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现代诗学的发轫——T.S.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重审’”的几点体会

读“现代诗学的发轫——T.S.艾略特‘非个性化理论重审’”的几点体会

 

                                                     ——李嘉真

                          一、

 

   过去接触艾略特，无非是在他的诗歌方面，美学上多以理尔克为多。今天读了蓝空介绍的这篇文章，心中不免有了一些体会。像文章中提到的那样，艾略特对诗歌的阐述，主要包括为：非个性化、情感逃避和客观对应物这三个主体。但围绕着这三个主体，我们不难看出诗歌创作存在的感情冲动和诗人自然感情的奔腾，只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假象，而恰恰是这种假象蒙蔽了大多数的诗人和正在写诗的人。因为感情是会枯竭的，使感情枯竭的原因很多，年龄、精力、生活现实等等。。。。。。这样，就严重地阻碍了诗人的个性化发展。没有了这种诗人个性化的发展，也就没有了将来的非个性化。这是一个超越和被超越的过程，是诗的体验和诗人的体验过程。

     这就不难使我们想起我们的一些诗人的诗作，最初的几首读起来还蛮有味道，但越读就会越有一种复制自己的空洞感，而诗人自己也会感到惑然，大有“黔驴技穷”的感觉，我个人觉得，这就是诗人没有更好地把握自我，没有在心灵深处去挖掘自我，挖掘诗歌创作的潜能；没有把自我升华、深化；养分没有了，其创作也就没有了滋味。诗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对诗的体验，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也是至关重要的。一般来说，诗人喜欢把自己的感情完全凌驾于诗歌之上，用以作为对诗歌的主宰，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每一个个体都把自己的个性感受毫无考虑和筛选地转达给社会，那么，这个社会可想而知会是个什么样子了呢？简直就是一个垃圾箱。，一个承载个人私欲的粪坑。这就是艾略特所说的：诗歌的非个性化和终止夸张的浪漫主义。

另外，非个性的体验还包括诗人敏锐的触觉和深邃的思考。小平在读了我的《七月废墟》后，感到是我的个人经历造就了这种是个人体验的成熟。而我个人却认为：一个人的经历固然重要，但比他更重要得是那个个体的思索，这种思索可以在一定时间内使诗人的感情得到升华，在主体相对的客体里找到意想不到的答案。在你的创作过程之中，你就会自觉和不自觉地把你的创作客体付诸全新的意义，哪怕同样是一个山，一个水，一个移动景物的描写，都会在你的笔下产生生命的意义。这时候，你的个性化就出现了，但最后的表达却是你意想不到的结果——一个不再仅仅是你的理性升华。

                              二、

我们知道，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了“情感逃避”（  escape from emotion）这一概念（引自上文）。在这里艾略特提出的“情感逃避”无非是为了记忆不证实他以上提出的“非个性化”，同时，也是对“浪漫主义”的记忆不否定。他说：“诗歌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因此，他信心十足地觉得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年）对诗歌下的著名定义“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是一个不准确的公式。那是因为既不是情感，又不是回忆，更不是平静”（引自：张松建文）艾略特又进一步说：“诗人有的并不是有待表现的‘个性’，而是一种特殊的媒介，这个媒介只是媒介而已，它并不是一个个性。通过这个媒介，许多印象和经验，用奇特的料想不到的方式结合起来”看起来他所说的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有一些模糊和近乎于荒唐，但实质上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就常常接触和使用这种“媒介”用以达到那些意想不到的效果。我在我的《四月，我的阳光>中就有这样的体会，如：

那些翠绿翠绿的脚步

轰隆隆地走来

涨满了我的眼睛

我开始想着也要种下一点什么

期盼着一个慢长生长的希望

翠绿的脚步/涨满了眼睛/种下一点什么和最后/的生长的希望。这些意象的表达和连接，看起来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通过媒介连接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实质上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为什么要把脚步付诸于颜色呢？——春天，这一定义在这个不大不小的描绘中表现出来了。脚步又怎么会涨满了眼睛呢？因为是绿色的春天。无论我们种下什么，都是为了盼望，盼望一个生长的愿望。这种情况，在我们诗歌创作中的出现不是少数，只是我们有的时候本能地把他们忽略了。

                                三、

艾略特先生的最后一个体验就是“客观对应物”这一概念。什么是“客观对应物”呢？“艾略特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是：（一）作家唯有诉诸于客观象征物——包括意象、场景、事件、典故、引语等------其艺术功能是为作者的情思提供物质载体——，才能以较大的自由度和创造性，完成情感的艺术表现。（二）优秀的诗人能得心应手地借助有规范和约束功能的表现手段——客观对应物，赋予自由无序的情感以凝定的形态、确定的秩序，并将其转化为自由灵活、复义多变的象征，把个人情绪转变为普遍情感，以此表达诗人的文化批判、人性解剖和哲学思考。”（引自：张松建文）

这就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在创作过程中所遇到的和使用的那些创作载体，是我们给诗歌付诸以生命的源泉。无论我们使用什么样的个性手法，最后都必须在达到我们的目的时得以解放，那么，如何把那些可视和不可视的载体（对应物）在付诸生命的同时产生意想不到的意义呢？这才是我们诗人创作的根本所在。首先是需要寻找那些存在的对应物，然后才是通过那些媒介来付诸予他生命。这一方面依靠诗人固有的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另一方面便是诗人自身的创作灵感在起作用。一首不朽的诗作，就是那个创作者灵魂的写照，是思想和思想碰撞的火花点燃的烈焰。

在创作过程中，你很容易找到一个依托性的载体，但你如何给他以新鲜的生命呢？如何把一种不可视的思想搭接到你的载体里面，成为另一个思想的实现呢？这是个极其复杂而又单纯的问题，其答案在于诗人把沉淀的思想通过诗人独有的灵感，付诸于诗性的语言中，使其没有生命的变成活生生的意象去感动那些被动的实体。诗人的感受不同于其他人的感受，诗人的情怀不同于其他人的情怀，诗人的思想更不同于其他人的思想；这样，优美动人深邃孤傲的精灵就会出现了，他会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这个答案就是诗。如果说为什么到现在诗已经成为人们的笑料，甚至诗人就是一文不值的寄生虫的代言词，原因不在于诗歌之外的大环境的变化，而是在于诗人自己没有能够创造出令人振奋的好作品来。这应该是我们这些写诗者的责任和耻辱。

另外，使用汉语来创作来自于西方的现代诗歌，还有一个语言嫁接的问题。我们使用汉语来写作诗歌，总也脱离不了汉语语言的局限性，和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继承性，还有中国现有的文化政治性。这些必然因素的存在，严重地干扰了中国诗人的诗歌创作。所以说，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又不得不同情我们这些写诗的中国诗人。也许，越是在艰难的环境里，就越是能够产生意想不到的大手笔。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中国的诗人会真正栖身于世界诗坛。

2006年7月18日星期二嘉真于美国明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