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伊甸文苑》读到冷热兄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感人至深。此文的初稿曾在某文学沙龙网站读过， 由于我也记得那个城市，那个校园，那个操场，（只是不记得那棵大树），心里不由得暗下思忖， 父亲是谁？冷热是CND知名写手，他的几篇记叙人物亲情的文章给我一些细节，譬如他称自己“老齐”，却姓氏少见；家住丁家桥校园里；令尊东渡日本学医，一口胶东乡音。 这个人物简直呼之欲出，我不会不认得。有一天我在诗线连诗， 在敲打“qi”时，齐和綦一同跳入眼帘，我顿时恍然大悟，冷热的父亲原来是我的宗师綦教授。我把我的推理告诉了同学星光，颇对网上偶遇称奇。不久热心快肠的星光在冷热那里证实我的猜测无误。我保存有两张和綦教授合影的照片，是老先生参加我的论文答辩会时拍摄的。日后有机会我会告诉冷热兄我和他父亲的师生缘。
冷热回忆亲人的文字有激情，爱恨交加，写出人性的复杂和历史的厚重，令人回味不已。我常常在图书馆外文图书室见到冷热笔下这位老人，他总是伏案埋首在那里读日文文献。老人沉默寡言，很少微笑。老人那时已经退隐，显得孤独。我知道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医生，事实上是我读的专业硕士点最早在他的名下， 而具体指导教授已是晚他一辈的学者。我有时主动找他请教读日文医学文献遇到的问题。 老人慈祥认真，那神情让我读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可我对这位可敬的老人了解很少，甚至不知道他已经丧偶鳏居多年。当时有不少中央大学医学院留下的老知识分子，他们身后该有多少沧桑故事。看来冷热的性情更像母亲，开朗坦率，若像父亲一样缄默，我们会听不到如此感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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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篇长文，是因为父亲节里突然想起苏格拉底还是哪个哲人，临死的时候嘱咐过家人：我欠人家一只鸡，你替我还上！)
一
小时候我在一个操场上玩耍，操场上长着一棵大树。我从来没有注意过那棵大树，直到有一天，我生活里的一个亲人死了。
一九七八年四月，极其普通的一个人间四月天。我的母亲，那个战战兢兢扶着墙的背影，慢慢地蹭进厨房里面。可是厨房里却听不见一点响动。家里突然空了，父亲沉重地咳嗽，咳嗽声彻夜不停响到黎明。
一个月后我赴京赶考。初试命题作文，打开考卷，大惊失色，作文题目<<在旅途上>>。我的天！这些天的魂系神往，动身前随意涂写的一篇习作，竟然一字不差全在这里了！伏下身去我不禁满心狐疑。复试面试顺利过关，一位教西洋戏剧史的老先生见我臂缠黑纱, 又因我姓氏少见，和蔼地问我为谁戴孝？父亲母亲抗战期间是不是在重庆北培住过？我一时哽噎，差点落下泪来。
“死了死了死了的 ---”我说，“我的母亲死了。”
二
这个操场和这课大树在母亲的生命中一共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她年轻时在济南读女师，为抗议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跟同学爬火车到南京请愿。“卧在冰凉的铁轨上，看着徐徐逼近的火车头，心里吓得扑通直跳。”母亲回忆说，“到了南京，等着见蒋介石，我们在这个操场上住过几天几夜。”
母亲的那个地主家庭一定不赞成她的过激举动，不久送她东渡日本学习助产士，在那里遇上正在学医的父亲。母亲可能从来就没有机会实践她所学的专业，倒是在别人的帮助下“笨笨笨笨笨笨”一连生了六个孩子，这就是我和我的五个笨笨兄弟们。我是倒数第二个出来，我想我的父亲母亲看见我出来的时候一定非常非常失望，“怎么弄的！又一个带把子的！”我想我听见他们山东口音的抱怨一定也吓得脸色焦黄，但已无法再退回去，于是便有了后来几十年的父子和母子情缘。在我的记忆里，紧接着后面一个弟弟，他们就关闭了这条过于单一的生产流水线。一九五三年左右母亲在山东军区当过很短一段时期的文化教员，后来腿受伤从军队里下岗，不是转业，不是退伍，糊里糊涂回到家里就摸起了锅碗瓢盆。我还记得母亲有一张年轻时的相片，穿军装，短发，阔脸，薄嘴唇，皮肤白皙。这张相片让我当时的女朋友和后来的妻子瞪大了眼睛倒喘气，嗨嗨嗨，老太太真还有挂帅的时候！
有一年母亲带我和弟弟回泰安老家，可能是她身上的军装把老地主一家吓着了吧，大山脚下，偌大一个院子里空空荡荡，就我和我的笨弟弟两个人蹲在地上玩耍。我们的玩法也十分简单，围着几个埋在地里的酱缸，用手指头去捅地上踊动的蛆。暖烘烘的阳光，嗡嗡飞舞的绿头苍蝇以及被阳光烤得飘缈抖动的臭烘烘的空气。后来来了一个男人，跟我们一起蹲在地上玩，那个人可不笨，以后去了台湾，蹲了几年监狱，蹲出一本书来，蹲出了一个酱缸文化论。
地主家小姐的生活一定非常优越，不然不会送她去日本念书。地主的家庭也一定十分显赫，她的一个姑还是什么的做过台湾国大代表，母亲说她才华横溢，曾于济南大明湖畔双手书写对联，为抗战募捐。另一个远亲担任过我党江苏省委重要领导职务，不过母亲从来就没有告诉过我们。母亲去世，文革中那位落难而又复起的我党重要亲戚闻讯找上门来吊唁，对着母亲的遗象鞠躬，我们才知道还有这么一门显亲贵戚和我们住在同样的一座城市里。
母亲说什么，不说什么，自然有着她的喜好。“安能催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是母亲很早就让我知道了的李白的一句诗。父亲出身山东平度一个商人小业主家庭，书读得好，由国民政府资助赴日学医。海归正逢抗战爆发，时任江苏医学院教授的父亲随校撤退重庆北培，结识一大批上流社会人物，政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文化界张大千柳亚子老舍先生，一九四九年后也曾为徐向前等我党高层看病。读小学时我在家里翻出过张大千的画，还有一付裱得非常精美的书法，开头写着“白求恩外国人，为帮助中国抗战．．．．．．”一两百个规规矩矩的楷书，结尾一句“X先生正在这样行”，落款写“冯玉祥”三字。当时我小，不知道这姓白的姓冯的是父亲母亲的什么同事或牌友，只是觉得人家写得这么认真，为什么要放在杂物堆里？家里还有一张父亲去北京开会的相片，上百个军人里，父亲坐在前面，与毛泽东朱德同排，但是这张相片从来就没有在我们家的墙上挂出来过。
我拿着相片去问母亲，母亲温和地看着我，什么也没说，又把它们放回到乱七八糟的杂物堆里去了。
三
我第一次在学校发下来的表格上填写，遇到家庭出身这一栏目，十分困惑，去问父亲，已经加入我党并担任过山东军区某军医学校校长的父亲迟疑了一会，提笔替我填上“职员”两字。我永远记得父亲提笔时眼里那种踌躇不决的神情。后来看小说<<红字>>和<<小公务员之死>>，越发觉得“职员”两字的微妙，夹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和“地富反坏右”之间，不红不黑，是所谓的黄五类；不伦不类，是可以团结改造争取的人群；不尴不尬，足够让你背着这两个红字战战兢兢地过上一辈子。职员就是小公务员小市民吧，在党和人民的面前唯唯诺诺，抄起两只袖管期期艾艾，脸是一块永远拧不干净的抹布，上面写着许多生活坎坷和不能理解的屈辱。
按说父亲也是解放前投奔威虎山参加了革命，解放军的炮声逼近时，父亲任职某城市医院院长，国民党特意送来全家去台湾的船票，同时已成为我党地下工作者的父亲的学生也登门做工作。父亲感到两难，母亲站出来说话了。母亲说是人就知道往高处走，那个党已经腐败到那个地步，憨憨才跟他们朝棺材里爬呢！于是父亲跟着地下工作者去解放区投奔了这个党。母亲后来不止一次提到自己的英明抉择，说那艘去台湾的船挤上去太多的人，开到半路就沉了。“天意啊，半道上就沉了！”母亲一边比划着一边开怀大笑，笑声穿堂而出直冲云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一段快乐的日子，很多人的家里都传出过这样开心的欢笑。父亲有时候也说些笑话，可是他不象母亲那样爽朗，他说的笑话逗不笑我。后来他就越活越瓷实了，经过反右大跃进，这样的笑声从很多人家里消失了，到了文革，他也如同另换了一个人，用母亲的话说简直就成了一个憨憨，连话说得都少了，就知道两件事，读书和给人看病，遇到大事拿不定主意，大主意一定是母亲给他拿。
我和父亲很少交流，他工作忙，一个月里总有好几次半夜被叫醒去会诊。常常是小汽车停在外面，来人敲着玻璃窗，焦急地压低声音喊“院长！院长！”一遍又一遍，不达目的死不休。父亲一边应答，一边抖抖索索穿衣下床，黑暗中一阵忙乱去摸眼镜，碰翻桌上的水杯。水往低处流，我睡在比桌子还低的床上，水就顺着桌面流到我的脸上脖子上胸上，父亲顺手把杯里剩下来的水全部泼在我的身上。早上醒来时父亲已经回来，指着我身下湿淋淋一片，虎着脸问怎么弄的？我也经常犯迷糊，什么时候又开始尿炕了？
这是我和父亲之间仅有过的几次玩笑，更多的时候他会诊回来，正赶上全家吃早饭，他就匆匆摘下眼镜坐下来和我们一起吃饭，饭后又匆匆赶去医院或给学生上课。母亲渐渐有了不满，说当医生的一年到头连个节假日都没有，孩子们今后谁也不准再学医了。但母亲也只是一阵嘀咕，更多的时候告诉我们，你们的父亲一辈子没有给人看错过病。母亲这样说的时候，脸上很是洋溢着自豪的表情。
对于母亲的说法我一直存疑，因为每逢我生病，父亲总是让母亲带我去门诊挂号排队。母亲跟他嚷嚷，他就摸摸我的额头听听我的心跳，敲打几下我的前胸后背，说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用去看也不用吃药，过几天自己就挺过来了。母亲还跟他嚷嚷，父亲就拿些药片让我吃下，过几天再偷偷告诉我吃的全是维生素片。父亲名气在外，隔三岔五总有人介绍些亲戚朋友到家里来看病，父亲的话也不多，该问的问，该答的答，一般也是劝人放宽心，尽可能地不要服药，让来看病的人疑疑惑惑提着我们不愿接受的礼品走了。
我能看出来，所有来看病的人都非常信任父亲，其他医生也这样说，说父亲不仅是个好医生，还是一个大医生。小时候我跟父亲学过几句俄语，父亲一边洗脸一边听着电台里的广播，“别说话别说话！”他拧着手巾紧张地瞪着收音机，一口胶东口音老是念得荒腔走板，“哈拉绍，俄穷哈拉绍”，冒着热气的毛巾忘了擦脸又放进脸盆里。我跟在他后面念，“哈拉绍，俄穷哈拉绍！我都哈拉会了你还哈拉不好，那个笨！”
父亲一生瞧不起中医，但他不说出来，他怕犯错误。我并不因此高看了他。在我的印象里，连处方都不会开的医生算什么医生啊？我也不说出来，我怕伤了他的心。我和父亲讨论哈拉绍的时候，并不知道父亲精通英语日语并能读懂德语和拉丁语言，晚年他又开始学习法语。
四
这个操场也见证了父亲的屈辱，那是在不被批斗的日子里，被人监管着出来，头上戴着纸糊的帽子，蹲在这里拔草。监管人员装作不认识我，我就远远地站在一旁。父亲一脸愧疚，两眼垂在地上，竭力躲避着我的目光。
父亲是学院头号学术权威，拿着全院最高的工资，文革中免不了被斗。造反派给他戴的三顶帽子是历史反革命、反动学术权威和日本特务，一口咬定他加入过国民党，拿过陈果夫送给他的手枪。陈在抗战期间送他一把手枪防身，但父亲害怕，也不会使用，回来后就偷偷地扔进了河里。这件事他入党的时候向组织上说明过，加入国民党则纯属诬词。没完没了的批斗让父亲开始糊涂了起来，顺着造反派的思路他认真地折磨自己，反复回想那把手枪究竟藏在了家里的什么地方？谁介绍他加入的国民党？看到报上一个叫阮友寿的越南人，他颠颠倒倒地说“阮友寿阮友寿，就是这个阮友寿！”一会又使劲扯自己的头发，“不是阮友寿不是阮友寿，我要疯了我要疯了！”一遍又一遍。母亲火了，大声训斥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出息，你什么时候加入过国民党？你作害自己可以，可不能作害这个家庭！”
父亲挨斗的时候，母亲让我悄悄溜进会场，通常是医院的会议室，坐在最后一排光线暗的地方，看驼子总务处长领着大家喊口号。驼子过去常带些人找父亲看病，现在他也举手打父亲的脸。
父亲在文革中所受的冲击不大，主要是他平素为人谨慎低调懦弱，造反派里他众多学生下不去手。母亲常说，“别看他大学教授，其实就是农民一个。除了爱听点京戏，他还能干什么？”他还爱听相声，侯宝林说的<<关公战秦琼>>让他不知高兴地笑了多少回，除此之外的确没有多少兴趣爱好，对什么都是一句话，“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有一年大家去爬黄山，到了山脚底下，他突然也说没有意思，死活不肯上山，一个人硬是住在山下等了大家几天。
父亲的农民本色在“三年自然灾害”里大放光辉。他属于我党倍加爱护的高级知识份子，每个月因此多享受一些糕点票餐票香烟票之类的照顾。他不抽烟，但属于他的那份香烟必不放弃，家里抽屉塞满一条一条不断买进来的大红精装牡丹。南京天气潮湿，他怕香烟霉坏，常常一条一条拿起来放在鼻子底下仔细闻着检查，有了霉味的烟拆开来抽几根，“自然灾害”过后，他也学会了抽烟。他把香烟编上号，天好的时候轮流拿出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象电影里那个让犯人们出号子去放风的管理员，自己蹲在一边守着，即便如此这些家伙们大多还是没有逃脱霉坏被扔出去的下场。
父亲热爱香烟自有他的道理，是为了对得起每人每月的二两肉票。半夜三更父亲叫醒了我，怕遇见熟人，到离家稍远的菜市场门口蹲堆等候。前面已经搁好一块块砖头或破篮子，我和父亲背靠背坐在那些砖头的后面，我的小肩膀依靠着父亲，能够感觉出他均匀的喘息和正在消瘦下去的身体。他脱下自己的外套裹在我身上，我还是又冷又困，恨不得爬在冰凉的泥地上睡觉。六点钟开门，砖头变成了人，潮水一般拥向卖肉的柜台，父亲用手护住他的眼镜，我却被踩掉了鞋。挤到前面的父亲掏出一包牡丹朝肉案那边扔过去：“师傅，全要肥的，越肥越好！”
农村里走出来的父亲，能够咽下油腻骚腥的肥肉，却差一点没有经受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庄严洗礼，他能够挺着活过来，或者活着挺过来，母亲所起的作用十分了得。
父亲被隔离，母亲每天去探望。一次回来，母亲对我说你父亲今天情绪十分不正常，好几次又提到没有意思。我说那不是他常说的话吗？母亲说这回不同了，驼子打了他的脸，还朝他脸上吐唾沫，他真有点不想活了。“你明天哪里也别去了，”母亲说，“中午骑自行车从他办公室下面经过，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声地唱，一定要让你的父亲听见。”于是第二天我就按照母亲的嘱咐，中午吃饭的时候骑车唱歌在他办公室外面来回走了好几趟，直到看见父亲站在窗口，手扶铁栏杆泪眼闪闪冲我点了点头！
我记忆中的父亲一共掉过三次眼泪。第一次是他自己的父亲去世，父亲回到家里，看到山东乡下来信，拿下眼镜慢慢地擦着镜片，眼里有了柔柔的光泽，我赶紧掉过脸装作什么也没有看见。晚上我听见他跟母亲商量，要请丧假回去，母亲说还是算了吧，风声这么紧，又要清理阶级队伍了，上次派坦赞铁路医疗队的事你忘了么？千万别让人家再说你立场站不稳了。父亲长长叹出来一口气，我则把自己堵在被窝里，咬破了嘴唇，听见身上的骨节嘎巴嘎巴一点点在挣响。第二天一早父亲爬起身，没事一样上班走了，我穿衣服的时候却发现自己又长高了许多。第二次就是这次了。我回来跟母亲说了，母亲沉吟着说，行，这下他没事了！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记得这个情景。我挺感激这首歌的，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没有经受过那种刻骨铭心的水深火热，不会对我党以及我党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产生这样的感情！
文革结束后父亲直接进了精神病医院，还没出来就被恢复了原职，驼子也仍然当他的总务处长，照样带些亲戚朋友来找父亲看病，一切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但是父亲跟我之间的说话却变得比较随和了。父亲头一次出国前，国内气氛放松多了，他提到自己有很多学生和朋友在台湾美国和加拿大行医，过着优裕的生活，有的有了很好的成就。他也提到那次国民党送船票让他去台湾和船在半路上沉了的事，说着说着语气就沉重了起来，他说自己虽然加入了这个党，可没有一天被信任过。那时母亲去世几年，父亲的话里好像有怨怪母亲的意思。“一步之差，一念之差！没有意思，没有意思！”父亲老了，眼里有了浑浊，说话也有了喃喃的重复。我不知道他的这个“没有意思”是指出去了“没有意思”还是没出去“没有意思”。我不敢多问，但毛骨悚然。
象所有同辈人一样，我们喝着狼奶长大，文革举行了我们的成年礼。可以庆幸的是，文革并没有让我们变得那么坏，那么冷酷和不通人情，这主要得感谢我的父亲母亲。他们都是十分平凡的人，有着普通中国人身上都有的毛病和弱点，比如懦弱和短见，有时也很自私，但他们正直善良，不愿被人损害也从不去损害别人，没有演出李南央父亲母亲那样的悲剧，这就足够了。在家庭这样一艘颠簸在汪洋大海的船上，亲人之间相濡以沫的情感，哪怕是一个顾盼一声叮嘱，在剧烈的社会大动荡里，都是暴风雨里那根高高支撑着的桅杆。老舍先生夫妇，我父亲母亲年轻时的邻里和牌友，却没有能够经受住这场风暴。老舍先生那么一个幽默豁达的文人，国难当头，曾以才华智慧给周围朋友送去多少宽慰，却因为妻儿的冷漠背叛，将自己投进了太平湖里。一九八七年，我妻子陪同父亲去北京加拿大大使馆办理探亲签证，当时报刊上正进行关于“雅舍”老舍北培旧址的争论，父亲突然提出来要去探望胡絜青，她是母亲抗战时期在北培编译馆的同事，不知是因为时间不够地点不详还是他自己又觉得了“没有意思”，最后也没能成行。我想也好，世事苍苍，相隔茫茫，风雨故人，许多往事早已不堪回首，还是避免了彼此的感伤心痛为好。
同样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现在大大不一样了，有了许多进步。拿我们家来说吧，我的父亲一米七二，是那时中国人里较高的个子，我直起腰来一米七八，我的儿子今年已经长到一米八零，一代胜过一代啦！
五
父亲调入南京后，住在大学校园里，因此我们就有了第二次接触大操场和这棵大树的机会。夏天的南京，闷热难当，晚上母亲带着我们去大操场乘凉。那棵巨大的法国梧桐树啊，粗壮的树干几个人都环抱不过来。我们的母亲就象那棵大树，撑开婆娑的枝叶，迎着阵阵凉爽的微风，对着满天闪耀的星斗讲那过去的故事。
说起往事，母亲眉宇之间总是溢出飞扬的神情。母亲留学日本，但民族情绪激烈，说着说着就唱起歌来。母亲唱的是一首抗日叙事歌曲，讲的是一个叫王二小的放牛孩子，被日本鬼子抓住带路，机灵的二小就将鬼子带入了中国军队的埋伏圈：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里去了。
不是他贪图玩耍丢了牛群，
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于无字句处读书，与有胆识人共事。我最早的文学教育，就是在这棵大树底下进行的。开始是光着屁股的穷苦孩子二小和雨来，后来就有了木兰从军岳母刺字，有了李清照辛弃疾苏东坡，有了怒发冲冠凭栏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我在比较优裕的知识份子家庭长大，周围很多干部或军人子弟，但心中一直存有对穷人弱者的同情。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和我一样的职员或工人农民城市贫民或四类份子的子弟，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呼吸顺畅心情痛快。这样的感情认同，都是刚刚懂事的时候被母亲那只“润物细无声”的手一点一滴植进我心底里去的。
南京不是我的家乡，可我已经习惯于把那里当成了家乡。南京有我的童年，有外婆的澎湖湾，有刻骨的生死恋。南京虽然位于人们印象里的南方，却有着北方的淳朴，或者比北方的城市更加淳朴。六朝古都，龙盘虎踞，文化积淀极其深厚，历史上一次次上演“一片降旗出石头”，“金陵王气黯然收”，城市发展和地位由于政治的原因受到明显限制。南京人说话不好听，把“上山打狼”说成“山山打兰”，把“胖子”说成“判子”。南京人把自己称作大萝卜，意思是呆不拉几。但沉稳大气的南京人却在近几十年里屡屡写下令人侧目的阔大手笔。周恩来逝世，南京人一怒冲天，他们的方式也有些出人意料，将倒着写的大标语贴上南来北往的旅客列车，汽笛拉响，呼啸一声奔向了四面八方！
在这同一个操场和同一棵大树底下，曾经有一个比我更小的女孩子，在我的旁边沉思倘佯，清秀的面庞反射着皎洁的星光。那个女孩子以后去了国外，写下一篇了不起的文章。每年六月，人们读一遍她写的文章，都会想起一些往事，泪花在眼里打转。她也在这同一个大院里住着，我和她擦肩而过，从来没有注意到她，但我知道她跟我有过同样的思考同样的成长。她是我的妹妹。她美丽无比。
六
母亲一生生养六个孩子，全是笨笨，所以母亲羡慕死了家里有女孩子的人家。大笨二笨死在了日本，所以母亲对大哥呵护有加期盼备致，大哥的婚姻也是由她一手操办。大哥的岳母是父母过去在重庆北培和青岛时上流社会里混的朋友，山东同乡，有过指腹为婚的玩笑。大哥大嫂六七岁的时候就给结婚的人家借去充当伴郎伴娘，小小的两个孩子牵手并排走在红地毯上，现在同一个大院里住着，玩笑就开始朝着真实演变。大嫂是上海一所名牌大学的校花，人长得和她母亲一样漂亮高贵，进出大院惹人瞩目。但是从秦晋联姻之始我就感到，同为知识分子，父亲母亲与大嫂的父母不是一类人，郎才女貌门当户对不错，可大哥大嫂的婚姻迟早是一场悲剧。
我对大嫂的那个继父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好印象。实在说，大嫂继父为人不坏，但就是染上了我们民族许多知识分子都有的那个酸。他自诩画家，却不入流，我要是说出他的名字来恐怕没有几个人会知道，年轻时去巴黎学的画，远远没有徐悲鸿刘海粟那样的才气，偏偏弄出一身大画家的作派。那时和我们一个大院里住着的，还有其他一些更著名的大画家，都没有他派头足。他姓Z，大哥大嫂尊称他Z先生或Z伯伯，可我叫他Z老头，其实我一点恶意也没有，那时把包括父亲在内所有上了年岁的男人一概尊称为老头，而且他人来我就走，连个照面都不愿打，不知怎么还是把他给得罪了，当着父亲母亲的面训斥我没有教养。他曾把自己的一幅山水写意裱糊好了郑重送给父亲，你想，我父亲是个木头疙瘩，当场没有说出“没有意思”来就不易，我母亲眼光又极高，我们家里墙上除了月份牌子和孩子们几条脏兮兮的洗脸毛巾，连父亲与毛的留影以及张大千冯玉祥的字画都不挂的，哪里会有他大作的立足之地？Z先生于是就生气，一生气后果就很严重，门不当户也不对了，甚至对我们一家表现出极度的凛然和蔑视。
Z先生对我们的蔑视，部分源于他的湖南长沙人氏，曾与“润之”(他自己这么叫)同在长沙第一师范求过学。一师是个好学校，培养出来国家栋梁，能与伟人沾亲带故，当然十分了得。Z先生与我们的交往后来主要就是深情回忆和“润之”的同窗共读，我们只有洗耳恭听的份。这种显然带有炫耀色彩的回忆，被母亲一再戏称为对着“一张没有文化的脸”的倾听，一直到文革兴起才戛然而止。
如果不是紧跟着我的父亲，大哥那个湖南长沙人氏的岳父家里也出了事，你无论如何体会不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天吃过晚饭，大嫂的母亲气急败坏夹一包东西进了我们家门，说是家里不安全，将一些东西暂放我们这里，母亲竟毫不犹豫一口应承了下来。大嫂母亲走后，母亲将东西打开来看，居然是写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专用宣纸信笺上的四五封信，每封信的落款居然也是“润之”两字！洒脱不俗的毛体，每一页仅写十几二十多个字，当然不如当时铺天盖地的诗词体那么完美体现出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相结合，主要也是同学之间叙旧客套起居问候。我没有当过红卫兵，但我脸上的表情一抽一抽，比所有的红卫兵还要红卫兵。且不说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了，那笔走龙蛇的帝王气度，也足够让我震撼一家伙的了！
母亲舔着手指头一页一页轻轻地翻过，连连夸赞字写得不赖，不是小好，而是大好！然后就嘱托我锁进我那张抽屉桌内，后来为了安全，又将这些书信转移到我睡的棕绷床下面。我在这把尚方宝剑上一躺就是十年，直到文革结束，才将它们完璧归赵。但是，大嫂的母亲，那个过了五十岁依然美丽高贵的妇人，在把这些书信送到我们家不久，就被人追查逼问剃了阴阳头，从五六层楼的高处愤而跳下，“砰”地一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时隔四十年，在安谧平和的加拿大再次回想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砰然心动。我想，在那个时代，在父亲被隔离的当时，那些收藏在家里的书信，那些尚方宝剑们，随时都会成为从头顶上掉落下来砸得我们家破人亡的达莫克里斯之剑！我的母亲难道就一点也不懂吗？为什么又那么不管不顾地去帮助一个她所厌恶的人呢？
母亲是一棵参天的大树，不仅庇护着我们一家大小，也庇护着她周围善良苦难的人们。
七
母亲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的一句大实话，是挺住，一定要挺住呀！在中国，在那个疯了的时代，将尊严踩在脚下，将头颅塞进裤裆，活下来，笑到最后，比的就是一个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耐性挺劲。大人物如中国人民的儿子如此，小人物更不必说了。这是无可奈何，这也是智慧，大智慧啊！
母亲在济南女师念书的时候有几个要好的同学，当年一块卧轨南下请的愿，搬到南京不久，母亲就跟她们接上了头，星期天大家常聚在一起吃饭聊天。这几个老同学，一位姓陈的基督徒，是某国民党起义军官后来在南京军事学院作了教官的太太，另两位都姓马，回教徒，母亲让我分别称大马姨和小马姨。大马姨嫁的是鼓楼医院一位有地位的外科医生，一生未曾生养，单住司背后一栋独立洋房里，有竹篱笆围护。春天周围菜地里镶着黄灿灿的油菜花，竹篱笆上爬满一朵一朵兰色的喇叭花。小马姨丈夫原来也是国民党官员，守寡，在下关一所小学当校长。我不喜欢陈和大马姨。到陈和大马姨家作客总要洗净手脚换上干净的衣服。我从心里和小马姨亲，小马姨快言快语。也许是母亲说过将来让我和小马姨的女儿成亲，我就在心里面一次次地描绘我将来那位太太的模样。小马姨夸我长得好，母亲说你别口是心非到时不认账了，我这个儿子可是面丑心不丑撞了南墙不回头的主啊！
我要特别说说两个马姨的事。文化大革命一来，她们都最早受到了冲击。那时每天都有人跳楼跳长江、跳中山陵九层塔，人心惶惶。在这种情势下，陈姨立即跟出了事的父母和两个马姨都断了往来，两个马姨却象两只没头苍蝇一样不时闯到家里来讨主意。母亲告诉她们挺住，自己先不能乱。母亲说，“三军不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般都留了她们吃饭再离去，走时还在她们手里塞上几块钱。小马姨最后一次来，戴一顶男人的帽子，进门就说让人剃了阴阳头，不能活了。母亲又是一通劝慰，小马姨说我的女儿今后全靠你照顾了，说完就匆匆告辞离去。那时父亲也被关在里面寻死寻活，母亲一时粗心，没能把小马姨拉下来，不久接到噩耗，我的这位未来的丈母娘，在我弱冠未到迎娶的年龄就丢下我们这对寡男怨女，从我们家里出来直接奔了中山陵九层塔！母亲一个劲地埋怨自己，怎么就没有看出她的不正常来。我也在想，女人就是奇怪，什么夺帅夺志的，不就是誓死也不能让人给剃了阴阳头吗？小马姨出门时走的相反方向，母亲跟在后面喊“错了错了，你怎么进了茅房！”
大马姨的情况更惨，丈夫被批斗而死，一下断了生计，从天上一直掉进冰窟窿里，靠给火柴厂糊火柴盒给医院妇产科叠卫生巾赚钱谋生。母亲常让我送点吃的用的给她，大马姨拉着我的手泪水淋淋，告诉我糊十个火柴盒才挣一分钱，连吃的盐都买不起，让我感到十分碜人。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粉碎四人帮”后。那年春天，母亲约了孤苦伶仃的大马姨，由当时还是我女朋友的妻子陪同去玄武湖观赏樱花。在烂漫的樱树下面，母亲劝大马姨既然有了生活费，今后就别再给人糊火柴盒了。大马姨凄然一笑，说那样夜不就太漫长了吗？大马姨不时地抖动满是裂口的双手擦拭已经流不出泪水的枯槁眼窝，仍在期盼为丈夫平反昭雪的一天。我妻子也是文化大革命中经历了生离死别的苦出身，每每提起这种场面，都止不住一阵黯然神伤。
母亲过世不久，大马姨也死去了。没人给她收尸，居民委员会通知她老家的侄子，老大不情愿地赶了来料理丧事，将家里的破烂一通廉价作卖。据说卖出去的一张饭桌下面贴满厚厚的十元大钞，那是外科医生补发几年的工资，侄子大意失了荆州，在南京城里引起不大不小一阵唏嘘感叹联想发挥。
鱼儿离不开水呀瓜儿离不开秧，半辈子养尊处优半辈子苦海煎熬的大马姨，无所作为，无声无息，死的时候却露了这么一手，这是穷怕了，也是给斗怕了！
八
女人家，女人家，失了女人浪淘沙。天底下做母亲和妻子的，凡是能够对得起这个称号的，大都有着吃钢咬铁的坚韧和默默无私的奉献。每当想起她们，我的心中就充溢了崇敬和感激。她们瘦弱，但她们总是以瘦弱的肩膀顶在丈夫和家庭的后面；她们干枯，但她们总是用干枯的乳房哺育着子女。风雨袭来的时候，她们是一座坚实的堤坝，奋不顾身挡在前面，挡住惊涛骇浪；风雨过后，她们是一道绚烂的彩虹，横跨天际，光耀人间。她们就是中国的人间四月天！
我的母亲是我人生的堤坝和彩虹。我懂事迟，惹母亲生气的事是常有的。中国人形容调皮男孩子常用两句话，“连狗都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两条都让我占了。医学院动物房养作实验的狗都知道讨厌我，几乎没有不被我偷过打过的。我最恶劣的记录是从解剖室的福尔马林池子里捞了只死人手带进教室，差点没把女任课教师吓哭了！但是从母亲嘴里能说出最重的一句话，是等你父亲回来告诉你父亲，害得我躲在外面不敢回家，让母亲半夜里一脚高一脚低地到处喊着找我。气疯了的父亲夺过一根棍子，追打着撵我上了房。母亲却从来没有打过我，有一次讲起三国魏延的故事，她摸着我的头，叹着气说我的孩子后脑勺上可是没有长反骨啊！
母亲却从来没有打过我，因此我不能理解那些把孩子朝死里打后又给出几块糖来哄哄的母亲们。我更反感“母亲打了孩子还是一个爱”一说。平反了，落实政策了，那是对能够活下来的孩子。要是把孩子给打死了，母亲就得上法庭去认罪。天底下走到哪里都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十七岁时得过肺结核，母亲倾其所有给我增补营养。水果店进了一批桔子，没能拿上柜台就被私下里分光了。为了让我吃到桔子，母亲竟然在人家柜台前面落泪失声！走过年轻时南下请愿宿营的操场，看到大树底下和我差不多年龄的大学新生上体育课，母亲总要失神落魄愣上一会。这种情感，这份天地人世间独一无二的真情，直到我自己有了孩子才能深刻体会，可是已经迟了。南京的十一月，无边落木萧萧下，母亲更显衰老，与一群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围坐一块，在居民委员会小组长的呵斥声声里，拘偻地缩在一张小板凳上，搂紧了孙女。秋风吹乱了她的白发，眼里也爬上白内障患者的疑惑。“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我的母亲，我的一天天苍老下去的老娘亲啊！孟郊有诗曰“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说的不就是这种痛彻肺腑的追悔之情吗？
我参加工作后，少不经事，血气方刚，给领导提了一些生产管理上的建议横遭打击，度过人生十分灰暗困难的三年。那时，父亲臭老九问题没有解决，我又添了麻烦，雪上加霜，家里整天都是听不见的父亲母亲和我的叹息声，但父母亲从来没有流露出一点点对我的责怪，甚至连问都不曾过问一句。他们自顾不暇，他们觉得“没有意思”，他们也是有意让我尝试社会的冷酷无情。但是当我党书记张罗罪名要将我送入公安局里去的时候，母亲一下拿出几百块钱和一些粮票。“既然问心无愧，不必低三下四！实在没有办法就跑。”我的母亲，眼里又闪出坚毅，“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天下之大，跑他娘的！”
她把钱“啪”地一下摔在我的面前！
九
这个大操场和这棵大树，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份子的命运和抉择。我的母亲，当初沿着铁路从济南跑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救国的真理和社会公平。她的儿子如今却要从这个操场上跑了。一九七八年那一个秋天，我从一个只有三百来人的街道小厂跑进了北京城的大学里。十一年后一个开春，北方的冰雪刚刚开始融化，我一手提着行李一手领着孩子，走过罗湖桥，到了外面的另一个世界。
我第一次在七年以后回国，父亲已经久病在床，放下行李我就赶到了医院。父亲瘦得几乎脱了人形，但睁开眼睛他就能认出我这个儿子。他叫着我的名字，我把头靠过去。
“你回来了？” 他说。
“我回来了！” 我说。
“什么时候去看看你的妈妈啊？”
我泪流满面。那一刻，我思绪飘得极远，我感到父亲正蹲在地上拔草，一脸愧疚，两眼垂在地上，竭力躲避着我的目光。我还感到父亲正和我一起蹲坐在菜市场前面泥地上等候开门，瘦削的肩膀仍然扛着一份沉重。我印象里的父亲总是这样蹲着，直不起他的腰。“你去把厕所里的水龙头关紧了。” 父亲躺在病床上跟我说，浓浓的胶东口音丝毫未改。他一人住一间高干病房，仍然能够听出走廊那头厕所滴水的声音。他当院长的时候，有职无权，管的就是这种狗屁小事。他八十九岁了，体温正一点一点冰冷，生命的迹象越行越远，可他仍然是一个农民。
去厕所的路上，隔着玻璃窗我又看到了那个操场。操场上铺着红色塑胶跑道，正有年轻人蹲下站起地练习起跑。大操场比以前阔气漂亮多了，但是那棵大树、那棵梧桐大树不在了！我的父亲，当他离开人世的时候，大家都会感念他，包括那个早已退了休的驼子总务处长，都会在半路上拉着我的手说上半天的话。他们会说老院长是一个好人，好医生，好老师，好共产党员，他死了他们心里很难过，真的很难过，省报明天会在一个角上登出一个简短讣告。但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他就是一个职员。一个不红不黑、不伦不类、不尴不尬的职员，脸是一块永远拧不干净的抹布。
没有意思！没有意思！这个农民，这个职员在艰难闭上眼睛的时候，竭力想把脸掉转过去，他的眼角挂出一颗亮晶晶的泪珠！
人们都说人死如灯灭，人死了就撒手尘寰，可我一直疑疑惑惑，总觉得父亲母亲并没有走远。那次赴京赶考，是母亲的神灵在天上把住了我那颤抖的双手。后来到了加拿大，也一直有这种感觉。从东方到西方，从文科到理科，而立之年读大学，不惑之年出了国，知天命的时候成了人家的公务员。天上地下，远远近近，屡屡感到有只无形的手，总是在关键的时候托了我一把。那只手，给我温暖，领我走路，教我做人。
秋高气爽的时候，遍地燃烧着火焰一般的枫树林，我好像又回到了童年，又回到了那个操场。那棵巨大的梧桐树啊，撑开婆娑的枝叶，迎着凉爽的微风，哗啦啦地摇着满天闪耀的星斗，给我唱那支永远也忘不了的歌 ---
“牛儿还在山上吃草，
放牛的却不知道哪里去了。
不是他贪图玩耍丢了牛群，
放牛的孩子王二小．．．．．．”
我知道，这就是我的父亲和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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