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问，同样是高楼、同样是老城区、同样在翻修外墙，为什么这种一路从底烧到顶的外墙大火只会在香港出现，而纽约、东京、伦敦却极少发生？根本原因是，这些城市从制度上不允许一栋楼被包成一根随时会点燃的火柴。
没有任何一座大城市能避免火灾。纽约、东京、伦敦也天天有失火事故，但关键差异在于火有没有机会形成一条连续、不间断、向上的燃烧通道。在高层建筑中，一旦外墙被连续、封闭、可燃的结构包住，火灾就不再是救得救不得的问题，而是几分钟内是否整体失控的问题。
在这三座城市，这种结构在施工阶段开始之前就被法律否定了。在上述城市，高层外墙施工完全禁止整栋连续封闭，外脚手架必须分段、留空、留断点。香港这种从地面一路包到屋顶的连续覆盖，本身就不合规。在这些城市是绝对不允许的。防护材料先过法律关，覆网、遮挡、临时包覆材料，都要通过严格的阻燃、滴落、烟毒测试。普通塑料布、尼龙网，根本拿不到使用许可。施工期是高风险期，届时会加强消防部署、夜间断电、专职 fire watch。如果在现场抽烟、电焊违规，不是罚款，而是要坐牢的。
这种制度的默认的前提是，人是不可靠的，所以不能指望自律。必须靠制度和法律约束。
香港与这些城市比较，还有一个被忽略但极其致命的差异：城市空间尺度。在纽约、东京、伦敦建筑之间退距明确，楼与楼之间留有物理缓冲，消防通道必须设立，是硬约束，没商量。而香港这次大火发生在高密度城区，外墙施工发生在贴面距离内，狭窄、密闭、垂直，这正是火灾工程学中最危险的“烟囱条件”。火不是“爬上去的” ，是被吸上去的。
在纽约伦敦东京这些城市，总承包商负完全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即使分包也不能转移总承包商的刑责，而且保险公司也会严格把关，可以一票否决不合规方案。如果一场施工火灾，意味着你的职业生涯的结束，这不是靠道德优越，而是用真实代价把风险堵在源头。
纽约、东京、伦敦没有这种外墙通天大火，不是因为那里的工人更文明，也不是因为官员更清廉，也不是因为材料更神奇。而是因为他们从制度上，只允许局部可以失火，绝不允许系统失控。差别不在火，而是在火能不能一路跑完。
香港大火发生后的“竹子和钢铁”之争，争论的根本不是这次大火的根源。用竹棚也好，钢架也好，都不是问题的核心。问题在于当一个极度高密度的现代城市，叠加传统施工方式，合成材料和极限效率，却没有同步升级制度制约，灾难就不是偶然，而是时间问题。
我们经常看见国内施工现场的大标语牌，上面写着诸如“安全施工”，“注意安全”这样的内容。现代城市不是靠大家注意点安全运行的。真正成熟的制度，从来都是假设人会犯错，然后以制度和法律制约，不允许灾难结构出现。如果一种施工方式，一旦点火就必然失控，那它的问题不在 怎么起火 ，而在于为什么被允许搭出来。
火从地面一路爬到天空。速度如此稳定、路线如此顺畅，以至于任何一个受过基础工程教育的人都明白，这不是意外，这是结构在履行它的设计结果。但现在香港和大陆人讨论迅速偏离了重点。材料是不是竹子，工人有没有抽烟，电线是不是老化。这些问题争论起来热闹、安全、可被消化。但真正危险的问题，却被小心地避开了。
文明并不取决于你有没有高楼，而取决于你是否允许高密度人口之上，存在毫无刹车系统的风险结构。当一座城市，允许高层建筑在施工期被连续、封闭、可燃的外墙系统完整包覆，允许这种包覆从地面延伸到天台，没有断点，允许风险在施工期被视为“临时状态”，从而降低约束，允许责任通过分包、转包、文件和口头承诺稀，那么，点火与否只是时间问题。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是谁点了那把火，而在于，为什么有人被允许，在高密度城市中，搭建一条一旦点燃就无法阻止的灾难结构。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回答，那么所谓的文明，不过是一层尚未烧到的装饰。
根本原因是，这些城市从制度上不允许一栋楼被包成一根随时会点燃的火柴。
纽约、东京、伦敦也天天有失火事故，但关键差异在于火有没有机会形成一条连续、不间断、向上的燃烧通道。】
2017年，伦敦的 Grenfell Tower fire 也是一场通天大火。
该楼也是被包成一根随时会点燃的火柴，外部装修用的是易燃材料，火有机会形成一条连续、不间断、向上的燃烧通道，烧死 72 人。