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血色浪漫》所想

网上对《血色浪漫》的热评，引发我对同名电视剧和小说的兴趣。故事跨越的年代与我的生命轨迹重叠，尤其是那个特殊群体的军旅生活勾起我对青春岁月的亲切回忆。我军中好友的哥哥，是北京大院长大的干部子弟，曾去陕北插队，又在部队当过兵，现在定居在新泽西州。他注意到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 电视剧中C军新兵操练的背景音乐，是他当兵所在的王牌38军的军歌！

说来我也算是军队的女儿，在华南军营里度过了童年。文革风云激荡的六十年代后期，我还是不谙世事的小学生。军营距桂林城区二十华里，偶尔闻到革命的血雨腥风，是从躲避山城武斗的逃难者和明火执仗来军营抢军械的造反者那里感受到的。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外省， 自然不晓得钟跃民一帮轻狂少年在京城打群架拍婆子的野蛮浪漫。一九六八年，据说由于我生活的部队在桂林支左站错了队，在造反派夺权后，不得已调防去了广东。对美丽桂林的最后一瞥是遍城弹痕的满目苍夷。

认识周晓白那样北京大院的青年男女，是在我后来参军去的大西北。我所在的医院坐落在秦岭脚下陇海铁路边上， 是兰州军区在陕西境内最大的驻军医院。军队和地方干部子女蜂拥参军的鼎盛时期是七十年代最初两年。 中苏边境珍宝岛一战使中国感到来自北极熊的威胁，国家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遣往东北内蒙屯荒戍边的同时，部队也迅速走上扩军之路。参军入伍是那年头青年人梦寐以求的前途选择，不仅是京枢高官将帅之后，而且地方诸侯的儿女纷纷加入行伍之中。男孩子散布在庞大的各军兵种基层部队里不太起眼，而各个部队医院，来自都会的年轻女兵则是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在红色高干子女云集的部队里，人们在介绍某城市兵时总要暗示其身后的家势背景。就像小说里提到：干部子弟们一开口"攀道"，侃的都是抗战或红军时期的家世。父亲的籍贯，出道时的队伍，参加过的战役，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的军阶，行政级别是否在十三级以上，尽在人们的关注的雷达下。我们医院来自北京的干部子女少说有十来个。我的室友海宁来自北京，父亲是江西兴国人，随红一方面军参加过长征，时任七机部副部长， 官拜行政七级。海宁的哥哥在哈军工读书，她就读过北京八一学校。同科室的小凤也来自北京，父亲是湖南茶陵人，同样是长征干部，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前家住红霞公寓， 也读过八一学校。北京特权社会的生活，使这些北京姑娘拥有潇洒大气的性情，傲然不群的气质。

在血统论影响渗透入社会各个层面的红色时代，我这个普通军医的女儿不过是个“惨绿少女”。 我不仅没有父辈显赫权势的荫蔽，而且祖上的阶级成份使我的出身不入流。当时和我在一起的还有二军大著名外科医生吴孟超的女儿。我那时的处境有点类似郑桐和蒋碧云， 精神文化上我们秉持清高和自尊， 在政治前途上却为无法逾越的家庭出身关隘而感到无奈沮丧。我清楚地知道我不属于这个圈子，只是在一旁静默地观察 这群人世骄子的游戏人生。

据我所察，北京来的干部子女有两个不同群体：一类来自地方高干家庭，他们的父母在文革中多少受到冲击，他们有过一两年去兵团或下乡的经历，生活风雨的洗礼使他们锋芒内敛，性格沉潜，为人谦和， 这种人中有些成为我的挚友；另一类是来自大总部大军区的军队干部子女，由于军队在文革中被神圣化，权力全方位扩张，军队子女对民间百姓少有体察，自命不凡，骄横跋扈。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钟跃民张海洋所张扬的不羁个性。

或许是军人出身的父辈给予了战士的血液， 军队干部子弟多性情强悍，眉宇间洋溢着不逊的豪气和霸气。新兵蛋子说话的口吻俨然像将军，做起事来又有些眼高手低。这些狂妄小子们喜欢津津乐道战争，不仅把国共战争的史料记得滚瓜烂熟，对世界大战的战史经典也是耳熟能详。与我们医院驻守同一城市野战军副军长的儿子刘亚洲日后写下《恶魔导演的战争》等一系列国际军事报告文学不是偶然。记得当时从北京干部子弟圈里手抄流传过一首诗歌《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巴不得世界大战爆发，铤而走险去输出世界革命。现在留在军界发展的高干子弟已成军中羽翼丰满的少壮派，鹰派观点不时跳上媒体，引起哗然。

我身边的北京女兵们言谈中也有豪放之风，TMD一类不雅粗口成为出现率最高的形容词和副词，几乎修饰着大多数句子。但特权给予的见识使她们有不俗的文化品味。 来自颐和园边上一零一中学的何萍多才多艺，有一手娟秀漂亮的硬笔书法，天生的多情诗人，手风琴演奏也是技艺不凡。前面提过的小凤的父亲是有如《长征组歌》作者肖华一样的军中秀才，文革前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小凤熟读欧洲古典文学，她的气质谈吐曾经影响过我的读书选择。这些来自北京八一，育英，一零一学校的女孩子不经意间传递了一种都市之风，引领着一种文化时尚。相形之下，周晓白仅有漂亮脸蛋和大小姐脾气的形似，却缺乏一种内在文化赋予的神似。倒是秦岭玩了把深沉，莫名其妙的是这样一个理性的女孩，书中编排她后来沦为情妇， 嘲笑了一番有心智的女人。

钟跃民是作者笔下理想化的人物。自由洒脱中流露一种认真，桀骜不训中显现一股执著。作者借钟跃民之口说道："凯鲁亚克的那句话说得真好，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带著最初的激情，追寻著最初的梦想，感受著最初的体验，我们上路吧。" 美国作家凯鲁亚克创作于1957年的小说《在路上》是公认为六十年代嬉皮士运动和跨掉的一代的经典之作。我不记得我在七十年代听说过这本书。这种乐观自信走在路上的感觉，注重过程不计结果的人生理念，让许多读者喜欢着迷钟跃民这个人物。其实在我们青春年少时，迷惘间都有过渴望上路的激情， 在人生的旅途上，自由地挥洒青春释放能量。然而为寻求激情而永远在路上，则难以理喻， 这让我想起晚年毛泽东。

想来我自己少年西北从军算是第一次上路。环顾周围的周晓白罗芸们，她们的社会资源使她们大路通天，入党，提干，读大学，回北京工作，顺理成章。 而我的路途疏通，得益于高考改革，公平竞争机制回到平民社会。 一九七八年我是穿着军装考进大学的。在校园里我遇到无数才华横溢的平民子弟，他们充满激情走在理想的路上。在大学里，人们不再炫耀父辈的战功，不再攀比权势的显赫，用自己的智慧勤奋赢得成功和尊严。我们为耕耘付出艰辛，也为收获开怀欢笑。在这个生气勃勃的群体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归属，找到了人生的目标，找到了自信和爱。

读完五年大学后径直考上地方院校研究生院那年，我回到部队办理转业手续， 发现北京大院来的那些女兵已不知去向。遇到为数不多当年的钟跃民张海洋们，我明显感到在军队年轻化，知识化，现代化的进程中，他们有些失意落伍。以后我的足迹渐行渐远，这些来自北京军队大院的干部子女的生活逐渐淡出我的视线。《血色浪漫》给我一扇窗口重新留意这群人的生活轨迹和命运，此时我对他们观察已经拉开了时空距离。

其实他们在这个变化中的中国混得不赖。八十年代以来，干部子弟的发展朝从政和经商两路分化。六四以后，中共恐惧政权不稳，在干部用人政策上更向太子党倾斜，打江山坐江山的封建世袭观念在这个原本就缺乏自由民主的国度再次成为主流声音。在干部子弟的仕途中，军队内的升迁最快，数目最庞大， 他们平步青云登上权力宝座。据资料，目前军队内部军一级干部，大约四分之一是干部子弟，而且级别越高，比例越大。大军区，三总部， 军兵种部一级干部，百分之六十以上是干部子弟， 书中周晓白的二哥周淮海是这类军官代表。干部子女中仕途失意者则退而求其次去经商，凭借父辈权隆势重，人脉关系，双轨经济体制的空子，巧取豪夺国家资源，疯狂敛聚个人财富， 成为李援朝那样腰缠万贯的红顶商人。

《血色浪漫》让人感觉到一种强势的话语霸权在维护社会这个既得利益阶层，而宁伟李奎勇代表的弱势群体则被进一步推向边缘化，声音极为微弱。下岗工人，贫困农民，还有形形色色社会小人物的生存之路走得异常艰辛， 贫富差距之巨越来越触目惊心。中国社会在社会资源和利益上分配天平的严重失衡，使得许多本来可以出类拔萃的你我同时代的人，成为历史的牺牲品。李奎勇之流就永远走不出北京那灰色的胡同。

《血色浪漫》通俗好读，贴近时代生活，激发怀旧思绪，但却不是我欣赏的文字精致底蕴厚重的深刻作品。小说写得活脱是通俗电视连续剧的脚本。无论小说还是电视剧， 思想上的苍白与同是北京军队大院出来的王朔姜文编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并无二致。在普罗大众的受难之日凸现个人青春的狂欢，用浪漫的血色遮盖时代的黑暗，用青春躁动时上演的闹剧掩饰民族和文化的悲剧。

不过作者心态相当矜持，既不言反思也不言忏悔，既不故作深沉也不故作伤感，把一幅社会时代画卷展开， 平静地讲述特殊年代中特殊人群的故事。《血色浪漫》里的人物个性饱满，素材相当真实，尤其是张海洋周晓白最为典型。相反笔墨最多的主人公钟跃民 却塑造得不那么真实。但由这样一个潇洒又不带世俗成功色彩的人物贯穿主线，倒是给故事结构找到了平衡点，使作者更从容地叙述，而且巧妙地让读者观众在欣赏虚拟的钟跃民时也接受了他那些真实的成功朋友们代表的主流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