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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辈子很看重自己的鉴定，曾为它奔跑过，奋斗过，就为了鉴定里的自己是清白的，没有污点。他们那一辈不少人因为鉴定里有不明不白的材料而被用人单位拒绝接受，在单位里得不到提升，甚至被打入另册。那个年代的个人鉴定，积累起来就是所谓的档案，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当决定不让你活的时候，你会死的不明不白。
作为女儿，我愿意为父亲写一份鉴定。用我生命中和父亲在一起的短暂时光，用我从母亲那里了解来的鲜为人知的事实，用我对父亲的感情和理解，告诉他至少在女儿心里他是一个合格的好父亲！
父亲是个好人。
“好人”一词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定义。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革命者就是好人。 在学雷锋的时代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的就是好人。 在文革时期”好人”的标准被扭曲了,那些疯狂陷害别人的小人倒成了”好人”。 到了现在的商品时代”好人”有时却被贬低成了”无用之人”。
在我的心目中父亲是一个与时代的变迁没有任何关系的好人。 自从他弃学从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就把自己交给了他的信念，忠诚而又勤奋地为党工作了一辈子，从来没有想过为自己捞名誉，捞好处。只要政治上清白，只要不受冤枉，只要给他一份能让他发挥能力的工作，父亲就会异常满足和幸福。尽管在文革中父亲的正直和善良使他遭受了不白之冤并影响了他的一生，但他从来也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念，甚至不允许我们做儿女的对他的坚持有任何挑剔。 如果说好人有好报的话，父亲一生中几乎在每一个关键阶段都或多或少地得到过老领导，老战友和老朋友的帮助和鼓励。
父亲参军不久就被调到了当时在南京的华东军大报社，在两位指导员的领导和几位同事的合作下开始了他新闻记者的生涯。 其中一位指导员后来成了父亲的终生好友，在我十几岁梦想当小兵的那一年父亲还亲自带我拜见了他的这位老领导。 五八年父亲到解放军报社以后的几年是他事业的高峰期，这段时间里他连连获奖并在文革开始不久就进入了中央两报一刊评论组。 随后在与肖力（毛泽东的女儿）的近距离接触中产生了观点上的磨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关进牛棚。
两年多以后我们全家下放到济南军区工程兵农场，父亲以平静的心态开始了他的劳改生活。 在农场的炊事班里，父亲白天喂猪，打扫猪圈，到河里去放鸭子，晚上就教班里的战士们学文化，最终以他的诚恳和平易近人而赢得了周围人的尊敬。 场部的领导及家属后来也成了我家的朋友，多年以后还保持着联系。
在多方面的帮助和努力下，父亲先是在济南军区的报社里工作了几年，然后终于又调回了北京，来到了军事科学院。 从文革的开始到结束，父亲几经周折，转了一个大圈又回到了北京，回到了他心爱的编辑工作中。 这里面有他个人的坚持和不离不弃，但更有那些老领导和老同志的全力相助。 在父亲平凡但不平庸的一生中，我充分看到了这样一点，一个人的内在品质决定了他在周围人心目中的位置。 在父亲过了八十岁生日，开始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相信他的内心没有奥悔，有的只是平静。
父亲是个爱家的人。
父亲爱家的方式很独特，他不善言辞，一切尽在行动中。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父亲在牛棚里写给母亲的信。我当时很难相信那是家信，简直就是一个备忘录。 他用数字标出了每一条希望母亲不要忘了做的事和不要忘了买的东西，内容祥细到每一件在购货本（当时北京用来限制居民购买日用副食品的证件）上的东西，象肥皂，粉丝等。 我连看了几封信都是差不多的内容，他当时在那样一种恶劣环境中心里装的竞是我们娘儿仨的生活细节，让我感动！
我长大了以后更多地感受了到父亲对我们的爱。 在我家的餐桌上父亲吃到嘴里的东西标志着我家真正的生活水平。 家里穷的时候父亲一口肉都不吃，只吃疏菜。 生活稍好一点的时候他会吃一点肥肉。 吃鸡的时候他只吃鸡头鸡脚，谁都知道穷的时候鸡腿最保贵！ 吃鱼的时候也是一样，那种细细的带鱼他只吃头和尾， 从来不碰中间的部分。 直到生活真正好了，他才开始与我们共享每一种食物的美味。
除了我们这个小家，父亲更是没少关注他的那个大家， 他让我耳闻目睹了什么叫作长子为父。 自从父亲工作以后，他就开始资助每一个弟弟完成他们的学业。 在我家本身境况并不好的时候，他也是尽量帮助他们，只要对方需要。 在我家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以后，他更是把帮助的面扩大到了横向包括从老家出来的亲戚和老战友及子女，纵向包括弟弟们的下一代。 因为我家住在北京，各方面的需求经常很自然地落到了父亲的头上，而他总是乐于相助，只要能让对方高兴和满意。 事后也从不再提起，一切都是他应该做的，他得到的只有快乐。
父亲的晚年身体健康，心态平和，同他一辈子的与世无争和助人为乐是分不开的。 有人曾经说过，一个人的幸福大小取决于他给予的多少，而不是所得的多少。 在父亲的身上我真正领悟到了这一真理的正确。
愿父亲及天下所有的好人一生平安！
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过了85岁生日：
年轻时的父亲：
父亲过了85岁生日：
我明年回京，庆贺我父亲的90大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