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雪的风格
小时候就喜欢做一个写者，大了就总是说：老了再写就有时间了。有时间了就该把记忆中的那些捡起来，给自己，也给那些和我一样喜欢生活的人
忆 母 亲
母亲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小学教师，到她去世的时候，教育局发给她一个三十五年教龄的【荣誉证书】；那天我看到母亲的眼里充满了对自己的满足和几分不经意流露出的失落。为了能让我在农场返城，母亲不得不提前提出了退休。接了妈妈班的我，整天不安心在那个小学校当孩子王，全学校没有几个男教师，我一个大小伙子哪能坐得住呢？！每天中午我都要回家吃饭，天天都看见母亲站在我家小院门前，看那些来来往往放学回家的孩子们。有一天，我去叫母亲回来吃饭，看到她依然站在小院门前的那棵杨树下，风撩起了她飘飘的白发，从她的眼睛里，我读到了那缕母亲般的柔情。
回到屋里，我问妈妈：“为什么老是站在那里看呢？”妈妈说：“我习惯了看那些孩子放学回家的样子。”这句话我记了很久很久，直到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位阿姨，说是妈妈以前的学生。后来从她们的嘴里才知道，原来她们不但曾是妈妈的学生，还是妈妈把她们从小学一直供到大学，直到毕业。因为那时候刚刚解放，她们的出身都不好，家里拿不出钱来供她们去考大学，妈妈和爸爸商量后，就供她们俩个一直读到大学毕业。
母亲是个很刚强的人，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爸爸所在的大学里红卫兵举行批斗大会，现场要让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属和他们决裂，站在台上的很多家属都提出了离婚，那些红卫兵也逼着我妈妈划清界限、离婚；但我妈妈就是不干，那些红卫兵就把我妈妈也拉到了台上，给她戴了一个临时的大牌子，还剃了一个“鬼头”（那个年代，把那些挨斗的人的头发剃成一块一块的阴阳头），就是这样我妈妈也坚决不离婚。爸爸为了保护妈妈就主动提出和我妈妈离婚，但我妈妈还是不离，搞得那些红卫兵最后没有办法，也只好草草收场。文革后期一些老干部解放了，他们的妻子提出复婚时，好多人就说：“看看杨大姐是怎么做的”。为此，妈妈很理解那些当时离婚了的人，她也为她们提出复婚去劝解。
妈妈现在离我而去已经有十六年了，每到和妻子提起妈妈时，心里都抑止不住一阵阵酸楚。妻子没有见过我妈妈，关于母亲的一些事情，多是从我这里还有就是爸爸和家里其他人那里听到的。母亲的一生都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但在她的一生里有我学不尽的东西。
母亲毕业于旧中国的“国民高等师范学校”，最初的时候跟东北的女作家“萧红”是很要好的朋友；这一切，我们都是从爸爸的嘴里听到的。妈妈从来也没有提起过她和萧红怎么样，问起她时，她常常说：“我们就是朋友，她比我大四岁，叫我小妹。”当我们问起那两个她资助的学生时，她也是那么谈谈地说：“我不做，别人也做。”
在母亲生命弥留之际，她老是处于昏迷的状态，那时，我常常守护在她的身旁。一次，我听到母亲在昏迷中大声说：“你赶快起来吧，妈妈上班就要晚了，学生的作业我还没有发给他们呢！”当母亲醒来时我问她：“妈妈，你刚刚说要去学校给孩子们发作业呢！”我看到妈妈的眼里含着泪水说：“孩子，妈妈当了一辈子的小学教师，怎么能不想他们呢？！”
母亲走了，来送行的都是一些在北京的哥哥的朋友们，没有人知道她的一生。。。。。。但在我们的家乡，她的学校也举行了一个告别仪式，很多来参加的人都是她几十年的老同事，她的学生们。记得文革期间的一个三十晚上，别人家里都在放鞭炮，我们家只是全家人坐在一起默默地吃年夜饭，突然，有人敲门（那时，没有人会到我们家来拜年，来的也多半是红卫兵或是居委会的人），妈妈打开们一看吓了一大跳，一下子进来了好几个男人，妈妈以为又是红卫兵来抄家了呢！可那些人进来后就站成一排给妈妈深深地鞠了一个躬，原来他们都是妈妈和爸爸很早以前教的学生；其中一个在北京工作，回来第一件事就是联系起那些同学，到处找我妈妈，那是我们文革期间过得最愉快的年。
母亲有一个学生在中央纪检委工作，她当时曾被誉为：中国的女包公。有一年，她到我们家乡来检查工作，问了很多人才找到我家，当时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也给她当过数学老师，她对爸爸说：“杨老师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她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怎么不找我呢？”爸爸说：“她老是说你能做到为人民除害而被大家称誉，她就非常高兴和满足了。”
我们市里的一位老市委书记，有一次来我家里看望母亲，才知道他一直是我母亲的入党介绍人，在反右时期，母亲是当时教育界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由几方面人组成的，母亲是教师代表），那时母亲正在积极申请加入党组织。一次，他们开会讨论有一位青年教师给党委贴大字报，他形容那时的教学是：萝卜快了不洗泥。反右领导小组的人就要把他打成右派，母亲觉得他那么年轻，打成右派就是一辈子的事，而且还要影响到他的一家人，就偷偷跑到他的家里告诉他不要再写什么东西了；结果，那个年轻教师不但不听妈妈的劝告，还在第二天又贴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杀猪焉用宰牛刀”。反右领导小组的人认为有人走漏了风声；那时，那位市委书记就是这个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是妈妈的入党介绍人，妈妈就跟他谈了是她把这个消息透露出去的。后来母亲就退出了领导小组，一生都再也没有申请过入党。爸爸老是说母亲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幼稚的人。可妈妈说：“她一生都不会匿着良心做人。”
无论何时听到关于歌颂母亲的歌曲，我都会百听不厌。母亲在去世前老是对我说：“我死以后，不要搞那些形式上的东西，心里记着妈妈的恩情就可以了。”是啊，这份恩情是永远的思念，是我做人的一面镜子！
2006-5-12嘉真于美国明州初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