶然，因为连陈水扁都清楚，他根本办不到。其实台独根本就是个假议题，李登辉在这点上，早就看得很清楚了，所以他所走的乃是一条独台的路线；陈水扁在刚上台时，也是对这条路线亦步亦趋，後来才在某些因缘上，开始了他冒进的尝试，并因而刺激了华盛顿与北京的联手压制。可是我们如果撇开了陈水扁在政治上的冒进不论，而单就在教育文化上的作为而论的话，那我恐怕得说，他完全贯彻了李登辉的一贯作法，并且更成功地改造了台湾年轻人的意识。如果笼统些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人，他们都早已彻头彻尾是个独台论者了。我们想想看，今天台湾的历史教科书，都是先教台湾史，再教中国史，然後是世界史，而且把“中华民国”一切为二，1949年以前的“中华民国”放在中国史里教，1949年後则放在台湾史中教，这怎麽不会形塑出“一边一国”的史观呢？而从认识台湾这本教科书出台，到後来的九五课纲，已经整整将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不是已经是整整一代人接受了这样的史观教育了吗？试问这样的一代人如何可能不把台湾带向独台的巩固化？

??2008年，因为陈水扁的贪腐，终於导致了政党再度轮替。可是马英九先生当选後，虽然在两岸政策上大幅修正了陈水扁的冒进政策，而代替以和平交流的政策，因而快速稳住了政治局面，但在教育文化上，却是瞻前顾後的。而瞻前顾後的结果，不只不能将独台意识逐渐巩固化的趋势遏制住，反而是让自己也陷入了泥淖之中。由於这一过程我几乎无役不与，所以感触也就特别深刻。这几年来，马政府对文史课纲的确做了微幅的修正，这点不能说马政府都没做过一些努力，可是在最关键性的同心圆史观上，则是分毫未变，这就让人扼腕了。坦白说，这点不修正，就算马政府把文化基本教材恢复了，就真能扭转独台论述吗？日本韩国以前也都读四书，他们接受了中国认同吗？而从马政府其他都还敢改，却惟独不敢改同心圆史观来看，我们可以断言，其实这表示就连国民党政府，在其意识层面，也完全接受了这种独台史观，而这又代表甚麽意义呢？它当然代表了独台意识的彻底巩固化，因为它代表了蓝绿都共同认可了这点，所以台湾再也没有比较强大的组织力量来反对这点。於是“中华民国”已经从偏安到完全本土化，它已经自动切断了和整个中国的连系了。这也就是为什麽马政府要以上述主轴来纪念辛亥百年的原故。

??而我想说的是，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的提问——“台湾究竟发生了甚麽事”——的具体解答。这真的是一次中国古代偏安历史的再复制，也是再一次的由宋而齐而梁而至陈霸先这种本土政权的出现。马政府的具体政策和李登辉、陈水扁的政策当然有本质的歧异，但就本土政权的完成，则是完全一致的，而支撑著这个本土政权的，就是一套或隐或显的独台意识与论述。

??独台可有和平的化解之道？

??真的不用怀疑，有一件从偏安到独台的事，已经在台湾发生了，同时通过了两次政党轮替，这件事已经被巩固了，而且无论谁当权，它都已经是一个以或隐或显之独台为论述基底的本土政权了。这也就是说，当一个结构已成，个人的某些特质就未必再撼动得了这个结构。比如说我完全不怀疑马英九的个人特质是一个典型的文化中国论者，我也同意在这次大选中，马英九“总统”能够再连任，对两岸局势的维持会比较有帮助，可是这都未必意味著马的连任就不会造成两岸局势的恶化，因为一个两岸结构性的新冲突点已经成形，而且这个新冲突点将使中国大陆面对一个三合一的冲突对象，那就是蓝、绿和国际势力。而如果我们都认为为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两岸不应该再以武力来解决问题的话，这个新冲突点还有没有和平解决之道？

??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把握两个基本原则，则解决之道还是存在的。这第一个原则就是千万不要太快地把独台论者都上纲到敌我矛盾上。以前大陆以敌我矛盾的方式视台独论者，大陆还可以因此在台湾找到盟友；但如果也以敌我矛盾来视独台论者的话，则大陆恐怕很快就会发现，在台湾将会很难找到盟友了。独台论者之间当然还会有各种类型，而且最好是把所有独台论者都视为是有可能转化的对象，如此才有可能制造出解决的契机。而如果只是简单地以“B型台独”来定位独台论者，则恐怕会治丝益棼。

??第二个原则，我以为必须“以结构对结构”。如果独台论已经形成了一个意识结构，而且是个有人性与历史基底的结构，那就也必须要以某种结构的创造来破解。这也就如同我们两岸统合学会的朋友提出“一中三宪，两岸统合”之构想一样，必须能够提出一个对台湾人民有足够说服力的构想，一个可以真正解决中华民国问题，也让大陆有台阶可下的论述结构，同时也必须能够开放中国的话语权，让台湾真正能够平起平坐参与到中国发展的空间，它也许才足以化解偏安背後的那种集体的怯懦，化解某种想“逃”的心理，从而可以产生对独台论的约制力量。换言之，就以目前的两岸关系来说，如果只有经贸交流的政策，它是过渡不到政治上去的，同样的道理，只有政策，而没有论述，事实上就是把国民党也给推到了独台阵线上去，这当然是得不偿失的。

??坦白说，我以为两岸的形势并非一片大好，而其原因也并不只是民进党有可能在2012年胜选而已。台湾真的变了，一种历史宿命的变，也只有能够深切体察历史脉动的人，才真能应对这个复杂而棘手的现象。但愿我上述所观察到的变局，不至於再把民族推到另一个痛苦的深渊！

??（全文刊载於《中国评论》月刊2012年1月号，总第16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