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童年童话
（1）两个“管家”
1959年夏季，妈妈去北京参加学术会议期间和老同学在饭店聚餐染上肝炎，回来后就住进了医院。那一年，附属医院临街的一座二层红砖小楼里，住满了肝炎患者，据说都是本院职工。半年以后，妈妈病情稍稳定，转到兴城疗养院又住了一年。
那时大姨被街道安排了工作，弟弟进了附属医院的全托幼儿园。平时家里只剩爸爸、姐姐和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适应这种三个人的世界，我想妈妈，想弟弟，想大姨。
爸爸给我和姐姐开了家庭会议，让我俩自报能做的家务活，再由他来分工。我得到了扫地、洗碗、买粮、买菜的工作，姐姐则负责洗衣、做饭。爸爸说，有分工还要有合作，周日的大扫除和在院子里种苞米、蔬菜的活要一起干。我和姐姐认真地做着自己分工的家务活，家里的一切井然有序。
因为粮食供应紧张，每次都只限量买一两天的定量，所以我隔一天就要去买一次粮。我每天上学都把粮本和粮袋装在书包里，中午放学的时候直接从学校走到老马路的粮店排队买粮再回家吃饭。因为只有几斤米或面，拿起来一点也不沉。蔬菜的供应是每人每天半斤，由锦华商店一个叫老吴的营业员用平板车送到居民区，每天只有几种蔬菜：萝卜、白菜、土豆或芹菜、茄子、豆角，无可选择，凭副食本供应。我家五口人的定量，由我们三个人“多吃多占”了。
姐姐用这宝贵的二斤半蔬菜给我们做出一日三餐。爸爸将一只铝盘扎了三个孔，系上绳子，拴在称杆上，就做成了一个称，让姐姐每次都把做饭的米面称一下，否则吃过了量，我们到月底就要挨饿了。为了增量，姐姐每天晚上都做面条。她把面擀得很薄很薄，切的丝就多一些，然后再放很多水，加上蔬菜。每天我都会吃一大碗，姐姐也是，爸爸吃一碗半。我知道晚上的定量是七两，爸爸三两，我和姐姐各二两。
晚饭后，姐姐用面肥发面，准备第二天早上蒸馒头或花卷。她从不烙饼，因为发起来的面显得多一些。姐姐发面的技术越来越高，面发的好极了，馒头再做的小, 就显得数量很多。
暑假里的一天，姐姐为了省下时间看小说，把我俩一天的定量都做了小花卷，那是我有生以来吃过的最小的花卷了。姐姐共做了56个，给我分了28个。我欣喜若狂，一边趴在床上看小说，一边一点点儿地咬着那核桃般大小的花卷，慢慢享受美味。
姐姐受了我的夸奖，积极性大增，第二天一大早又蒸了一锅小花卷，骑车去医院送给妈妈品尝，想得到妈妈的夸奖。那个坤车鞍座太高，她得站着骑，在双桥洞里为了躲汽车，一个跟头摔得膝盖全破了，鲜血直流。妈妈不仅没表扬她，还告诉她以后再不能这样做了，不然家里的粮食就吃不到月底。
姐姐六年级的时候，放学越来越晚，再等她做饭吃就更晚了。好在我已经学会了做大米粥和炒白菜片、土豆丝等简单菜式。这样，姐姐每天早上起来，蒸好一天的馒头，晚上就由我做饭了。
（2）票证往事
街道或居民组会在夏秋季的傍晚召开居民大会，由每户的户主参加。每当这时，我都会非常自觉的担任“户主”去参加大会。会议内容是讲一些防火防盗的安全问题和大搞卫生等等。我感兴趣的是年底发放各种票证的会议，要拿着户口本、粮食本领取每人一份的副食票。副食票是编号的，从1号到100号，供应的范围包括肉、蛋、粉条、豆腐和过年的细菜。至于哪个号码供应哪种副食是随机通知的，没有固定的规则，甚至常常超出“副食”的范围，连火柴、蜡烛等等都要凭副食票购买。还发过一种“副食本”，每天供应每人的半斤蔬菜都要记在本上。
妈妈有单独的粮本，上面盖着“优待”两个红字，每月30斤定量为15斤大米、15斤精粉。后来，又从“优待”升级为“选购”，每月的30斤定量可以任意选购大米或精粉。妈妈也有特殊的“副食证”，每月固定供应一斤豆油，二斤鸡蛋，二斤猪肉，一斤糖，节假日还供应其它食品。半年以后，爸爸也有了这种“选购”的粮本和“副食证”，除了以上物品，还额外多了每月一条“高级香烟”。这些供应是在享受市民正常供应后额外加的。
每个月我都会和姐姐去一次位于烧锅大坑的“食品公司”（即现在的金凌商厦）兴冲冲地采购这些物品。回到家里，姐姐马上跑到厨房，给我俩一人煎一个荷包蛋。我俩一边吃蛋，一边兴致勃勃地讨论晚上是吃红烧肉还是吃糖三角。不知道怎么回事，小时候我本来是个不爱吃饭的孩子，饭量也很小，那时候却变得格外能吃，还总是感到饿。
除了爸爸妈妈，我还知道叔叔和邻居李叔叔都有这种单独的粮食本和副食本，所以以为它是一件平常的事。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爸爸妈妈当时享受的全月细粮和额外的副食供应是经济困难时期国家对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的特殊待遇。国务院1960年转发的文件将此待遇称为“特需供应”，并且还分为多个级别。
我和姐姐的粮食供应每月只有一两斤大米和面粉，两斤小米，几斤高粱米，其余的就是苞米面了。可是因为妈妈住院期间只交粮票，所以我们家领到的口粮几乎全是细粮了。我只知道，我们借了妈妈的光。一直到上了中学，我中午带饭的时候，发现很多同学带的饭都是高粱米饭和苞米面饼，我的饭盒里却天天装的都是大米饭。我觉得不好意思，每天吃饭时，都把饭盒盖立起来，挡住饭盒，不想让坐在一起吃饭的同学看到我的饭菜。
我郑重其事地向妈妈要求：买点儿苞米面，给我做大饼子带饭。可是，那就要每天早上做两样饭，妈妈有些为难。一个星期天，我正在跟妈妈讨价还价，张老师来家访了。听妈妈说了原委，张老师对我说，你严格要求自己是对的，可是不能给大人添麻烦。父母工作很繁忙，你就别再搞特殊了。
多年以后，我又知道，特需供应的简称“特供”，早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就存在了。一开始局限在最高级的干部层面，不仅有严格的级别限制，还有专门“特需供应站”,模仿的是苏联模式，采用的是苏联专家的设计。政府建立专门的生产基地，采用苏联的先进技术设备，设置专用屠宰场、肉食及糕点、糖果、熟食加工厂，生产、加工、特制优质粮油、蔬菜及肉、蛋、奶、水果。从原料生产、采摘、监测、加工制作、检测化验、包装及调运配送、验收各个环节，全由政府专职人员负责。随着“特供”范围的逐步扩大，在大饥荒时期，扩展到了知识分子层面，为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一样叫特供，目的却是不一样的。内容也和高层权力部门完全不同，是在一般市民供应的空白处增加了定量的糖、蛋、肉、油等。
直到1980年代，我也才知道，“特供”的规定一直都存在。那个在文革中被一再提及、批了又批的“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王实味，就是因为当年在延安从事翻译马列著作的工作时目睹了严格的等级供给制度，在1942年写了一篇杂文《野百合花》，感叹革命队伍里“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而被批判、被斗争、被关押、被杀头的。死后的20几年里还一直被口诛笔伐。
这一切，对于曾经在国人挨饿的大饥荒年代就由于沾了父母的“特供”光，而没有更多挨饿经历的我是强烈的震撼！那时我只是一个孩子，不懂这其中的玄机和奥秘。当我在成长岁月中一次次被直接、间接的所见所闻而震惊的时候，除了深切痛惜，还会有不安和惭愧。是为自己在那个饥荒年代里没有更多的挨饿经历？还是为我的同代人忍饥挨饿的悲伤往事？我也说不清。我的感觉很复杂，只是有一点很清楚：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公平，而且这种不公平一直以各种原因和理由在延续和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