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伟星：谁是香港特首选举最大输家？

胡伟星指出，此次特首选举最大的输家是唐英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所代表的大商业利益集团、大资本家。（中评社记者摄）

　　中评社香港4月3日电／香港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胡伟星日前在中评社举办的《香港新特首：挑战与应对之策》思想者论坛上指出，此次特首选举，梁振英是赢家，他代表了变革，“稳中求变”，所以是香港社会之福，整个香港社会是最大赢家。最大的输家是唐英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所代表的大商业利益集团、大资本家，他们同港英时代某些高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结合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这次输了，输得很惨。

　　胡伟星还指出，建制派里两个不同的派别矛盾的公开化并不是坏事，这是早晚的事。中央政府为了香港局势的稳定，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央还不时要安抚笼络大商业利益集团。这次选举矛盾公开化了，彻底闹翻了，挑明了不可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对面向2017年普选过渡是件好事，使我们认清了今后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更好地准备2017年普选。

　　他呼吁下届特首和政府，要想清楚利用、培养什么样的管治人才，才能代表大多数市民和草根大众的诉求，不能同社会现实太脱节，否则香港的管治还会出问题，陷入更伤脑筋的境地。突破管治问题上的怪圈，政制设计上也要创新与突破。

　　香港第四任行政长官3月25日产生，中国评论通讯社与《中国评论》月刊在梁振英当选翌日，邀请多位香港专家学者，在中评社香港总部会议室举办《香港新特首：挑战与应对之策》思想者论坛，对梁振英未来特首之路展开深入研讨，为新特首未来施政建言献策。

　　胡伟星在论坛上就以下三个问题，阐述了他的看法：第一，现在有一种说法讲中央让两个建制派候选人竞选是失算，对吗？第二，这次选举到底谁是真正的输家和赢家？第三，有媒体说梁振英还没上台就先跛脚了，对吗？

　　第一个问题，现在很多人说中央让两个建制派候选人竞选是失算，到最后还差点失控，这种说法有道理吗？胡伟星认为，选举中出现了恶性竞争，这么多丑闻和扭曲当然不是中央最初预见的，但竞选也达到了预想不到的结果，是未尝不可的尝试。当初为什么要让两个建制派竞选呢？我想主要考虑是为2017年暖身、预演、做准备。王光亚主任多次讲到香港一直以来缺乏政治人才，缺乏有威信、有经验的管治人才。政治人才要通过选举培养和发掘。有竞争的选举可以锻炼和检验政治人才，否则政治人才不可能被发掘、不可能冒尖、不可能得到锻炼培养。所以，这次让两个建制派候选人竞争，在这一点上达到了目的。

　　他说，政治人才的民望也只有通过竞争选举才能获得，“钦点”不可能带来高民望。通过竞争可以强化民望，提高认受性。这次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意选择了梁，而不是唐，从各种民调上看，梁都一直高于唐，有时甚至远抛离另外两个对手。本来如果两个人能够良性竞争，进行“君子之争”，集中在政纲上的辩论，而不是去用负面新闻攻击对方，那么泛民候选人捞不到什么好处，只能被边缘化。泛民没有提出像样的政纲，也没有管治的经验，只能做陪跑，到2017年也不见得有机会。但这次竞选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出现了互爆丑闻、抹黑，在台湾选举中用的乌贼战术都出现了，这是很不幸的。这些选举政治中的劣质化的东西会不会在2017年也出现，成为今后香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和反思。

　　第二个问题，这次选举谁赢谁输？在胡伟星看来，梁振英是选举的赢家，他代表了变革，“稳中求变”，所以是香港社会之福，整个香港社会是最大赢家。至于谁是最大输家有很多说法，有人说泛民是输家，也有人说北京是最大输家。我觉得，最大的输家还是唐英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他所代表的大商业利益集团、大资本家，他们同港英时代某些高官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结合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这次输了，输得很惨。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建制派的分裂也不见得是坏事。”他表示，建制派实际上是由两大成分组成的，一是传统左派，他们是向下的，代表草根阶级，代表中下层人士，像工联会、民建联这样的组织；另一派就是商业精英，包括大资本家、大商业利益集团，这些人在港英时代就能玩得转，获得很多利益，回归后因为中央要稳定香港经济，平稳过渡，他们同样也获得了很大的既得利益。刚刚马先生讲的香港四个深层次的矛盾我非常同意，这些问题在某些程度上也反映在建制派阵营里，反映了代表草根向下的传统左派和大商业利益集团的矛盾。大资本家怎么能够跟工联会打成一片呢？不可能的，利益差别太大了。所以，建制派里这两个不同的派别矛盾的公开化并不是坏事，这是早晚的事。中央政府为了香港局势的稳定，在最大程度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央还不时要安抚笼络大商业利益集团。这次选举矛盾公开化了，彻底闹翻了，挑明了不可能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对面向2017年普选过渡是件好事，使我们认清了今后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更好地准备2017年普选。

　　胡伟星说，可以预见，2017年竞争会更加激烈，由于是全民参与，为了争取最多的选票，政党必然会出现很多民粹化的诉求，比如说如何解决贫富悬殊、公共房屋、社会福利等问题都会提出来，不可能回避，到时怎么能把建制派这两个大的阵营捏在一起呢？他们能有共同的政纲吗？我看几乎不可能，毕竟利益不同。所以，中央要早有准备，早亮底牌比晚亮底牌要好。这次选举就给了中央一个机会，在关键时候选择支持了梁振英，他代表了建制派今后的方向，他能在2017年团结更大多数人，这些人是有选票的。全民普选中大财团大资本家能有多少选票，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民？中央不能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而站在广大市民的对立面上。

　　所以说，这次选举的输家是唐英年背后的既得利益集团。支持唐的自由党也输了，自由党所代表的工商利益阶层面临着政治上重新定位的问题，他们不得不重新检视2017普选时他们的定位，他们在立法会选举时如何争取选票。如果定位不清，他们会输的更惨，连一个席位都没有。这些商业精英和大商业利益集团，因为回归前后的特殊情况，他们可以有影响力，他们政治上的影响力还会存在。但是有了普选之后，他们的政治影响力会日渐稀薄，所以他们一定要寻找新的政治平台，才能成为一个独挡一面的政党，否则在功能组议席取消后就有可能泡沫化。2017年会有很多民生民主和民粹的议题，有普选就会有这些问题，他们如何应对，他们肯定需要重新思考自己的政治定位。

　　第三个问题，今天很多媒体报道讲梁振英还没有上台就跛脚了，是不是这样呢？胡伟星认为，689票其实还不错，得到61%选委的支持。但是梁的得票率比前两届要低，民望也比前两位要低，再由于建制派的分裂，凝聚力也低了。这个“三低”是客观现实，他上台肯定会遇到很大的挑战。这次选举由于建制派分裂，泛民的团结反而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有两个口号上重新凝聚了泛民的力量，一个是反小圈子选举，一个是反西环介入，泛民力量的重新集结势必对梁振英的执政带来非常大的压力。泛民已经筹划4月1日和7月1日反梁游行，会对梁振英执政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梁振英上台之后基本上没有培训学习的时间、没有蜜月，马上就要进入情况。他的口号是“稳中求变”，不会铺开面地大刀阔斧地改革。我建议他做几件能立竿见影的实事，比如调整房屋政策、解决双非问题等，提高自己的威望。在港人核心价值问题上，也要做一两件事来表明自己的立场，这样他才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他毕竟来自草根，个人故事也蛮吸引人的，应当被大多数港人接受。最后一句话：前两届特首都是“开高走低”，马英九也是“开高走低”。 但是，我总觉得“开低走高”比“开高走低”好，希望梁振英如此。

　　除了以上的分析，胡伟星还讲了他对下届特首和政府的期望。他指出，除了分配问题、贫富不均、公众的质疑和不信任等问题，梁振英还需要重视香港的深层次矛盾。这里面主要还是社会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牵涉到社会公正。这么多年香港经济一直在增长，但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应有回报，特别是中下阶层，这一点和台湾社会相似。中产阶级也是一个问题，有利益诉求、向上流动、财富缩水的问题。这些都牵涉到特区政府的管治问题，特区政府的管治能力每况愈下，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表示，在这个基础上，再往深处挖背后的深层次矛盾，就是现在香港的既得利益集团同广大市民利益差别和冲突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激烈。刚回归的时候还看不太出来，当时中央政府希望利用大财团和商业精英帮助香港进行平衡过度。在香港回归前和初期，管治人才也多来自商业精英和港英时期的公务员，很少从下层草根中来。后来行政会议吸收了一些民建会和工联会人士，但是这些人都没有身居要津，直接参与管治，副局长以上管治人才还是从商业精英和既得利益集团中挑选。可想而知，他们的理念和心态和社会大众的观感形成很大的落差。这么大的矛盾怎么解决？中央政府一定要想清楚。既得利益集团在经济利益上有收获，政治权利上也兼得，很多人看不惯。广大市民会觉得自己既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政治权利，还不能用选票去监督他们，所以很愤怒。这次选举，市民的参与热情大大提高了，还没到2017普选呢，市民的参与程度就这么高了，可以想像5年以后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中央传统的泛统一战线思维，一定要有些调整。要想清楚利用、培养什么样的管治人才，才能代表大多数市民和草根大众的诉求，不能同社会现实太脱节，否则香港的管治还会出问题，陷入更伤脑筋的境地。突破管治问题上的怪圈，政制设计上也要创新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